为《韦驮天踏破一切》尖叫

《韦驮天踏破一切》这篇太好了,太特别了,我先是看得眼睛亮了,然后内心开始发出尖叫。

“对方口中即宇宙,外面的世界不过是这个宇宙的巨大微缩模型而已。”

一开始在故事里看到这句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感受到它的威力,但是从后面一句小貂把手伸进了“東”的“口”里开始,所有和“口”有关的文字霎时变得具体无比。

“二人互相争夺,夺还,改变字形,改变笔画数,尽情享受着唯有汉字才能赋予的奇异快乐。”

开阔又亲密的文字爱!色气,坦荡。多和田叶子用文字本身去发展对爱的行动的想象。而且,多么恰如其分的,一个关于字形“口”的故事必须发生在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由此那些激荡才全部成立。虽然这篇的结局令我心有戚戚,但没有任何怀疑,故事创造了一个明亮的游戏。我不能想象出一个更快乐的结局,甚至打算相信多和田叶子所写的,“等待不是坏事。”


《献灯使》书里的五篇故事全都是建立在一个末日的背景上,各国封锁边界,世界充满末日的奇异征兆和不安。刚开始读了没几页,我就意识到这本书会被我归入我心目中“二〇二二之书”的清单,意思是在上海经历过二〇二二年之后更能读进身体里的书。我调动着生命中不能更具体的那年的生活经验去理解书里的许多细节,比如故事中一种名为“蓼草”的植物在东京成为了短暂流行过的蔬菜,人们用蓼草叶做沙拉,让我想起了当时上海的葱。还有《韦》里女人们在避难所搭建临时住家的情节。巧合的是,2025年的下午我在咖啡馆阅读时,还听到旁边桌的人们聊天时还提到方舱。虽然对话内容令我一阵寒栗。四个女生大抵是时隔数年后重聚,有一人忽然提起:“怀念我们在方舱的日子。”

书里与之相关的句子还有诸如:

“我为这本护照受了罪,反倒想坚持用到底,我也觉得自己很奇怪。”

“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别人定义成病菌,以清洁为名义,用消毒液杀人罢了。”

“‘在得到当地居民的赞同后,核电站终于恢复运行了。’实际上,究竟谁赞同了,无人能说清。”


多和田叶子对文字的审美相当稳定地贯穿在所有故事之中。她的每个句子都稳。“这是义郎想要的生活,不流血,不流泪,橙汁日日流淌。他想让橙汁中的开朗、温暖和精神为之一振的酸甜都进入自己的身体,让肠道感受到太阳。”《献灯使》里还有一个段落是义郎提及一张宣传海报的文案,觉得在自己的“语感”里,那个句子太直白无趣。他差点因此认定那家店的面包不会好吃。

“语感”等同于生活所需的直觉,“语感”等同于美。

我要开启暴言了:这是一种无上的标准。


由《韦驮天踏破一切》这篇带来的尖叫在内心持续了一夜。我对这本书全部的热爱可能都归于这篇。我又不情愿给出五星或四星的评价,所以来书评里表达。

爱,爱文字,珍重地凝视,拆解,揣摩,运用,将它融入爱的行为之中。爱,爱这一种感情,爱一个人,所以包含了理解和无法理解的部分,包含了融合与分离。

冷静下来,又看了一遍。如果剥离内心激荡的部分,和最后不告而别的忧戚——故事里写:“无论做什么,都很快乐。当然也有很多时候想呕吐,流过眼泪。不过,如果把这些全部放到时间的筛子上,最后留下的则是无数快乐的记忆,悲伤记忆也只有一个罢了。虽然只有一个,这唯一的悲伤却压倒了几十几百个快乐回忆,沉重无比。”——如果没有这些,这个故事最后留给我的一种感受是:纯真。

游戏的纯真。

人有时候是会寄居在一个故事里的。因为这种心理,一个个故事成为了“理解”和“相信”的汇聚之所。我们选择的每一个故事都在释放我们:我干干净净而真实,你也是。

乌格雷西奇猜想

2024年读完了目前理想国出版的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书籍。最开始是被封面设计吸引,一起买了《疼痛部》和《狐狸》。翻开《疼痛部》的时候,我正在北京环球影城排队,一趟和家人的旅行……在等待入园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它会成为当年我最喜欢的书籍之一。也是因为它,我开始意识到此后人生我的阅读体验里永远会有一类书籍,我的“二〇二二之书”。

