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清晨五点半从乌兰布统草原出发，那时太阳刚刚从东边升起。客车慢慢开到山岭深处，我看到地面落了白色，再仔细看，漫天都是细小的雪粒在飞。
乘务员特意来座位上拍了拍我们，怕我们错过：“你们来旅游的，看看这个雪。现在都快五月了，这里还在下雪。”
司机拨打了一通视频电话：“宝贝，你看看这里还在下雪呢。”
在一个广场，我们作短暂的停留，对面是一片无言无语的树林。忽然一个时刻，雪势变大，铺满了眼前的画面。人们被召集，车子重新发动。后面的一路上又搭乘上不少新的乘客。他们等在路边，头发上落着雪。
每一条人走过的道路，轨迹都变得更清晰，山林的轮廓却显得朦胧。圆形的太阳在云层后面悬着。有一片草地先绿了起来，被雪掩着，颜色是浅浅的。镇子里的商店大多闭着门，而牧羊的人已经起来了。一座荒废的院子里，几张黑色的皮沙发互相对峙。有一头牛，在荒原里孤独地吃草。
沟壑、山顶、林子，这辆客车，就这么一路开过，落雪的山间。
我靠在车玻璃上忍不住一直看。
这大抵算是一篇懒人的小区观鸟故事吧，写了写我在卧室与在小区楼下遇见的鸟类朋友。
我在上海居住，近来总觉得有些看腻了自己阳台窗口的风景，即，对面的楼。
那楼也没什么特色，建筑方方正正，窗户方方正正，还有挂在墙面上的空调外机，方方正正，加上楼顶一个老虎窗装饰，就是全部了。
偶尔让画面有些不同的，就是会飞来晾衣杆的斑鸠。
开始自由办公之后，我在房间里的时间增多了。有时候坐在卧室的椅子上敲着字，忽然感受到有什么目光似的，往外一看，一只斑鸠停在我的晾衣杆上。那个晾衣杆是原先房子就有的设计，估计有两米长，向外延伸着。晴天一到，我的邻居就会伸出两三根同样长的杆子挂在自家的铁晾衣架上，晒衣服、晒被子，如果我们的小区楼沿街的话，这个风景就是所谓的上海“万国旗”了。我在这住了两年多，也没想明白他们家里那么长的杆子是从哪里买来的。我晒衣物只顶多晒在靠阳台最近的横杠上。所以斑鸠倒是在这里停落得很自在。我在看它的时候，它也在看我，像是监工似的，也像中学时要从对面窗口偷偷张望教室的男班主任一样，滴溜转着自己的小眼珠。
我原先统称这种灰色羽毛的飞禽为“鸽子”，后来朋友纠正我，脖子上戴了一圈“珍珠项链”的应该是斑鸠。
“哦？斑鸠，就是《印第安老斑鸠》的斑鸠吗？” 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奇怪的联想。
知道了这种鸟类的正确名字之后，我才稍微有了一点和它的联系。它们总是在下午的时候飞来我的窗口歇息，看看我在家办公的进度如何。
只有一个清晨，约莫五六月份，那时五六点的天空已经有微微的蓝白光芒，我被外面传来的声音吵醒。梦还没在脑中散去，耳边的声音却层层叠加起来，我琢磨着，听起来像是好几只斑鸠在争着抢着讲话，也许是一个家庭要决定老房子的拆迁费该怎么分配，或者公司里的一场新项目头脑风暴会，大家都不负责任地七嘴八舌讲着自己的话，而不管别人在说什么。
迷迷蒙蒙睁开眼，七八只斑鸠落在我窗外的晾衣架上。有一只似乎先看到了我，安静了下来；接下来的一只看到了我拿起相机的手；后面又有几只看到我起床准备向它们走进……倏忽，一只斑鸠飞走了，接着，又两只也飞走了，等我站在阳台上的时候，晾衣架上已经空空如也。
斑鸠们果然不愿让人类参与它们的讨论会，只是借个地方开会。
上传失败
上传失败
它看到我了，豆子似的黑眼珠在我身上溜转了一圈。
在我们小区楼下，经常有流浪猫出现，我认得三只，一只全身黑色的猫咪，一只喜欢站在窗台的橘猫，一只三花猫。它们轮流出现，各自有各自的地盘，但是经常的，我在允许扔垃圾的时间下楼，可以看到它们散聚在楼下的饭盆边吃饭。
我看到过喂猫的老太太一次，她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捆扎好的塑料袋，解开袋口，把里面的猫粮倒出来，一些倒在塑料盆子里，一些直接倒在地上。老太太好像并不住在我们这幢楼，但是每天倒是都很热情的，至少我从没看到盆里什么时候缺过猫粮。
我认为，这座城市里的人对猫咪总是善意的。前些日子穿过公园回家，听到惊吓的、脆弱的小动物叫声，回头看到一个老太太提着袋子朝我们走来。
“是猫咪叫吗？”我和朋友互相问。
老太太没看我们，自顾自往前走，我们确认了声音是从她手里的袋子中发出来的，她说着：“又是一只流浪猫，我家里已经救助了很多只了，没办法，下着雨，还是把它带回家吧。”
小猫大概也并未意识到自己是被好心收留了，也许陷在命运不安的恐惧里，一路发出呼声。我心里许愿，希望它能被好好对待。
看到那只偷吃猫咪食粮的乌鸦，我忽然想到，好像我们从来不会把天上飞的动物想象为是某种“流浪”的代表，比如称乌鸦为“流浪乌鸦”？仿佛乌鸦就是应该生活在外面的，某个地方，它们能为自己找到吃的，它们不会躲在汽车轮胎下，它们也不害怕寒冷的冬天。
那只乌鸦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一样，保持着不动的身姿，我从它的目光里读出，它也许在说：“怎么，我不能吃这些粮食吗？”
“噢，我并无意打扰您用餐，只是想提醒一下，这些是那几只猫咪的粮食。”
“吃另一个物种的食物不是很正常吗？你们人类不是天天都这样。”
“哦哦，您这么说的话，也是有道理。”我想起早餐吃的一块三明治，里面的金枪鱼罐头尝起来也让我觉得有一种吃家里猫咪的罐头似的腥味。
“本大人觉得味道也还可以。”乌鸦君吐出这句话，低头又啄了一口地上的粮食，最后一口。
然后它拍拍翅膀飞走了。
“你看月亮好圆。”
有好几次走在路上，我和室友说出这句话。她认为这毋庸置疑的，是一句废话，没有任何文采，没有新的信息量，“你难道从来没见过圆的月亮吗？“
但如果看见了这样圆的月亮，还是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譬如今晚。
今晚的月亮很特别，周身有一种奇异的光彩。我透过街道边的梧桐树枝看着它，它身上的环形山暗暗的影子也很清晰。
又对身边的室友说了句，“今晚的月亮好圆。”
她应了声，大概在想着工作的事，没有什么回应。我们继续往前走，往家的方向走，月亮在我们的后头。
到家了，已经八点多了，想去拍月亮，想找人出门喝酒。
发了一条信息，对方说今晚没空。
猜想她今天可能也会有一段时间在路上，和她说了，“今晚的月亮好圆”，又补了句，“总感觉要做点什么。”
信息发出去之后，我才想到也许应该把“好圆”改成“好美”。但川端康成说形容月色很美也是一种“我爱你”的表达。不知道修正之后是不是会显得刻意。
果然对方回复了，“今天十六。”
为什么她们都在强调时间，好像谁不知道月亮每个月都会圆一次似的。但今晚，看得到它呀，那么清晰，那么明亮。很远，又觉得可以接近。
不能出门了，我在卧室坐了一会。想着月亮应该升到了我的窗口，去阳台张望了一眼，果然看见了。找相机，要拿出长焦的单反，调慢快门速度，降低感光度，去拍月亮的表面。
其实以前也拍过类似的照片。这样的相片，也没什么好留存的，月亮不还是那一个月亮，怎么拍也是漆黑的夜空，明亮的月球罢了。
把相片发给了母亲，她回了我家里厨房长苗的大蒜的照片，和我说她在拼多多上买的蒜、姜、芋头如何如何被她处置好了。“芋头找到个好办法，切块蒸，就不粘了，刚拌了点白糖吃”。
她还关心上次让我带去的蒜苗，“蒜发芽了不要扔，找个不要的小塑料盒，把它们排好队，然后放水没过蒜头一半就0K了。”
还说了些别的，就道晚安了。母亲隔了片刻，又发来，“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想起了孟庭苇的歌。”
我和她说，待会去阳台上看看月亮，“好美好亮的，应该看得见。”
我们家在三楼，一个城市里普通的商品房，入住的时候母亲就额外让装修队把防盗窗、防盗门都装好了。我曾抱怨过这样透过窗户看外面，被栏杆阻挡着，看什么也不美了。我想象着待会母亲穿着单薄的睡衣，也许还是光着她的腿从床上起来的，走到阳台边，要通过那绿色的推拉门间隙往天上望。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有点寂寞。
母亲传图片给我了。月亮是一个明亮的小圆点，更外围是浅浅的彩虹色的光晕，好像仅仅是看数码图片也可以感受得到月亮的光彩是怎么照在那些抬头看它的人的身上的。
“拍得不好，肉眼看超级亮，好美。”母亲说。
“是呀，感觉我们提前了半年过了个中秋。”我说。
其实前几年中秋的日子我们都没这么热切分享过一轮明月。
今夜，我想还是值得的。月亮很圆很美。
我又回到老房子里。
每年我都试图用文字去描摹这个老房子，但每次都失败了。房子是自家盖的，连排，建得平平稳稳，四四方方，前面一个大院子，后面一个小院子。但是每次我仰头看，都觉得这个屋子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一个极其怪异的存在，像一株二十年的老树，中间是空心的，却还在向上生长，姿态扭曲怪异。
房子，2000年落成，那年我刚上小学那一年。开学那天我在县里最热闹的购物中心买了用 10 块钱买了一个风铃挂饰，现在下面的铃铛已经生了锈，还挂在二楼卧室门口的灯具上。我在这个房间里只住了五年就去外地念书了，再之后几乎每年只有春节时才会回到这里。因为家族生意上的变动，一楼原先的餐厅、客厅成为了物品杂乱堆积的仓库，没有要让人生活的意思。每次我到家了，都直接走到二楼去。二楼有我的卧室和书房。我在家的时候，还是在书房的时间最长。不过那个书房也只是我童年时的书房，没有暖气，冬天的时候用一个小暖灯和电热台办取暖，我就坐在里头写作业、读书到后来对着电脑敲字、办公。房间里没有无线网络，路由器也没有一台。没人要为这样的房子装网络。于是每次我回来，只能开手机热点让自己接入互联网世界。书房离县城最主要的那条铁轨不远，K字头、T字头的火车经过，我坐在房间里就可以听到鸣笛声，以至于我常常忽略那个声音，并不觉得恼人。下雨的时候，雨水会落在后院遮雨的铝合金板子上，轻重交替着，击打声并不均匀。我们生活在这个家里，也经常没什么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过年的时候经常往外走，去亲戚家里。
去年我在上海的时候，经常有睡不着的时刻。心里的杂事杂念像房间没关的灯。一个人熬着熬着，总要到凌晨两三点才睡下。回到老屋之后，晚上九点、十点，屋子里便阒静了。父母不再对话，只有我还在书房醒着，就这样专注着再过了一个小时，我便也关了灯，寻床去睡。
我不喜欢在老家的生活，总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孩童时代，很多安排不得由自己决定，比如何时吃饭、去哪吃饭，都要在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行动里。我已经不习惯这样的生活了。另一方面，外部县城和我的连结也是微弱的，二十年不变，还是那个大马路，那个购物中心。尽管开始出现了更多的炸鸡店，更多的影院。我小学时候的朋友大多也都在后来的岁月里散轶了。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和身处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发着信息。
今年原本也因为“原地过年”的种种说法打算留在上海的。可是日期临近，加上那天听闻外婆“一个人在家里打麻将，把面前的牌打完了，看能不能胡牌，再坐到下家，继续把面前的牌再摸一遍”的事，又决心还是回家一趟，看看老人。人，总会一年一年离开家的，好像自己还能用微不足道的行动稍稍延后这样的感受，也该在能有选择的时候这么去做。我们有年轻的苦闷。他们有老了的孤独。
坚不可摧的屋子会从内部开始慢慢剥落。我们住在里面，每年都在制造和承受自身带来的毁坏。
湛江，海滨公园，入海口岸边的泥沙浑浊，数艘渔船并列停泊。我找到了往下的石阶，但是却停住了脚步。我一路从附近的一家书店走来，经过小区，一直往南，来到这里。原本我想来这里坐到日落，在明天离开南方城市之前，像眷恋一个怀抱似的，向海洋讨要最后一个安慰。
只是阴云一直在我的头顶，偶尔洒下轻轻柔柔几滴雨。迎面走来的情侣已经撑起伞。我没有伞，只能依靠判断，决定去留。面向海边的方向，天空看起来晴朗无比。
在海面与沙滩的分界处，天空也在划分晴与雨的比例。
1
我想到出发之前，一趟短暂的杭州之行，也遇到了一场滂沱的大雨。
春末夏初的那两个月里，去了四趟杭州。第一次，我和Q去了咖啡馆、去了一家杭帮菜店、去了一家书店、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去吃了可露丽、去了一家日料。第二次，我和Y在工作结束后，去了一家咖啡店，去了一家书店，然后去吃了上次我吃过的杭帮菜。后面两次，恰好都有姐姐陪我大半程，她刚在这座城市里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新婚，新家。最后那次杭州之行，行程由她安排，她问我有没有什么心愿？我说没有。
其实我对城市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感觉，和人在一起，不过都是那些，店、店、店、店。我没说出口。她带我去了一家面包店。我发现这家店就在上次可露丽店和咖啡店附近，便顺带又去了一次，然后我提议可以连带着再去第一次去过的书店。然后晚餐去了一家新店，不过也是在上次吃的那家杭帮菜附近。都是在之前的经历里打转。
最后我们走出餐馆，暴雨结束后的夜晚，空气有股自然的芬芳。我对这条路有了熟悉的感觉，在这个我依然有陌生感的城市。
那一刻忽然拥有了一天里最为舒适的时刻。
走在看得见雨水反光的路上，经过一家家我根本不会记住名字的零零总总的店，我的身体像是一棵树一样，被已经暂停的雨，和凉爽下来的夏夜晚风激活了，如果我真的是一棵树的话，我的手臂上应该已经冒出好几个尖尖的叶子嫩芽。
我们聊着天，走了半小时，到地铁站。这个晚上，我还要回到上海去。
2
姐姐要回杭州的家里，地铁与我顺路。到站时，我让她别下来了，要分别，她却和我一起从车厢里走下来，说要送我走到闸机口。
“我就不出去了，就送你到这里。“
我完成着支付车票的动作，推开了闸机，和她分开在两边，“再见啦”，我挥挥手。她也挥挥，身子却没动，款款地看着我。
姐姐好像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好的人，照顾着人，温柔地守候，表达着爱意。那一刻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我永远会在意这些事情，即使在一些不能这么表示的时候。有一次在上海的分离，一段感情将断未断的见面，我知道如果说“应该”的话，要在什么时候转过头去，我也知道身后有目光在看，可是我就是没有回头。在离开后，自然收到了信息，说：“你没有回头的时候，我感觉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在手机上回复“不会啦”，但是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撒谎了。决定已经做出。再见面，我们所拥有的也只是成片的干旱，再也不会拥有那些雨的回忆。
也好像是自从那次分开之后，我的生活里少了很多以前赖以生存一般的温情脉脉的时刻。日子坚硬、笔直。像是一个人如果适应了连日以来的闷热，不相信如果下一场雨降临，生活还会重新轻柔起来。
上海就是这样。告别的人，生活在同样这座城市，并不那么轻易可以再见面。踏空、踩错、失落。不用力握紧在一起的人，很容易就分离。
3
我喜欢熟悉所带来的安全感。在某家外卖店点到好吃的菜肴，我可能会点上二十次。我也曾重复点过一家咖啡店同样品种的咖啡，四十来次。
我对生活的判断依赖直觉。直觉会帮助我做出第一次的选择。但我仍然需要数量，才能对感觉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确认，直到变味了。
那趟杭州之行也像是这种行为模式的缩影。我没有刻意安排，又似乎是在为自己创造这样的机会，我一次次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来到同样的路段。第一次，炎热的上午，我们步行经过这片街区刷得一片新白的老房子，老人家坐在陈旧的竹椅上摇着扇子。第二次，多云的午后，我们从3公里外的地方骑自行车过来，经过很长的一个坡道，还穿过一个桥洞，风从我的手臂下吹过，我想到一些我没有经历过却看见过的画面，来自电影。第三次，就是那个雨后的夜晚，吃饱后，我们往地铁站走，愉悦的直觉袭中我。我可以孤身一人，坍缩在那个时刻所形成的虫洞里，不被理解的，享受着这个我发现自己纯粹爱着这个宇宙的时刻。
5
雨是狂躁、郁结、无法判断，雨下过之后又会出现关于爱的预兆。
6
一个熟练的城市人，应该判断雨的来临，有所准备，不让自己陷入狼狈的境地。或者，就像我认识的一个人，她总是在出门的包里放上一把精致的小小的伞。
湛江是我夏天旅程的最后一站。今年夏天，在决定开启这趟二十九天自己一个人的旅行之前，我有过很多想法，还说过要去西藏，去新疆。
我的室友阿江不相信，她觉得我不是那类人。The Type，我想到美剧的人会用手在空气里比一个引号，用来表达强调。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我觉得你是适合城市的那类人。
哦。城市。
我想我应该相信阿江的直觉。就像当旁立决定回恩施之后，我参加了至少三次她的上海告别聚餐，但我直觉这不是告别，她还会回到城市里来。
旁立在文章写她回到恩施的生活，她写：“家里没有冰箱，只有一个石头做的大水缸。以前夏天在家，西瓜被吃的前一天一定要放进大水缸里，水从山上来，还有点冰，瓜沉入缸底，一夜之后，瓜摸起来冰冰凉凉。”这些文字有草木香味，不是种在阳台上的盆栽植物，而是种在大地里的，一旦刮起风下起雨来，每片叶子都要和天地一起摇晃的草木。
而我的文字总是太“城市”了，结构像一个小区，一块块搭建起来，我写经历，写消费，写人的故事，也无外乎消费金钱，消费爱情。
上海的行道树是很辛苦的物种，即使被市政工人养护，但看望着每天在街道里奔跑而过的太多辆汽车、太多灰尘，总是辛苦的。城市行道路的树干给我的感觉，就是灰土色。而乡下的树木，则是深色的、湿润的，像一个缠绵的拥抱。我不会想到去拥抱一棵上海街边的行道树。也许除了醉酒的时候。不过我也没有真的喝醉过。最多有一次，喝到难受，在一棵树下吐过，第二天我重新看到那棵树和地上尚未清洁的污秽物，我感到羞耻，但是选择走开，那时候我想着我要坐地铁，我要在正确的路上，上班去。
这是城市生活，落满无聊、干涩的沉屑。
7
但城市又会通过种种结构，给人安全。所以我们一次次要回到这里。
在下雨的时候，你可以在便利店买到伞。
8
我的身体里，也有落雨的预兆。闷热、湿润。我总在想男孩能不能准确体会到身体落雨的那一刻，就是一个月一次，你记起一件好像已经被忘记的事情重新发生的感觉，你可能做好了准备应对，也可能毫无准备。比如一个月一次，你知道出门的时候会遇到雨，你可能带了伞，可能没打伞。雨已经来了。嘀嗒，嘀嗒，落在地面上。一小块地面湿了。
在京都旅行时，便利店的店员看到台面上要结账的物品，会转身拿出一个黑色的纸袋，包装好，递给你，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谢谢你，欢迎再次光临）”。
9
当我离开湛江海滨公园的时候，雨已经落下来了。
出发前一夜，一宿没睡，飞机在6:40起飞，索性凌晨2点便从床上起来，做点什么。
我坐在桌前，把工作要处理的文档再次整理了下，但好像没有什么可写的。出发的心情？有些焦躁，但似乎一切都是未知。这一趟旅程，我计划离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几所南方的城市走走逛逛。现在绝不是一个出发的好时间。5月，上海的一家商场联系我说想谈合作，是否可以一起在“后疫情时代“做点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后”是如何区分的，有多少人已经在心理上把自己划进了下一个阶段。6月12日，北京新发地市场成为了一个新感染源的新闻再次把人们拽回恐惧的一月末，不安在心里如一片荒草，被风吹佛。而被掩盖在这些消息下面的，还有国际政治的问题，还是经济的忧虑。
一个人好像能做的很少。但绝不能做的是，似乎是奢侈地浪费。
于我而言，这趟旅程确乎有重要的意义。但它又和工作、生计没有直接的关联，甚至还会带来不少额外的消费和安全的担忧。我无法在开头就书写它，却又不得不笨拙地记录，害怕自己像是无知的牧羊少年，走在旅程之中，却错过了旅程。
走出去，去看更多的世界，哪怕一个人。从今年三月回到上海之后。这样的想法就一直在敲击着我。
一开始，我想到的方式是要不要搬家，彻底地搬走，离开上海的住所。但这个念头反而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的轻便。即使是贫穷的、无产的，也像一个蜗牛背着重重的壳。另外要出走，也不知道回哪儿去。家乡，于我而言，也未必是个明智的选择。所以后来搬家的想法被搁浅。
但我决定短期出走。
当工作越来越多可以转为线上，而我们的活动范围很可能被局限在自己的陋室之中，越是安定，越是充满不安的幻想。当我们从外部采访中无法找到更多更好的答案，甚至无法找到自己写作的动力时，我们只能一头钻进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去做点破坏。我们要找到一些硝石，找到一些磷粉，文字在这里面只是一根引线。然后学着把它们做成炸药，去爆炸，才能看到漆黑的夜空里一朵烟花升空。
虽然我也担心这些选择会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糟？没有存款，没有落脚之地，没有寻到那个理想，一路上都摆脱不了”何以至此“的念头。但如果，我只是为了出发看看远方那一朵腾空而起的烟花呢？
六月，上海的阳台外，天色在四点时已开始渐渐泛出淡蓝色。有鸟儿在叫。朋友和我说过，她在上海失眠的时候，会听到一种特定的鸟叫。每当那个声音，透过玻璃窗传进卧室里。她知道，自己又失眠到了那个时间。但她不会去看手机上的时钟，不想知道确切的几点几分。
我想，现在也是就是那个时间。
我关上门，带着箱子，走进了刚刚开始明亮的外部世界。
1
第一站去泉州的机票是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
她问我想要什么。我想不出什么物质东西，就说了送我张机票吧。我们决定飞来泉州。她来过个周末，而我则借此开启我的南方旅行。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好友，江，三人都差不多年龄。今年四月的时候，阿江念叨了好几次，生日要去海边过，然后她就在那段时间之前去了一座南方的城市。那时一个非常快速的决定。有一天快到凌晨的时间，她敲开我的房门，说了这件事。没过多久就走了。这是她在疫情之后，第一次离开上海。
我在上海想着她生日那天会怎么度过。17:25，她给我发来一张照片，一块礁石地，和叠着小型波浪的海面。看到这张照片，我说她这是在“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她说自己正准备孤独地吃蛋糕。
白色蛋糕盒在礁石上摆着，一块粉红色的蛋糕，上面插着“26”的蜡烛。
“吃吧，给你一块”，屏幕上显示有消息发来。
“点个蜡烛呗”，我在微信上说着。上海的天色正在暗下来。
“忘带火机了。”
我发了一个“生日快乐”的贴图，一只白熊把蛋糕往另一只熊的脸上砸。但我心里真的轻声说出过一句，“生日快乐”。
那时候我不知道两个月后我的生日会在哪里。我只是知道26岁，所谓“四分之一人生危机“之后的第一个生日，我和朋友都有点不知所措，处在对前一个阶段有所怀疑，又不知道下一个阶段何时到来的交叉点。毕竟，在26岁的不远，就是“27岁俱乐部”，像 Cobain 一样进入俱乐部的人失去生命；而俱乐部门口徘徊的人，也许失去才华。
疫情时期的机票很便宜，我们最后买了一趟早晨六点去泉州的飞机，飞越937公里，两百多块钱，不含行李额。
我额外买了5kg的行李，心想应该足够。不过事后证明这只是我对重量太没有判断了。四点要出发，整理1点，拎上体重秤一称，10kg。阿江走进来，发现了这一状况，对我说：你要记住你这一趟的关键词是流浪，流浪不需要带这么多东西，都拿出来。
“你是不是睡衣都带了两套？“
我狡辩着否认，后来重新整理时，发现在规划时是算了两套轮换着的睡衣。
计划着睡着，却一夜没有睡。早早起床把行李又重新整理了，发现看似不大的箱子本身重量也有2kg了，我放弃了努力，打算一切到机场再说。
如果要把生活建构在行李箱上，生活的重量多少千克才是合适的？
2
抵达。终于来到一个之前没有来过的地方，在长达四个多月的禁足之后。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国内乘飞机，大家都起身得特别急？
飞机刚刚落地泉州，还在滑行，人们接受信息的叮咚声都在响起。然后，开始有人在打电话。