我非常好奇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国内开始出版乌格雷西奇的作品。因为正是在经历过2022年封控所带来的疯狂、混乱的一切之后,《疼痛部》里的文字在生活中变得具体、真实而疼痛无比。它让我不断想到《德黑兰狱中来信》那篇中文作品。难民、流亡者们,在失去一种语言的时候,开始用相同的语言沟通。

带着被《疼痛部》触动的热情,我又翻开了《狐狸》。故事设定是我会喜欢那种——“怀疑故事”——的设定。但当时读着读着,注意力涣散了,后来放下了那本书。

后来,我在书店遇到了《多谢不阅》。一本刻薄而好笑的书籍。她说对于图书市场而言,作品没有出版提案重要,于是乌格雷西奇认真创作出版提案,甚至把一系列经典名著重新改写成一份出版提案发给编辑,但是《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维吉尔之死》全都遭到了否定,而对于《百年孤独》,编辑回复:“(内容就算了!)没人能看明白。不过这么好的书名,没有理由不用一用。”

等到今年开始阅读《芭芭鸭嘎下了个蛋》,我产生了想要和这位作家变得更亲近的愿望。一个原因就是她笔下的女性让我感到亲近。我太喜欢“妈妈搭急救车去医院时要顺手带上垃圾”的情节了。以及,我喜欢她幽默的性格,不是那种站在舞台上自在又机警地讲脱口秀的幽默,而是在书页上希望用各种方式讲出真话的幽默。

读完《芭芭雅嘎下了个蛋》之后,我的一个新的阅读计划是想要多读和女巫、女性神话有关的书,另外一个则是读完乌格雷西奇的所有作品,那时还差两本了。真正翻开《无条件投降博物馆》是在看完电影《好东西》之后,里面有个乐队的名字是“无条件投降”。

最后我重新拿起之前没看下去的《狐狸》。乌格雷西奇的文笔开始在我脑中有了一种稳定的声音。而且后者的写法也很跳脱,时不时会进入到另一种语调甚至是文体之中。但越来越多相同的元素——以作者稳定的声音——重复响起,让我感到熟悉。

于是我开始写下在阅读她的书籍时所产生的对这个作家的想象。这些想象全都没有考证过。

1

对乌格雷西奇女士的猜想之一:她一定非常爱她的妈妈。

诗人奈莉·萨克斯在流亡后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乌格雷西奇女士生命中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是读《芭芭雅嘎下了个蛋》和《无条件投降博物馆》时,她用不同分身在书里写下的母亲似乎都有相同的特质:敏感、热爱清洁、不避直言。

而且尽管在提到母亲的形象时,很多处说的并不是好话。母亲是多变的,是饥饿的,是会用“尖利的小爪子刺进”女儿肉里。但你读了乌格雷西奇写的文字,就会知道,她最后总是原谅了母亲。她总是用细密又清透的方式捕捉到母亲松懈的瞬间。那个松懈的时刻露出来的是一个人的真相。

2

对乌格雷西奇女士的猜想之二:她一定相信世上有女巫。

《芭芭雅噶下了个蛋》一共分为三个部分,阅读时我最容易分神的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因为日常的共情打动我,第三部分特别聪明地换了一种文体,集中介绍芭芭有关的女巫文化,扎实丰富。

最初对这本书好奇是因为今年还读了一本《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尹》,里面写了一位“天地之女神”安娜·尹,故事一气呵成,非常澎湃。刚开始读《芭芭雅噶下了个蛋》时,的确有点出乎意料,一个在简介中说和女巫有关的故事但在开篇却迟迟没有魔力、没有解放的时刻,反而在写忍受,在写饥饿与喂养。但后来转念一想——我是不是也希望母亲,或者是我,可以是女巫呢?是的话,这个故事何尝不是在提供一种从生活中起飞的可能呢。