“师傅我的飞机已经到了，你可以提前来吗？”
大抵电话另一头的对方问是否到机场门口了。他说：“还没。刚停稳。还有二十分分钟的样子我才出来啊。”
我想着电话那头是什么表情。因为坐在中间的座位，里头的乘客也起身站了起来，于是我不得不也跟着起身，随着挤进机舱狭小的过道里排队。
3
下飞机，一一检查身份证，靠近读卡器，“叮咚叮咚”，传出这样的声音。在我的手机里，有一个程序可以知道我在过去14天到过国内哪些地点。上面显示：上海、浙江、江苏。我的行迹，看起来不算一个安分的人。
我总是一再想起春节期间那些被公布行迹的“传染源”，他们只被贴上这样的标签，然后以冷漠的数据存在。有一个我们家乡的人，他在三天之前，坐上绿皮火车去了好几个地方，又回家。一个难以被解释的踪迹，可疑的踪迹，又“像人的”踪迹。
在转盘处等行李，忽然身后传出一声促长的“滴——”。结合六月的新闻，应该是有持着北京的身份证来了。穿全套防护服的人，应声出动，安静地把这些人带走。
我回头，看着这一切发生。
4
因为一夜没睡，到了民宿之后，出门吃了一个早餐后，我们便回房昏睡了过去，开22度的空调。
醒来，看着窗外，猛烈的日光，照得庭院的花木景色都失去了对比度。我们犯愁，以为这趟旅行也会这样失去了颜色，从一个房间躲逃到另一个房间。
终于决定再晒也要出门。三点半。阳光仍然像铁水浇在手臂上。我们撑伞，黑色的防晒小伞，出发。朋友推荐的某某街，只觉得商业吵闹。毗邻的奶茶店和一眼就看得出是做游客生意的小食店，一家喇叭比一家大。我们谨慎地选择了一家土笋冻，这是我第一次吃沙虫。不难吃。但想到是虫子，还是心有戚戚。应当不会再尝试第二次。
然后继续避日头，去了当地一家咖啡馆，巴浪鱼。正好遇上下午四点到五点才有卖的阿芙佳朵，上面搭配了一根本地油条。朋友点了一杯冰梅子酒，端上来的酒杯里点缀了几根细须样的海草，味道冰凉可口。店里的书架上放着一本我参与编辑的书，关于城市；还看见另一个作者朋友自己做的一本小册子，里面一章写到泉州，题目叫《泉州是个好地方》。
从咖啡馆走出来，日头落下，人才感觉精神了起来，我们在无人的交叉路口的圆形汽车后视镜拍下一张合照。背后是这座城市另一处待拆待建的片区，旁边是挂着危房标志的老屋。
5
南方的夜晚是鲜活的。
我们开始走路。走很多路。要走去吃牛肉，吃四果汤，要去看天后宫，要在经过金鱼巷的时候停下来听一听南音的公益演出，要走进在路边看到就觉得喜欢的小店，和那个卖啤酒还送一首诗歌的老板聊一两句。
夜色是解放。人从家庭被解放，人从工作被解放。很多人都从夜色中走出来，来来回回，走在街头休闲，或者进店内消磨。
第二天，我们再次喝完酒出来，从另一家店，提脚便往承天寺走去。
那个苏轼写下夜游记的承天寺，“何处无月，何处无松柏”。只是我们已经吃过一次闭门羹了，疫情期间暂不开放。但晚上还是朝那个方向走了过去，想象着数百年前的夜晚，那个被流放的郁郁寡欢的文人也这么走着，然后看见寺庙前的题字，“入不二法门，有无量自在”，继续沿路离开。
即使到了11点，也不觉得晚。午夜像一件安全的外衣，轻轻罩在肩膀上，和朋友两人经过一条漆黑的小路，也不觉得害怕，手牵手，走得快一点回到住处。
白天的炎热像是一场退去的高烧，不再成为理由。
6
我说我喜欢南方的作息。
在上海，日光或者夜晚，其实并无差别。我们都在做着不分昼夜的工作，或者享受不分昼夜的欢乐。南方的白日与夜，有明显的分界。让事物变得更纯粹。
末了，要离开泉州的时候我还曾认真想过是否可以临时再在这里多留一天。
1
东山岛的海边，总是坐着人，无论什么时候。大多是男性，一个人。他们低头玩手机，他们抽烟，更多时候是一言不发。如果在晚上看见他们，他们眼前也是海，漆黑的，遥远地亮着渔船的灯。
菲菲告诉我，那些船都是捕捉小管的。小管是当地对鱿鱼的一种称呼。海上的渔船在夜里，只浓缩成一点灯光。如果灯光是白色的，就说明没有捕到鱼，如果灯光变红，就说明捕到了。在六月的末尾，海风汹涌地吹来，日常说话的声音量此刻听起来有些像是耳边私语。
“红色是为了提醒什么呢？“
“唉，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说得好像自己是本地人似的，其实我也才来一个月不到。“
菲菲是我住的民宿隔壁的民宿老板，我下午才来到这里，放下行李之后，想要找一家咖啡馆，我想到之前在巷子口看到过一个招牌，设计得还不错，就走了过去。菲菲坐在吧台里面，那个吧台更像是一个家庭小厨房，里面炊具一应俱全，倒是没看到一台意式咖啡机。菲菲说可以做手冲，我点了一杯。差不多七点多的时候，手头的工作告一段落，我起身付钱，准备去找家餐馆。菲菲问我，你一个人吗？是的。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玩，待会我们要去海边？好啊。
那天是我26岁生日的前一天，我正式开始了一个人的旅程。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自己一个人出门旅游过了。去过另一个城市的经历，大多都有陪伴，朋友、家人，或者因为工作的缘故，提前就计划了要见不同的人。
在踏上这趟行程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什么计划，只想到海，觉得去看看海也许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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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菲穿着碎花敞口的上衣，略胖，可能有150斤左右的样子。她一开始准备用手机解锁一辆共享电动车载我过去，可是我们不确定海边是否有还车点，还是改成了走路过去。
她是成都人，从小也都在成都长大。本来因为有朋友在这边，过来找朋友玩，结果没想到阴差阳错接手了这边一家民宿，成为了老板娘。她自称是原先的民宿老板的超级大粉丝，过来住了一阵子后，发现以前的老板正想要转手，他们想要去别的地方找一块地，过上开农场的生活。民宿是幢三层小楼，一层楼约莫70平的样子，给他们的一年的租金是三万六。我心想，这比我在上海租一间房间还便宜。
到了海边，就听到了歌声。抱着吉他唱歌的男生，是她的朋友，也是刚认识的。现场没有什么听众。菲菲向我介绍其他人，平平，和她一起来开民宿的男生，身板精瘦，戴副眼镜，不太常说话；泽艺，今天来到她民宿的住客，行程也和我一样，在这里三天；阿聪，本地人，和附近两家民宿老板的关系很好，平时会帮衬着为客人办入住。那天就是他帮我办理的入住，接过我的身份证第一眼说，“喔，我也是94年的。”
没听几首歌，我们就准备去吃晚饭。阿聪载着泽艺，文哲载着我，他们俩的电瓶车都开得飞快。
文哲就是前面唱歌的男生，大抵三个月前从阳朔来到这里。毕业之后，他已经工作了五年的时间，都在不同的酒吧驻唱。
为什么来到东山岛？
这里舒服啊。
平时晚上也都在海边唱歌吗？
没有，我平时在那边一个酒店唱歌，今天老板和我说休息几天。不过我猜可能是被投诉了。那就休息几天吧。
东山岛是一座还没有被完全开发的小岛，从云霄动车站下车之后，要先坐 70 分钟的公交车，然后喊一辆三轮车乘个十几分钟就到了。海边的酒吧也是几乎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在南门湾的时候，我看向对岸，似乎有一整排亮灯的房间，我问文哲，你唱歌的是哪一间？他说，就一间，亮着红灯的，最头上的。旁边都不是酒吧。
吃饭的时候，我和在上海的朋友发信息。我说，有种何以至此的感觉。
有一些轻微的流亡感，好像一下子脱离了原先的地方。这里的人，对我都漠不关心。你从哪里来？上海，哦。呆几天？3天，哦。然后我们就只关注眼前的这盆菜，聊些菜价的事情，或者专注地着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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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艺一头短发，笑起来眼睛会弯成一条缝。她也是一个人来玩，在端午节前休假三天，从深圳过来。菲菲建议我们可以一起。
她看到小红书上有很多人拍了好看的照片，说有个公路很美，一转弯就全是海。说要不要去？我不知道她说的地点在哪，也不知道过去有多远，就没接下话。但她似乎也并不那么热切要去照片里的景点打卡。
然后她提起日出。我说我也要看。才互相加了个微信。她说这次出门她也没什么规划，第二天看完日出就回民宿继续去睡。阿聪和她说自己的父亲有一艘渔船，傍晚的时候会收网，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看。
除此之外，是否还有非去不可的行程？好像全都没有。
听她之前和男孩聊天时，说起自己是在五星酒店工作，每年会有不少免房券，所以旅行的时候大多也都住在五星酒店。
我问她，那今年疫情对你们酒店影响大吗？
她说，还好，她今年只休了五天无薪假。其他时间都正常。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神又有点飘忽，然后停顿了一会，才说，”不过今年升职加薪是没有希望的了“。“去年我给我们酒店的业绩都做得超级好。我这次出来前，还问我的老板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升职，但现在也不知道今年内有没有希望。“
其实过两天就是端午了。泽艺现在的职位算是管理层里的二把手，她说她每次假期都是老板休法定假期，而她在这之前或者之后休息。老家是广西的，但她也不爱回家，有假期几乎都往外面跑。来东山岛的第一天，她发了几张自己拍的海边的图片，有朋友给她留言，这是在哪？她说，我都回她们，说自己回家了，但是其实并没有。
再问，今年酒店里他们部门70人团队，也裁员了20人。酒店体系里的职位会分为不同层级，会用一些颜色来指代。当她听说我是带着工作跑出来的，没觉得太惊奇。不过当她听说我们的工作不用被量化考核的时候，倒是露出了很强的兴致，一直追问。
对她来说，对工作的考核几乎已经内化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客房清洁度、顾客满意度……统统都有指标。如果一年的目标是达到90分，那么每天都要担心有没有到这个分数、总体平均分如何。她很好奇如果这些指标消失了，自己是不是还有动力工作。
第二天我们看完日出之后，去逛了本地的菜场。清晨六点，市场热闹极了，卖鱼的、卖鸡鸭的摊位前挤满了人。一路走出来，看到一大片拆了的空地。这才注意到晚上没细看的广告牌，南门湾旁那一圈，铁丝网前都挂着牌子，海景房，“御山瞰海”、“精英置业首选”、“高端人居版图”云云。
泽艺很兴奋。她觉得这里很好，如果有五星级酒店开过来很好。或者自己在这里买房很不错。
后来我们又聊起今年的情况时，聊到其他行业所受到的影响时，泽艺又想起了自己，说：我这时候还提升职加薪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不该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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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见泽艺的时候，她的衣领也很阔，锁骨袒露，踩一双人字拖就从民宿里跑出来，要一起去海边。第二天的时候，她穿起了一件衬衣，看起来文气了不少。
在阿聪开着电瓶车，载着我们两个女生去南屿时，泽艺说之前她出门旅游去海边的时候，都会带很多深V领子的衣服，但这次都没穿，觉得我们都太像小孩子了。最后一个夜晚，我们还在南门湾聊天的时候，她向流浪歌手问起“艳遇”的事，文哲之前在丽江住过一段时间，那座因艳遇闻名的地方。
他有些含蓄，没展开去说。不过当被问起他是不是到一个城市就有一个女朋友，他点了点头。他之前也来过上海，在杨浦区的一家胡桃里唱歌。那时候是为了一个女生去的，但是在上海没过多久就分手了，他便也离开这座城市。
泽艺也和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她在老家最好的朋友，当时两人好到她直接把信用卡借给对方贷款。结果对方被人骗了，信用卡的账目她还帮她还了一部分。好朋友创业失败，铩羽而归，到家乡后经由相亲介绍，嫁给了当地的男生。当时她觉得朋友这个决定做得太快太轻率，让她再想想。对方没听。后来过了一阵子时间，她还在酒店工作，朋友的人生看似进入稳定的通道，在老家生了一个孩子。可是她却在此时听说了朋友遭遇家暴的事情，哭着打电话说要离婚。泽艺支持她。结果，再过了一段时间，她联系对方，主动关心，发现对方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只和她说：“唉，你没结婚，不知道婚姻是要维系的。”
她觉得很伤心，之前劝朋友不要结婚劝不动，后来劝她离婚也劝不动。心疼又惋惜。而自己今年32了，在深圳，说来也是独身一人，也有孤寂，也有徘徊。
海边晚上会来不少年轻人，一波一波的。有的骑了电动车来，三五个人找一个角落，脑袋碰在一起，说会话，然后又全部开走了。有的也是和我一样的旅客，过来坐一坐，拍拍照，也就走了。那两个晚上，我们在南门湾一呆就是呆到快午夜，看起来恋栈，又无所事事。回到民宿时，我住的那家老板问我和阿聪晚上去哪玩了。
南门湾。
南门湾可以玩这么久？他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神。他一边开民宿的同时，也接一些插画的单。那天晚上12点在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一边在修改一幅插画。
聊天呗。我们回。
文哲的酒量不好，但是他特别爱喝。不用去酒吧唱歌的时候，他都会买一听高罐的喜力啤酒来海边喝。他似乎对酒精有精神意义上的寄托。有一会，我们也不知道谈到了什么，文哲忽然有些激动起来，说：“年轻人就是应该出来，喝酒啊。”
我坐在大石头筑起的堤岸上，散淡地听这些话。在上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怀疑一切。怀疑采访对象说的话，怀疑作者交上来的稿子，怀疑自己的判断……但吹海风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东山岛的小镇年轻。日头晒的时候，我整个下午都不出门；晚上来了，就拎一瓶啤酒去海边坐上一会，和朋友聊天。朋友会窜说我去做一些小本生意，我们嘴上也会挂着一些互联网营销的大词，都是从手机上看来。可最后我们去买那种最新潮的吐泡泡机器，就摆在海边的观景台，在夜晚卖给那些有孩子的家长们，每台赚个十来块钱。那时候我会怀疑一切吗？我会怀疑自己所做的事情不真实吗，会怀疑街口的一碗8块钱的甜汤吗，会怀疑海边的月亮吗？
有时候，我挺想说一些傻话的。我不想怀疑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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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聪是我在这里认识的唯一一个本地人。
他在这里长大，毕业之后也回到这里教书，学的是英语专业，回来之后教数学。虽然疫情影响，但是暑期快来了，他说这段时间常常接到培训机构带来的电话。“有人找我说给孩子做一对一辅导，40分钟，外加课后半小时陪写作业。你猜他给我多少钱？50块。我当时都想翻白眼，和他说，你怎么不去大街上随便找个人来教？”
菲菲和平平管着一间民宿，除了晚上很少出门。他们有一台智能音箱，每次就喊它的名字，说出音乐种类，就会自动播放。播到那几首台湾歌手的音乐，几乎没有人不会跟着摇摆或唱起来的，那些是我们90年一代的共同记忆。和民宿生意最无干系的阿聪，反而对旅客最有新鲜劲，两天时间里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比如附近一座只有退潮后才可以登陆的小岛，那座岛上有一座绿白相间的灯塔，要翻过很多岩石，才能走到。
在小镇里，电瓶车是最方便的工具，去哪都可以。在二线以及更往下的城市里，共享单车的位置往往被共享的电瓶车所取代。共享电瓶车开20分钟，收5块钱，还有几种不同的平台，车型不一样。电瓶车的大小刚好可以去到岛上大部分弯曲小路，我们从码头逛到祠堂，在高高的平台看到了紫红色的日落。
他很崇拜文哲，是他的头号粉丝，觉得他唱歌超好听。端午时，他也喊文哲去他家吃饭，说：“明天来我家啦，我包了粽子给你们吃。我都买最好的料，泰国糯米、虾米、咸蛋黄、芋泥、肉。”他很喜欢厨房，曾想过当厨师。
我们说阿聪应该开间自己的民宿，他那么热情。
他听到也兴致勃勃，但说：“我要等……”
文哲找阿聪打算在附近摆摊，最近地摊经济被热议，他们想在附近找个点，营造个氛围，有灯、有坐垫啦，文哲在唱歌，然后让阿聪在旁边卖啤酒。“酒什么的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氛围”，文哲其实平时话不多，但看得出脑子很灵活，一直在想事情。
阿聪说：“我就担心到时候被你现在的老板发现了什么办。”
我眼里阿聪是一个天真又畏葸的人。我第二天就要离开，走之前打算自己骑电动车，一大早再去附近另一个景点看看。阿聪本来想一起来，后来说觉得自己起不来。到了十点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到民宿，做出发前的短暂歇脚。他从后头进来，手上提了两个袋子，说：“给你们，我包的粽子。你们带在路上吃。”这就是我今年端午吃到的粽子。味道真的还不错。
我们坐在民宿里，他们看到我的手机屏幕，问我是不是在刷那个叫 instagram 的软件。我说是的。又问要怎么才能看，是不是要翻墙？手机也可以翻墙吗？我说可以的。阿聪笑笑，加入这个对话，说我听说过的，但我还从来没试过。我也笑笑。至少在此刻，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墙的，那也不必用言语去筑起一道墙。
在东山岛的两天，我都四点就起床去海边看日出。第一天的日出浓烈些，紫的、粉的、红的、金的，颜色都撞在一起。第二天多云，天空像是被撕成一条条的蓝青色薄雾，一直到最后一颗金色太阳从东边依山而建的成排建筑里跃出来。
海、山、日出，沉默地提供一种恒久的力量。如果我住在长久地住在海边，我也会每天都想要来这里看日出，看到这个世界被宣判开启新的一天，无邪，又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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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的高铁站并没有给我好印象。
前面的人一个个走到路口处就停下了脚步堵住路。是健康码，要查。要掏出手机，扫码，再输入一遍自己的信息，里面有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选项，比如你在14天内是否离开过福州。对于游客而言，这个答案似乎可以是“是”，也可以是“不是”。我已经填过同样的表格三四次，所以熟悉，很快弄好了绿色的二维码准备通过。
拦着门口的安保小哥，穿一身黑色的工作坊，瘦瘦高高，警裤扎进高帮的黑警靴里，五官十分俊朗。他拿着喇叭大声说，几乎是到了吼的地方：
“没有健康码，回去弄。我警告你们。不要堵路。我警告你们。都退回去。警告！我已经警告过了。”
他愤怒地踢了一脚旁边的铁栏杆。我看到他的脸，好像变了形似的。
维护秩序是他的工作。但“警告”永远凶狠、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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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福州住在一个90年女孩的家，她的次卧放在Airbnb上，每晚租金 100 元左右。
我几乎是带着窥探的心情入住的。好奇在福州，一个看起来“白领”生活水平的女生过着怎么样的家居生活。这是一个蜂巢一般的小区，每一幢楼都高大，一层有8户人家。房间在29楼，昏黑的电梯厢门里贴满了广告。站在高楼的窗户边朝外望去，夹在小区高楼之间，露出的一排福州低矮的老房子及近处公园树木的新绿和远处山峰的灰绿。这是福州特有的窗口景色，老与新的事物排列出有肌理的层次图景。
在网站上，屋主的介绍看起来阳光、积极，称自己家为“理想屋”，客厅里摆着一排植物，次卧墙上贴着宫崎骏电影里的龙猫贴纸。我到的时候，家里没人，正好打量了一圈。进门的一块黑板上，写满了一个独居女孩对自己的生活提醒——
跑步、泡脚、吃早餐、不熬夜。外出睡前门反锁、即时倒垃圾、定期浇花，还有一句“要开心喔”，搭配感叹号，并配了一个笑脸。
左上角贴着一张红色贴纸，写着”钱来“。桌上放着一个刚拆的相机包装盒，看起来屋主刚刚购置了一台单反。
放在客厅的书桌上立着一块木板，上面贴着许多便利贴，有一些写着书名，不知道是近期要读的，还是已经读完的。比如《知识就是力量》《佛教经济学》等等，以及继续是一些为自己打气的句子，“想好了，就去做！”“自信，来自于对事物的控制能力”。
一种熟悉的对都市的怀疑，又在我心中升腾了起来。
走进次卧之后，发现我要入住的房间还没有清理，还留着上一个住客的痕迹。屋主加了我微信，发来消息，“不好意思，早上上班急，还没来得及整理，晚上回来我回来就打扫。”我点进她的朋友圈，里面努力销售着某品牌的橄榄油。
等到我出门逛了一圈回来之后，发现应该是有人回来过了，但是家里没人，我要入住的房间还是维持原样。屋主说，“不好意思，我到家之后就出门理发了。剪好马上回来“，又等了一个小时。
回来了，屋主是个短发女生，样貌看起来颇为清秀。从自己房间取来干净的床单，铺设次卧，她抖开灰色的床单，指着上面一块红色痕迹说，“不好意思，这是之前一个客人留下来的，洗了很多次，洗不掉，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好像没有拒绝的余地，只是我的不安雷达再次被触发了起来。
最后，当我晚上在卫生间地板上看到有一只蟑螂跑过时，不安终于彻底爆发。想着，明天我就要找过一个地方住。
朋友说这就是南方啊，看见蟑螂多么正常。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些屋子里的励志句子，和一次次说着“不好意思”时的抱歉笑脸。这是我最讨厌城市的地方：我不信任对小事不真诚，却天天想着“改变”“进步”“变强”的人。这样的房间藏在小区里，是一个像猪笼草一般美丽的陷阱，它在每个奋斗着的城市都会出现，捕食年轻人，但里面装载的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在那一夜，我也被捕获住了，动弹不得。
又吉直树在《东京百景》里写的一段话：
“走过原宿的面孔。面孔。面孔。只有在这条街上才能见到自我意识与紧张交织的表情直到今天还在与原宿格斗。我期望，这个世界不要欺骗年轻人。别把他们当食物吞掉。“
别把年轻人当食物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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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的第二日，即是端午。下午去西湖边看了划龙舟。说来在嘉兴，粽子之乡，生活了这么久的我，却没关注过龙舟的事。
看《HOMELAND家园》最新一期杂志，专门做了龙舟专题，才第一次知道龙舟头不一定是龙，“不同动物造型龙舟头的寓意，有些比较好理解，比如龙、狮、虎、豹、犀牛之类，是想让龙舟借助这些猛兽的力量获取胜利；有些则要结合村、境的信仰传统去理解，比如水部蛤埕的龙舟头是青蛙，俗称青蛤，就是因为该境信仰青蛤将军。”
一艘龙舟上必有一人，不负责出力，而是站在船头鼓劲，出发时，负责点一串鞭炮扔进湖里。坐成一排的壮硕的男人们喊着口号，负责不同侧边，左右左右，奋力划着，光是远远地看着，就觉得要出不少气力。天气很热，活动观众并不多，看神色大多都是无意路过公园正巧赶上了划龙舟，便坐在阴凉处观望。
我看到摄影师，也是龙舟手之一的巴晓光写过一句，“第一次到西湖龙舟俱乐部，推门进去，扑面而来是一片大胸的海洋。九月天气正热，屋里人人打着赤膊，我才第一次知道划龙舟的身材特色之一就是胸大，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进了一个丰胸培训班”，看过现场之后，印象更深刻了。