后来看一篇介绍乌格雷西奇的文章,写到她与其他四位女作家因为立场问题,曾被蔑称为“克罗地亚五女巫”。后来决定离开故国时,乌格雷西奇说的话是:“我决定抄起我的扫帚飞走。”

哎,越多搜索“女巫”的历史,越会发现,“女巫”这个词语或许从本质上来说指代的从来都不是魔杖、药水、或者那些点石成金、返老还童的虚幻魔法,“女巫”说的就是女性变老了,但仍自由,且充满智慧。

3

对乌格雷西奇女士的猜想之三:她书写故事,但怀疑故事。

在《狐狸》的设定里,乌格雷西奇就对作家笔下的故事产生怀疑,她绕来绕去,设置各种情节障碍去讲述“故事之所以为故事的故事”。在《芭芭雅噶下了个蛋》的第二部分,她一边像织毛衣一样创造人物和情节,一边又忍不住在每段结尾跳出来,警惕读者生活和故事的差别。

你看看她都说了什么:

“生活给人设下圈套,故事的箭却射中了目标!”

“生活常常把我们当成无赖,故事却避开了麻烦的祸害。”

“生活常给人迎头一击,而故事却只在乎它自己。”

“现实中的一切进展都要缓慢得多。然而,故事中的现实很少与生活中的现实相符。换句话说,在生活中,一只猫挖空心思才能捉住老鼠,但故事就像一颗子弹,绝不浪费一秒工夫。”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延期,但故事必须抵达目的地!”

看到一个作者如此费心去声明生活和故事的差别,让我感到安心,确认为此而恐惧的人不止我一人。我们总是从生活中去取出故事,关于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故事,关于爱情——那个两个人一同书写的故事,关于我们所观测到的世界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运转着的故事。或许,生活和故事的差别在于流速和控制感。在故事中,我们拥有全部的控制感,而且必须通过技巧的学习去创造更好的流速体验。生活中,我们也试图如此,却屡屡失败。

有时候故事是不断地记住,而生活需要忘记才能继续。不是忘记所经历的错误,也要忘记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忘记一种执着。乌格雷西奇提供了一种既“选择生活也选择故事”的范例,怀疑,但仍然书写。又或者两者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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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乌格雷西奇女士的猜想之四:她肯定有收藏的习惯。

《无条件投降博物馆》里,因战争离开家乡的母亲在一只猪皮手袋里收藏着自己所有的相片。《芭芭雅嘎下了个蛋》里,民俗学家阿芭收集了那么多民间女巫传说。乌格雷西奇的故事里,总有一个热爱收藏的人物,于是我就在想这是否就是她自己的习惯呢?在她的书柜抽屉里,是否有不同分类的笔记本?她是否有放满各种剪报的收纳盒?她的电脑文件里是否有一个层层嵌套的巨大文件夹?

信息既丰富又跳跃,是她好几本小说的共同特点。在读《无条件投降博物馆》时,我被她所介绍的莫斯科画家伊利亚·卡巴列夫吸引了,后来还去搜索他作品的图像。艺术家曾经创作了一个名为《我的一生》作品,一个手帐集里面有各种暑假明信片、简报、便条、笔记、速写、照片、信件、证书、个人文档……乌格雷西奇在书里很详细地写了这个作品。我想这个作品打动她的原因,正和我被她的作品所打动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都因为恐惧而收藏着手边仅有的生活。

这个流动的过程,何尝不是“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呢。

5

对乌格雷西奇女士的猜想之五:在狐狸和刺猬之间,她是想成为狐狸的刺猬。

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事。’这句希腊谚语是以赛亚·伯林1953年发表的《刺猬与狐狸》一文的题记……伯林据此将杰出的作家分为狐狸和刺猬两种类型。但丁、柏拉图、帕斯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鲁斯特是刺猬,而蒙田、伊拉斯谟、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和乔伊斯是狐狸。

乌格雷西奇的故事总是装着多种多样的信息,看起来很像是狐狸作派,甚至她的一本书名就是《狐狸》。而且她总是在故事里躲躲藏藏,设计各种弯绕来推进情节,甚至有时候连文体都是不同的。一本书就像是一张摆满不同瓶瓶罐罐化学试剂的实验桌。