午后三时有余，几乎所有的龙舟都参与过竞渡了。这时，北面有乌云，像墙壁似的，压了过来，把日光逼退。本地的朋友说，福州每年的端午前后都会下一阵暴雨。
我开始起身往咖啡店走。
进门坐定之后，忽然听见门外轰隆一声，雨水倾盆落下。顿时又觉得幸运，好像得到了自然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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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自己在城市里随便走，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不知不觉来到闽江边。
江对岸是整齐的楼盘，高低错落。我行走的这边，没见着几个人，江水吹来一丝腥气，隔着晒热了的石栏杆，可以看见底下江边砂石地，有不少小螃蟹，横行蹿走。
闷热的午后，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闽江旁边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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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一碗捞化后，又再次迎来可爱的南方夜晚。福州夜色里浮动着栀子花的香味。
我走过一条不知道什么名字的街道，经过已经歇业的菜市场，听某家糕点店门口坐在小木椅上的姑娘们说着话，“一整排的马蹄糕全卖光光了。”
明天我就要再次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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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过后的嵩口，只有我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的脚步声荡在巷子里。老到无法跳广场舞的阿婆，坐着家门口摇扇子。晚风经过野樟溪的河面经过，吹来些些清凉。这像是一个典型的古镇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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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方玲团队今年新改造的一所当地老房子里，就在野樟溪边。原先的房主给这里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黎照居”，意思是在黎明升起的时候，太阳不会照到这里。
南方的六月末，白天10点到下午5点前，几乎不愿出门。烈日太晒，事物在浓烈的阳光里好像失去了对比度。但说来也妙，这么热的日头，但是只要打开老宅的窗户，就有风飒飒地吹来。可能是风的路径经过了溪流的缘故，吹来也是有凉意的。窗户外还可以看见一株长了三十年的栗子树，这个季节已经会掉下青色的，摸起来尚有些软的栗子。工人在下面铺地面，需戴上帽子，防止砸到自己。
透过窗户，我看见江上有一位渔民撑着长竿划着一艘竹排，顺着江水向南面流动。不由感叹，景色真美。
我问方玲，“你们当时来到嵩口时，就看中这里的景色吗？”
方玲说四年前他们刚来到这个地方时，这里完全不是这样的，没什么景色可言，防洪堤也没建起来，更别提外面的步道了。
作为当时第一批参与到嵩口改造建设的年轻人之一，方玲几乎可以说是最熟悉嵩口的人。夏天见到她，看起来比之前在照片里的感觉更黑瘦一些，穿白色短袖、短牛仔裤，长发在脑后扎成一个丸子，很干练的样子。从醒来，她似乎也没有什么闲着的时间。“近期要拍照了。玻璃怎么还不放过来安装。装宽带的人来过了吗？”她在屋内来回走着。
这所新宅子进入收尾阶段，每天她都泡在这里，确认每个细节、采购物品等等。饭点的时候，你会在厨房碰到她，利落准备着五六个人的午餐，给同事和偶尔来拜访的客人。
因为她和丈夫石浩南都有建筑设计背景，所以设计、监工都是自己，还有两个本地人分别是项目运营和工程的一把手。同时，他们还有一个自己的建筑工作室，日常还会接一些外部的设计项目。三岁大的儿子，这段时间在老家连江，有时候会问方玲：“妈妈，你们的房子什么时候盖好，盖好我可以来玩吗？”
方玲对儿子说，再过一段时间。今年疫情影响，工期延后，再加上工程预算比原先预想得超支了不少，对于这个90后的姑娘和她们的团队而言，压力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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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玲在当地已经运营民宿近四年。最早，镇上第一间客栈“松口气”就是由她以及当时一起从外地来到嵩口的四位90后伙伴从头运营起来的。客栈离古镇很近，而且三楼的阳台直接可以看到当地最有名气的建筑景点“鹤形路”。当时嵩口镇党委书记鲍瑞坊把客栈运营计划交由她手上，让这个原先在北京工作、并且考虑继续去日本留学的女生最终决定留在这里。
即使在今日，“古镇活化”、“在地营造”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新词，去年“嵩口模式”这个词随着同名出版物的发行开始流传出去，成为一种改造中国乡镇的方法样式。但是所有的“模式”要真正能够落地都不容易，甚至很多部门现在都不知道如果立项之后，“改造”费用这笔款项该从哪个口子划出去。
2016年，鲍书记邀请来自台南的社区营造团队“打开联合”来到嵩口改造古镇时，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可想而知，各级都想赶快看到些“成果”。方玲回忆说，当时鲍书记说了一句话，“一个一千年的古镇，怎么可能想要在一年之内就改造完成？”，顶住了不少压力。
那时，刚从长春大学毕业，结束了在北京著名建筑事务所实习工作的方玲来到“打开联合”团队实习，一开始他们对古镇历史做了大量的研究调查。文稿、图纸……都随手贴在工作室的走廊墙面上。那段时间虽然辛苦，但是齐心协力的感觉好像是在造一个“乌托邦”。
嵩口气客栈最早的名字叫做“嵩口首社”，选址在当年的人民公社，取的是本地第一家的民宿、社区的意思。后来改成了更年轻的“松口气”。这也像改造过程中很多决策一样，在上级的审美和年轻人的喜爱之间反复调试。
运营也是如此。原先最早和方玲一起来到嵩口的年轻人，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离开，只有方玲还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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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口还有一座“电影庙”，它同时结合了庙宇和电影院的功能，集中体现了改造过程中的矛盾。
电影庙的原址最早是一座端公庙，村民们参拜、看戏曲的地方。1958年公社化运动里，被改造成了一间电影院，加上了座位，但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剧院衰败严重，那里成为了一座空置的危楼。当地居民又想把改成端公庙，不同的一间互相拉扯，最后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正门走进来是电影院，后面走进来是端公庙，戏剧与信仰，在一个空间内同时满足了。
当地老人希望将建筑里旧的东西全部翻新，想把墙壁全部都刷白，趁着建筑设计师不在，偷偷把一面彩绘墙刷白了。设计师回来看到之后，一下便急得哭了，因为破坏的行为是不可逆的，以前的东西被摧毁了就无法还原了。鲍书记和村民做协调工作，村民第一次明白不是什么建筑都是新的好，其他的破旧壁画也因此得以保留了下来。
于是如今的电影庙的墙体也是一样，一面是颇具现代艺术性的泥土砖块墙壁结构，一面是传统的红墙灰瓦。
如果现在在嵩口走街串巷，可以看到的又是和当时改造时有些许差异的场景。
改造时的路牌做得很详尽，列上了不少厝名，有些地方寻过去，不过是看似普通的当地人家，不少地方挂着“重点历史保护建筑”的牌子的地方，屋主人还在里面生活，坐在门口，戒备着看着经过的不熟的面孔。
我来到一处叫做“注月楼”的地方，门前的引导牌的刻字已经损坏光了，看不出当时想要和人介绍什么。据说在这里的二楼有一口水缸，夜晚来到时，月亮的清晖就会正正中中洒在上面。可我站在门口踌躇，屋内一片漆黑，还有一个破败的家具摆着，实在不像一个旅人登上二楼的邀请。我想也许是疏于管理。
改造一座古镇，不仅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完成之后就一劳永逸了。时间就像大樟溪一样一直在流淌，生活其中的人，需要面对事物自然的周期，起起落落。有人在创新，也需要有人在守旧。
5
福建的老房子总是能看到一些神灵的信仰在里头，在“黎照居”的屋子外垂着两条悬鱼。这个构造和他们在嵩口开的第一家客栈“松口气”不同，这里的公共空间更大，二楼的房屋全都做成了通铺的形式，一间房可睡1-3人，一间房可睡6-8人，榻榻米格局。
之前他们在这里举办过亲子建筑工作坊，教孩子们搭一个夯土结构的建筑。他们计划可以这里可以更多举办类似营地的活动，亲子的、成人的都有，不同主题。大家来到这里，敞开心扉，多去沟通，多去聊聊。
这个模式能否得以推行，似乎还有待实践。但方玲对此充满信心。她的人生观里一直有一条“我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
一个慢的古镇留不住年轻人，只有它依然在生长，扎下根之后，看得见枝叶才会有更深的感受。
我问石浩南，现在回到嵩口工作的年轻人多吗？
他说，比前几年多了，很多年轻人回到这里做生意、开店。
每天晚饭过后，黎照居里的人会从屋内走出来，来到前面的大草坪上歇息。海溶继续在为草坪浇水，国政把关在笼子里的德国牧羊犬查克、巴蒂放出来。我在花园里的一片叶子上看到了人面椿象，这个在《动物森友会》里出现率很高的昆虫，便和方玲讲起了这个今年大火的主机游戏，许多年轻人都在虚拟世界里建造自己的岛屿，在上面捕虫、种花、除杂草、装饰房子。
方玲说：谁有这么多时间，还不如来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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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州，猫在任何地方。
牌坊街边、小巷中、泥土墙头、荒院子里。我都见到过猫。是不同种类的猫，三花猫、橘猫、暹罗猫、黑猫、折耳猫。
我问当地人，潮州怎么这么多猫。
当地朋友摇摇头说，猫？猫在哪里？
2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潮州。
上一次大抵是一年前，住在牌坊街的老厝里，吃了不少美食，牛肉、鱼生、粿条、肠粉、卤鹅、蚝烙，以及各种粿。这么列举的时候，感觉潮州是一个适合排比句的城市，素材丰富。
这次来的时候，我几乎重尝了一遍上次印象深刻的食物，因为距离近，也因为懒。载阳巷子口的肠粉还卖6元一份，牌坊街一家牛肉粿条店却好像涨了5元钱。我看到不少店家拿出的菜单牌上价格被重新贴了一条白色的便签，用黑色笔重新写上数字。
出来旅行的时间越久，我越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做美食家的天赋，或者说连“吃货”也算不上。
我并不执念一定要吃最当地的食物，也不执着要去点评第一名的店铺排队，有时候一顿午餐在路上遇到的麦当劳解决，也不是不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喜欢的，口腔会有感受，心间会冒泡。但大多数时候，舌头都像是在沉睡，同桌的人说“这个好吃、那个好吃”，自己点点头，但不过觉得就是饱腹。有时也会羡慕能够在舌尖上吃出山河感受的人，尤其当身在潮州这样的地点。
当地餐桌现在已经成为现在旅行时的一种人文目的地。餐桌上的盛筵，和风景区里的景色，并驾成为出门旅行时可以发布的朋友圈内容，获得点赞。而潮州近几年在朋友圈逐渐成为热门景点，也是因为各种吃食。
当地朋友开着电动车载着我，穿梭在各种大街小巷，只是为了去找一家店，去吃一个吃的。每当这种时候、目的地明确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丝幸福感升起，觉得生活中其他的问题退让给了饥饿 的肚皮。现在只要解决好眼前的欲望的就好了，饿了就吃，馋了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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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也是第一次在炎热的夏天来到潮州。第一天的时候，我摸到自己的脖子上有一圈微微的颗粒，有痒意。问广西长大的朋友，她说这是生痱子了。
我一直以为痱子是只有婴孩才会得的，白白的痱子粉也是只有婴孩专属。朋友却和我说，这是南方精致女孩的必备，说完给我传来一张照片：一个进口的痱子粉，好用。
无可奈何，我走进潮州的一家杂货铺去询问有没有痱子粉。杂货铺小小的，门店看起来十分老旧。没想到一问，痱子粉的种类倒很齐全，小包的，大包的，铁罐装的。我一眼就看到朋友推荐的那一款，泰国蛇牌，卖得比淘宝还便宜。
对抗这种连续性的炎热，还有更频繁的洗澡。一天洗两次、三次澡，是稀松平常的现象——“就像洗脸一样”，朋友说。
四季里，我最爱夏天。因为这个季节里发生的一切，都看似有随意、自由的可能。但南方的夏天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夏天，依然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身体体验，除了明显的白天黑夜的差别感，酷暑所带来一遍遍的冲凉，让身体里炎热与冷却的交替如冲浪般起伏，越热，也越容易感觉到清爽。
南方夏天像是一个知觉调节器，把渐渐变得温吞或无知无觉的感受重新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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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贝是今年从深圳辞职回家乡潮州的年轻人，她想为家乡的文化做点事情，加入了当地的文化品牌“听潮”。
她顶着一头粉色短发，开着母亲的电瓶车，在潮州城里穿行。除了上大学和工作的六年时间之外，她都生活在潮州这座小城，但是却和这座城市保持着熟悉又陌生的距离，尤其是当潮州越来越对被外来游客所了解的时候。在这座城市里，她有自己喜欢的炒粿条店、粿汁店和炒冰店，是每次有外地朋友来，她必推荐对方去的店。但是除此之外，潮州还有什么非去不可、非吃不可的东西呢？她也说得很模糊，或者推荐得很羞怯。她和初高中朋友聚会，大家也都会选择约在市区商业中心的连锁美食店。去吃本地特色食物，对于当地人而言，反而是“非日常”的状态。
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家乡并不了解，是有一次带外国朋友来潮州，站在一间由民国时期军阀的老宅改造的民宿兼茶室的楼顶，听着对方对自己家乡的赞叹，她反而感觉到羞赧，好像自己从来没有像对方一样，从这么惊奇和喜爱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的家乡。
于是，她开始主动去盘活自己家的一个老厝，一个典型的潮州四点金屋子。老屋已经不再住人，屋顶的草木已经蔚然成观，甚至有压垮屋顶的风险。房子产权为好几家人共有，但没人愿意主动来打动。余贝自己组织收拾、布置，在这里办起了一个在地文化展览，“池中太阳”，介绍潮州青年艺术家的作品。
这个展览最后吸引了 200 多名当地人来参观，给了她不少信心。也终于决定告别深圳生活，要回家乡，
现在终于回到家乡了，也有心有力，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重新起步，炎热笼罩，有时候又有点慵懒、倦意。
一是回到家乡之后，好像新鲜感、冲击感仍然不多；二是千头万绪，以独立的方式去做在地文化的挖掘，究竟从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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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读街头的招牌，总觉得民间的用字可以反映很多。这种感受虽然未经总结，但是却颇有趣味。
比方说，潮州人爱把冰西瓜叫成“冻西瓜”，水果摊上手写一个招牌就挂在门上。
比方说，一家老的通讯设备店，店名叫“银河传呼”。在即时通讯流行的时代，早已经没有“传呼”的说法了，但这个名字浪漫而瑰丽。这次再来潮州，在西马路，好像不复看见这家店了。
比方说，一家锅具店，在一张牛皮卡纸上写着，”修理压力“——写不下了，于是换行——”锅“。我们和店主说，这个招牌写得有意思。他好像不觉得哪里有意思，正忙碌地在炒一锅青菜，简陋的锅灶就放在店门前，和我们笑笑，用当地话向我们两个路过的游客说：“要一起吃晚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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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城，日子一天很容易流过去。
（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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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州，我住的地方楼下用了一把电子密码锁，房间前有另一把，两个都各自有一串毫无关联的数字密码。
当我开始已经不用翻找手机里的记录，就可以按出这串密码时，我想，又到了我要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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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和潮州，似乎总是避免不了暗暗较劲。
汕头人自豪于自己是经济特区，潮州人自豪于自己是文化古城。潮州还没有优衣库，汕头已经有了苹果专卖店，当地第一家万象城今年还将在市中心开业。而潮州的牌坊街、开元寺的历史说不完，但在汕头要逛古迹，只有一小片“小公园”可以去。
但两地实在又太有亲缘，美食、方言、身份认同，难舍难分。两地人互相谦虚起来，又纷纷说起自己的不是，他人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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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外地人难以进入这个区域的壁障。虽然同在一个国家，有时候听着周围都在讲潮汕方言，而自己一个字也听不懂时，的确会有身处异域的感觉。
我在潮州去汕头的汽车站，一个很好心的阿婆要和我对话。天气热，等在车站外头的就我们两个。
她不会普通话，我也不会潮汕话。看她讲话的姿势，好像是在问我去哪、热不热、要不要进去躲日头，但我也不确定。两个人还是努力地、友好地沟通了一阵子，但彼此都没听懂对方说的是什么。
对面的建筑后头，一朵云听见了，探出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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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沿海堤坝建得特别不自然，很人工，没韩江旁边有烟火气。在潮州韩江边，很多人晚上开车过去，从后备箱搬出塑料小板凳，几个人就在路边开始喝功夫茶。
晚上，我和一个自称”沿海睡不着少女“见面。她2010年读高中时候，跟着家人从潮汕下面一个小镇来到汕头，201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回汕头工作，做文化事业工作，写文案、做策划，也研究过影视行业。她去年辞去了工作在家休息，最近开始固定去市区里的精神卫生中心看自己的失眠症。以前从没有想过“睡不着”是这么苦恼，就像高悬在汕头海边的月亮似的，明亮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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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汕，有个习俗，说人不可以用手指月亮，不然你的耳朵会被割掉。不知道这个习俗怎么来的。南方的人都给我一种隐蔽的错觉，即即使他们表现得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的生活会遵照一种秩序，或多种秩序，不能被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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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汕头的最后一个上午，我在一家又卖咖啡，又卖肠粉的早餐店里躲了一小时大暴雨，看完了朱尼·托特的《记忆小屋》。我又准备离开城市，去登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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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汕头到南澳岛，要坐一小时公交车。我到了在爱彼迎订的住宿地点，在二楼，楼下是间海鲜排档，下午没人，店门大开着。对面是当地的派出所，门内一片空地，日光很足。再往前点走，很多小学生穿着校服在路上，是放学的时间，学校名字挂在蓝色建筑上，叫“海岛之星”。
我朝路对面看，才看到这条街的名字，“台湾街”。
我心里默念，我住在中国南部南澳岛的台湾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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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城市之间行走，经常有错置感。比如杭州的西湖、福州的西湖和潮州的西湖公园。于是，去西湖，就成了一个需要语境才能联想出具体画面的行为。
“台湾街”这个地名也给了我一种错置感。2019年8月之后，台湾大陆自由行被取消，到现在近一年时间，恢复这个制度的可能依旧遥遥无期。这个地名在现实中，似乎成了一个很难到达的地方。南澳岛在地理上与台湾岛隔海相望，而我偶然住在这里的“台湾街”，这个地名提点了我的一种处于隔断但两岸之间还有联系的情绪。傍晚时分，我走到台湾街的尽头，面前是一片茫茫海洋。
我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显示今天是我这趟南方旅程的第19天。以往旅行时，我总会为自己无法切入当地生活而心怀遗憾，日程被太多新鲜安排填充，总有走马观花之意。而在上海时，身陷日常，又会恐慌自己被无意识的生活碎屑所淹没，被固定的地点驯服成为一个带有街区气味的人，变成一个居民。