可是在我的猜想里,乌格雷西奇女士更像刺猬。无论怎么变化,她总是在写相同的事情:流亡、女巫、故事。

她在写,一直写,说不定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但还是在写一样的事。

6

对乌格雷西奇女士的猜想之七:她会去讲开放麦。

“监管当局早已意识到,这些东西最好还是合法销售,因为无论如何都会被非法销售”,“谢克先生真正售卖的,是意识形态的迷雾。”

乌格雷西奇写的真的很好笑,好些句子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脱口秀舞台上赢得满堂喝彩。

而如果把她作品里所有的金句都摘出来,至少可以讲满一个小时的脱口秀表演。

7

对乌格雷西奇女士的猜想之八:她一定是美术馆常客。

周末的时候,她总会去美术馆,约人,或者自己独自看展都可以。她会记得那些令她留有印象的艺术家的名字,会仔细看打动她的作品,并记录下来。比起作家,她似乎对作画的人、装置艺术家和行为艺术家更感兴趣。她将不同的艺术家放进自己不同的书里,甚至有时候令她感到震撼的“艺术家”是一只死于1961年8月21日的海象。因为人们从它的肚子里找到了:

“一枚粉红色打火机;四根棒冰棍(木制) ;一枚贵宾狗形金属胸针;一把啤酒起子;一只手镯(大概是银的) ;一根发卡;一支木头铅笔;一把儿童水枪;一把塑料刀;一副墨镜;一条小项链;一根弹簧(非常小) ;一个橡皮圈;一顶降落伞(儿童玩具) ;一条长约十八英尺的铁链;四根钉子(非常大) ;一辆绿色塑料小汽车;一把铁梳子;一块塑料徽章;一个小娃娃;一只啤酒罐(皮尔森牌,半品脱) ;一盒火柴;一只婴儿鞋;一个罗盘;一把小小的汽车钥匙;四枚硬币;一把木柄刀;一只安抚奶嘴;一堆钥匙(五把) ;一只挂锁;一小塑料包针线。”

她向那些深谙如何将一个家庭打造成为博物馆的资深人士——母亲们——学习,将这门技艺用于书籍的创作中。她建造了一座《无条件投降博物馆》,其他的书——即使名字里没有出现“博物馆”——也像博物馆似的,乌格雷西奇女士用章节划分不同展区,每一个字符都是她亲自设计的动线,而人物、记忆、思想则是展品。

所以我想起最初我曾拿起又放下的《狐狸》。有时候在她的书中感到迷路,不必担心,也许你可以走出这个房间,直接去下个房间参观,就像自己决定如何看展一样。

门罗是一种旅程

这周重新读了门罗的故事。我的书架上只有一本她的书,《逃离》。重新翻开,带着些许羞愧的心情,因为印象中我没有读完过这本书。大概是看了前面一两篇故事,因为书签夹在第三篇的标题页。我在第一篇还留下了几行铅笔划线。但我清楚知道自己没有读懂这里面的故事,因为它们的情节从没在我脑中出现。甚至我留有一个偏误的印象,门罗是写”婚姻中的女性“的高手,而我对婚姻全无了解的渴望,这些年也便一直没再有想要阅读门罗的欲望。

这次我是在读到弗洛拉从夜晚的雾中如同神秘启示出现时,才意识到同名短篇《逃离》是一个多么精妙的故事。它不关于逃脱是否能够成功,而是揭露关系中每个人错位想象的本质。到了今天,我才可以说我喜欢这个故事。

门罗对男性的讽刺自不必说。但她处理得精妙。我最喜欢的一个细节是,克拉克在对西尔维亚耀武扬威地展示自己对妻子的所有权时,小羊弗洛拉的突然出现使他受到了惊吓。门罗用两个字写出了对男性将自己的弱点下意识地加塞给所有人的嘲讽——

“那羊在离他们一码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变得羞怯起来,垂下了头。

‘弗洛拉,’克拉克说,‘你到底是从哪个鬼地方跑出来的?都要吓得我们尿裤子了。’

我们?”