其实两者都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我总有不满和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感觉，仿佛自己无论怎么选择，都处在一块生活经验的飞地，没有归属，而且很难为自己这种“错置”找到正当的理由。
这次我走上旅程，以一种介于居住与旅行之间的方式，想要获得一种新的感受。我的生活几乎没两三天就被重塑一次，塞进一个24寸的行李箱，然后再被拿出来。我在路途上还添置了一些如果只是旅行不会购买的物品，比如痱子粉、一块肥皂。到行程的第19天，旅途感和日常感才终于有了一个交接棒，可以坦然于这种错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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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澳岛轻微的失望感，起源于视野的失落。
在来之前，我先后在潮州、汕头待了几天。潮州依然还保留着潮汕地区最文质彬彬的一面，牌坊街、老厝、庙宇等等。汕头则像一个魔方似的，被看不见的手打乱了图案，小吃店、品牌店、连锁店拼得色彩缤纷，却看不到地区原先的特色。据说今年在汕头还会建起潮汕地区第一座万象城商城。
南澳岛离汕头更近。2015年，南澳大桥通车，从汕头可以直接驾车登岛，吸引了不少投资客。我乘公车经过时，从海上就远远望见南澳岛山上的高层楼盘。但心里还没有多少预估。
放下行李后，我开始出门漫步。岛屿比我想象中大很多，也比我前一站停留过的东山岛大很多，地图上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指引，景区，又一个景区。我没有目的，打算走去海边。台湾街是笔直一条，我看时间还早，特意走了弯路，往居民区去绕一圈。
我先是发觉每家人都在自家的铁门里，道路上很少有步行的人，这让我觉得有些危险，并打算在日落之前回去。
其次，这里的海岛确实让人感觉到居民有一定富庶的经济水平，建造的大多都是两三层的独栋小楼。钻进居民区之后，路就变得特别窄，楼和楼之间夹得也紧。我在这里看见的第一处海边的场景，没有沙滩，旁边就是公路，往地势高的地方走，海只在楼与楼之间的缝隙里出现很小一块，还会被粗壮的电线分割，找不到完整的角度。
我不知道居民们站在自家的窗户前看见的是什么风景，是否楼层越高，云就越多？但站在平地的游客在这里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获得一种惊喜的、粗旷的或获得一种沉思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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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个写着“禁止入内”的敞开着的门，走进了某个景区。之所以知道是景区，因为没走多久，就看见一个伫立着的复杂的路标告诉我，面前有四处地点可去。我当然是往海的方向走。
南澳的海边有一种强烈的距离感，好像这里的人并不像和海靠得那么近，他们更想生活在街道上。这让我想起城市的公园，如果海里建栅栏是容易的事情，他们也许也想把海围成一个公园。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我的裤管不知道什么时候惹上两颗槲寄生，它们想要去不同于出生的地方生长。
景区建造了步道通向海边，大理石，方整的，一块块，铺路。路牌告诉我，这里同时也是一个叫做“宋井”的地方，而在海边，一块庞大的石头上，他们把这两个字再次用红色毛笔字体刻出来，生怕人们记不住。我走进，瞅了一眼，一口井。旁边还善意提醒你，不要拥挤，小心掉入。
我感到无聊，没有停留，沿着给游人铺好的大理石砖路走了，一回头，看到后面来的一群游客正围着看井，仿佛饶有兴致。他们的背影比井本身更像一个沉默的谜题。
海还在离我不远，右侧200米的位置，但我没有感觉到它的涌动。如果它自愿把光彩屈从给一个景点，那这片海洋也是被驯化的。
快走到出口的时候，我才真的确认自己走了反向的景点路线，从终点走到起点。工作日的五点，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游客，我只在这个片区看到十个人。我看见门口设有一个售票点，两扇窗户，一个窗帘拉得死死的，另一个里头似乎有人影。我好奇这里的门票要卖多少钱一张，人们会进去看看那口井。
哦，16元一张。我的预估是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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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岛并不适合独行的游客，或者说，独行且步行的游客。
下班时间到了，本地的居民骑着摩托车、电瓶车从我身边经过。大排档店座位都是圆桌上摆放着四付碗筷。我自己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在公路上骑车，一个人吃一碗炒冰。期间，被问了三次，一个人来吗？然后在对方注视的目光里，让我觉得这座岛似乎不适合一个人来。
南澳环岛都铺设了公路，这里的公交601、602在下午六点半前几乎十分多钟就有一班，也许两小时左右就可以开完全程。短途公交车费大概3元左右。我上车，又下车，上车，又下车，去了一些地点。沿海的景观都差不多，停靠的地点也是靠海的公园模样。在北回归线广场附近，我看到了共享的电瓶车，20元可以骑一个小时，我沿着公路行走，看到了一些隐秘的海滩，小小一块。有一块被人建造了屋子，还有游泳池；有的是搁浅了破旧的渔船，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躺在里头，帽子遮住脸在睡觉。还有一条泥土路，沿着它走可以到一个水泥平台，下面已经没有路了，满是海边礁石。一个当地人不知道从哪边翻阅过去，站在一块平坦的被日光照得发白的大石头上，沉默地钓鱼。我看到他把钩子收上来一次，一无所获。
有些无聊是共通的。不那么难以承受，甚至不一定是空虚的。但是你无法讲述那些事情，或者就像人们所说的“没必要讲”。海钓者只看见海，他一定不会想到有人也无聊地走下这条泥土路，看着他的背影。
而对于世界来说，这样的时刻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如果被抹去，也不会改变什么。我的这趟旅程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说明，如果没有用力介绍，也许我也可以伸张“我不曾来过这个地方”。世上有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沉默的人，但是嘴巴、手指却一直动个不停。我一旦这么说，又好像把自己推进一个清高无暇的对立方，我就不渴望被关注吗？我就没有表演欲吗？永远都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还是在一开始就不该这么提问？那个海钓的男人，什么都没有说，他也没有看见。
在从汕头过来的公交上，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这个句子，“出于自身的羞赧、无知与懒惰，我们会错过了一趟旅途里最美好的部分，或者错过了一生。”
夜色来临，我走进当地一家海鲜排挡，一个人吃饭，点了三道菜。老板说分量可以做小，每道道价格都给我算便宜点，她在菜单上匆匆用笔写下，紫菜炒饭、青椒鱿鱼和地瓜叶。
我请她帮我把鱿鱼做得辣一点。
我来自一个吃辣的土地，即使在讲求鲜味与原味的海岛，这也是我一个无法割舍的身份。好了，那脑子里对于身份的苦虑，就在上菜前先放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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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岛出来了。在出发去广州的火车上，忽然就约了五个人明后天见。果然是驶向一线城市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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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20天，来到广州，我都快忘了它是一座一线城市，只把它想象成是我南方城市旅行里的一个站点，但下了高铁转地铁，六点半的城市下班人流不由分说就把我吞没了。
汗味，颗粒状的，汗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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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久了，手机备忘录里会积起一些奇怪的句子，忘记了当时怎么想到的，以及为什么要记录下来。比如：
夏日凉浸浸。（我仿佛记得当时是在南方街头看到一句这么写的广告标语）
把一些欲望降低，再让一些欲望浮起来，是因为想要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欲望，什么是外部搪塞给我的。（好像是走在路上想到的？）
我们变得更干净一点，我们多多洗澡，我们就会更爱彼此的。（多多洗澡，我是怎么想到的？有点荒谬，再想又不无道理。忘了这个句子原先要用在哪里，好像是自己想写的一篇小说里主人公的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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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晚的高架桥上，其实我分不出广州和上海。
我第一站就是这座城市里的24小时书店，1200 BOOKSTORE。这里依然留有一些表达。比如在店里挂着的“风雨中抱紧自由”““MAKE LOVE NOT WAR“。
一楼是书店的小酒馆，深夜，进来的人们三三俩俩。我没去处，点了一杯鸡尾酒，独自对着电脑打字。
对于广州，我都觉得想说的话应该还有很多。但是一种熟悉的沉默又笼罩在我的心头。好像不说什么，也绝没什么问题。城市已经足够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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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会想要认真学习一下当地的“白话”，也就是粤语。
在点餐的时候，觉得念起来真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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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硇洲岛的那个午后，阳光越来越热，把人身上的汗味都榨出来，感觉自己像一块渐渐脱水的肉。但日光又是那么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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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之前的硇洲海边，海水是热的，清澈，看得见极小的鱼，和泥沙一个颜色，轻巧地游过去，搅动起一些泥粒。