这里的“我们?”很巧妙的以单段的形式出现在故事中,并没有直接说是西尔维亚的想法,在读到这个问句的时候,我脑中浮现出在媒体上看到过的门罗的照片——带着聪慧的女性的笑容。

同时,也是在这个故事里,门罗会宽厚地为克拉克这个角色“辩护”,“克拉克人很聪明,可是连中学都没念完就急着出来混事了。他跟家庭完全没有了联系。在他看来,家庭根本就是一个人血液中的毒素。”是啊。这世上,凶残愚蠢的人也想逃离家庭。

不过故事里我觉得更微妙,以至于我可能很难直接解释、很想找人聊一聊的是,西尔维亚和卡拉之间的关系。一位失去丈夫的年长女性和一位贫寒、为家庭所困但却在前者眼中看来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之间的关系。前者想和后者建立一种亲密的友谊,但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对这种关系的渴望。

一个特别吸引我的细节是,西尔维亚从希腊度假回来时给卡拉带了两份礼物,一个是昂贵的摆件,另一个是她在路边捡的小石子,因为她想要卡拉也能够拥有外面世界的一小片土地。但是最后她只送出了第一个礼物。在感受到卡拉对礼物(也对她)不为所动的表情时,西尔维亚退缩了,再没有提起那块小石子的事。

这是一个人内心中所装载的幽微。对于一段关系而言,那一两秒钟里一个人所做的决定,尽管无比微小——要不要流露出对另一人的更亲密的感情——但在我看来,描述这个细节,显示了作家对“命运”真正准确的理解。对,人们很难真的知道“命运”是什么。在《逃离》这样的故事里,卡拉最后走下大巴车回到自己的家庭里会被更多人理解为“命运”,更庞大的难以抵抗的东西。但我认为,命运是用一个现实终结了本来有可能的更多的选择,那个没有送出礼物的时刻就是“命运”刚起来抬头的瞬间。

西尔维亚和卡拉或许能建立起一种全然不同的、对两个人都有无尽益处的、长久支撑彼此的爱的关系。但在那个时刻,尽管没有一方主动制造了能够被指摘的过错,但那种可能性轰然塌缩了。卡拉没有和遥远的土地建立联系,西尔维亚对这段给予过她极重要的抚慰和陪伴的关系的热望也冷却了。

我还有一个发现,在这本书的第二个故事《机缘》里,我看到门罗有一段对月经的描写——

“她脸上潮红,肚子里有点胀痛,而且稍稍有点头晕和不舒服,她重重地往便桶上坐下去,取下湿透了的卫生巾,用手纸包上,扔到专设的秽物桶里去。她欠起身取出包里干净的卫生巾,此时见到便桶里的水和尿因为有她的血而变得通红。她把手伸到冲水的按钮上,却注意到眼睛前面贴有告示,说火车停下时切勿冲洗便桶。”

搜寻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我记不得上一次在文学作品中读到对月经的描写以及它所带来的具体的、现代的尴尬境地是什么时候了。也许就像之前我曾经读过这个故事但没有印象一样,在我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不会知道这样的描写对于不同。但现在我有所明白了,门罗是如何深切地感同着女性的命运,以她自己的生命,以创作的生命。

这两篇所带来的阅读感受,让我有一种想要这周内快快把整本书看完的念头。这是我的弱点,缺乏计划的能力,需要依靠短暂的热情推动进程。但,我看到李翊云在卫报发表的纪念艾丽斯·门罗的文章中,她说:“Her work is not for sampling (which sometimes happens to short story writers) or devouring in one sitting (a wrong-headed phrase, which equates reading to consuming). Rather, Munro’s work is for rereading over time – years, decades – until one’s relationship with her work becomes part of one’s relationship with life itself.”这段话让我缓和下来,不再抱着急切的心。门罗是一种旅程。

在我所经历的事情里,无论我在做什么工作,又或者认识谁,有一点肯定无疑——书是我所知道的最美好的事物。

回过头看,虽然中间经历了这么多时间,但我比十年前的自己更能与门罗的故事共鸣了。阅读会一直继续下去。谢谢门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