遍地都是贝壳，螺丝壳，波列切术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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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来到这边沙滩，惊讶于它的黑色，尤其在即将落幕的天色里，黑色像是巨大的谜语。我把手指按着沙滩，被点到的地方 ，海水流动，有些微亮光，感觉像是触摸到了地底的心脏，听它跳动。
那一刻，会相信克苏鲁并不是神话，而是真实世界的原理。
和之前拜访过的其他岛屿都不同，硇洲岛是一座火山岛。据说黑沙滩的形成与火山作用有关，“远古时候的一次海底火山爆发，海底的泥层都翻出地面，与海边的泥土糅合在一起，从此就分也分不清，加上海水和风力长年累月的作用，迫使熔岩与泥土化整为零，终于变成今天绵绵不绝的黑沙滩。”
我拖了鞋，光脚踩在黑色的沙滩上，在逐渐袭来的凉意里感受对自然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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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里，在硇洲岛的生活就像处于忧郁的热带。
这里还没有建造起联通陆地和海岛的桥梁，只能从码头去搭乘进岛的船舶。小船11元，大船8元。不会太久。
我喜欢看南方人的脸庞，总觉得长期生活在日晒天气的人们和其他地方的人有轮廓上的差别。在端详的时候，有时候会感到对人间的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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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各种各样的空间都可以听到外放的音乐。多人，在等待时，没有耳机，他们开着手机的声音，看抖音，或类似这样的平台。所有的音乐都被加强了鼓点，节奏强烈。有些舒缓的，也像被鼓足了气的长条人形气球，随风狂舞，摇摆个不停。
从湛江去硇洲岛的路上也是这样。我坐在私家车，一路拼车，司机的蓝牙音响在放着，“你牛什么牛，牛什么牛”，女生唱：“如果没有钞票，别想把我泡泡”。鼓点强烈，我皱起眉毛，感受“魔音绕耳”。
离岛的时候，我坐在一辆拉货也拉人的电瓶车上。后头因为装载满了木条，我不得不坐在司机座旁边一块凸起的小位置上，仿佛有一半的身体是飘在车外的。一路“凸凸凸”地前进。司机是个约莫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骨瘦如柴，皮肤黝黑。他有点自豪，因为岛上像他所拥有的这辆车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了；但他又有点害羞，觉得让我这样从外岛来的客人坐在这样的位置有点逼仄。一路上，没有音乐，偶尔我们会搭话，他会和我说，这是岛上种植的火龙果，这几年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所以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后来乘船回到陆地之后，因为不想要在炎热的日子里等着公车，我又贪图清凉地坐上了跑这条线路的私家车。戴上耳机，没消多久，我又开始听到：“你牛什么牛，牛什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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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南方路，树荫很足。即使在最炎热的午后两点，也有浓郁荫庇。今年，这里因为拍摄了热门网剧《隐秘的角落》而大火。在因为疫情，整个上半年都没有新的院线电影上映的时期，这部国产网剧像一批黑马，爆出，然后被人们讨论、又讨论。
我在一篇采访里看到剧集主创说之所以选择湛江作为取景地，就是因为这座城市里光照和阴影的对比特别浓烈。
我到达湛江的第一个傍晚，朋友就带我去了那部剧里出现过的场景，仿佛这个行为像是一种礼貌，说最近常有人来打卡。我们在一家小卖部对面停下脚步，看见一群女生正在热切地拍着照片。
“就是这里。“朋友说，在剧中出现过的一个场景。
不过无论是我，还是她，都没有看完这部剧。而小卖部的店主似乎已经对拍摄感到不厌其烦，拉气了一块红色的纱布遮住自己的店名。
她开着电瓶车载我，我们一边离开这里，一边听她说，这附近就是她上小学的地方，之前从来没有觉得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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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的民主街等到太阳落了之后，就昏暗一片，人在其中，自然地走在黑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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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湛江，朋友带我走过一条街，我现在还想不起名字。看到一群男人，赤膊，个头高高低低的，坐成一排，在一家老旧的商店前，手上拿着木管似的东西，盯着对街的我们看。我问，那是什么？
水烟，他们在抽。朋友告诉我。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水烟管，只是忘了。爷爷曾经抽过。在他年纪很大的时候。
爷爷一直抽烟，我爸爸也是，叔叔也是。在那个家，男人们好像把抽烟看作一件自己应当做的事情。爷爷抽香烟，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很享受的，不怎么说话。我记忆里的模样，他坐在那间被分配的家属楼里，正厅的单人沙发上，手指夹着烟。爷爷很瘦，手臂就是一根骨头，脸也是瘦削的，骨骼明显，皮肤耷拉。沙发旁边的窄茶几上，常年放着一个玻璃烟灰缸，不怎么干净，方方正正。
很多人说抽烟是种社交行为。可是爷爷抽烟却好像从不是为了获得和人聊天的机会。他不与人分享。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不抽烟，或者我是一个女孩，所以没有参加过家庭男性间的香烟会谈，不知道爷爷是否也有一边抽烟，一边神色得意、滔滔不绝的时候。
因为瘦得骷髅似的脸孔，有孩子看到我爷爷，就“哇”地哭了出来。孩子害怕极瘦又不动声色的人。
但我眼里，爷爷不是一个阴郁的人。我们家搬到嘉兴之后，爷爷来看望过我们一次。他不需要别人指引，每天午睡起来之后，就会自己出门走上一圈。他似乎也不需要地图，只依靠自身的雷达，就可以把我们住所周围摸透，他走进当地的老人中心，看人下棋，坐着抽烟。我从没有陪爷爷在午睡后出门散过步。他好像不需要人陪，我也更宁愿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我只记得爷爷出门时的样子，戴一顶非常宽的草帽，白背心，白衬衫，扎进米色的裤子，系一根黑色皮带。人老下来的时候，白衬衫在身上显得越来越宽大。七十岁后，日头特别大的八月，他也依然在睡醒后的三点走出家门，脸上落着帽檐的阴影，皮肤白得仿若透阳光。
有一年，我也的确记不得是哪一年了，爷爷从不知道哪里的地方买来一个水烟筒。江西人，不抽水烟的。巨大的烟筒，怪异又突兀。爷爷坐在我家的院子里，捧着那个玩意儿，笨拙地尝试。烟丝要怎么加，要怎么控制吸入的比例。他慢慢地抽。
我没有过问，这是什么，从哪买的，好不好玩。我只是看见他远远地在那里，然后对这个画面有一丝印象，就像坐在车厢里，看见窗外一个陌生的男人在抽水烟似的。而我记得那个画面，是因为好像那时候，我在爷爷脸上看见了一些快乐的神色。他得到了自己的乐趣。我只是看着外观，走不进他的乐趣里面去。
后来爷爷走了，正厅的沙发被搬到了别的地方，他的相片端正地挂在进门那面墙的正中间，威严的表情。2019年末，那栋老房子被通知拆迁，照片取下来，爷爷抽烟的客厅消失了。
作为编辑，我大概经手过百篇以上的稿子，和亲人、和死亡有关，人们书写自己如何在经历了死亡之后看到裂缝，以及又如何渴望着用文字缝合这些缝隙，写下一件件相处的事件、一个个细节，用来说明”我记得“”我知道“”我爱你”，一遍遍要从回忆里去寻找矿藏。
偶尔我也会在想，我们可以书写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吗？可以书写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吗？可以书写无法弥补的事情吗？当我在讲述时说着好像、似乎、仿佛的时候，我想说的是，有时候，死亡，只是把人推得愈来愈远。仅此而已。
后来我去了湛江的其他地方，又看到三四位抽水烟的男人。每次看见，我都会多想起一点，爷爷抽水烟筒的模样。只是每一次想起，并没有让印象更清晰，更多刷上一层灰白。无法了解。无法知道更多，无法弥补。
这个世界某一处，有一个男人，在抽水烟，沉默的，喜悦的。他不曾与人分享的。他消失了。我看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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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一夜，一宿没睡，飞机在6:40起飞，索性凌晨2点便从床上起来，做点什么。
我坐在桌前，把工作要处理的文档再次整理了下，但好像没有什么可写的。出发的心情？有些焦躁，但似乎一切都是未知。这一趟旅程，我计划离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几所南方的城市走走逛逛。现在绝不是一个出发的好时间。五月末，上海的一家商场联系我说想谈合作，是否可以一起在“后疫情时代“做点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后”是如何区分的，有多少人已经在心理上把自己划进了下一个阶段。6月12日，北京新发地市场成为了一个新感染源的新闻再次把人们拽回恐惧的一月末，不安在心里如野草猛生，随风而动。而被掩盖在这些消息下面的，还有国际政治的问题，还是经济的忧虑。
一个人好像能做的很少。但绝不能做的是，似乎是奢侈地浪费。
于我而言，这趟旅程确乎有重要的意义。但它又和工作、生计没有直接的关联，甚至还会带来不少额外的消费和安全的担忧。我无法在开头就书写它，却又不得不笨拙地记录，害怕自己像是无知的牧羊少年，走在旅程之中，却错过了旅程。
六月，上海的阳台外，天色在四点时已开始渐渐泛出淡蓝色。有鸟儿在叫。朋友和我说过，她在上海失眠的时候，会听到一种特定的鸟叫。每当那个声音，透过玻璃窗传进卧室里。她知道，自己又失眠到了那个时间。但她不会去看手机上的时钟，不想知道确切的几点几分。
我想，现在也是就是那个时间。
我关上门，带着箱子，走进了刚刚开始明亮的外部世界。
计划这样的一场行程。你的列车将要在30分钟后从站台发车，它不会等你，一分一秒。而你从现在的起点，骑车去，手机告诉你需要16分钟。步行，44分钟，打车，预估14分钟，但需要等待司机11分钟。于是你骑车。
你得这么走，直行，右转，一直直行，直到通过了地图上那个巨大的圆转盘，左转，一会就到了。一开始，你的兴致普通，城市边缘所能看见的，和城市一样，包豪斯美学的工业楼，下班的家政员。直到你怀着紧张与不确定的心情，在红灯前重新确认路线，确认是否要往前驶入高架通道的底部，并且前行，更深入。那个入口看起来漆黑，而且朝着下面的方向蔓延。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在这里分开。
那些熟悉路线的电动车骑手，他们会在你犹豫的时候，从你的身后，鸣笛，超过你。并不是因为你阻挡了他们的车道。他们的鸣笛只是一种提醒，这里没有人需要放慢脚步。
你的头顶，是行车的高架，那些四轮的机器和沉重的混凝土空悬在上方。眼前的石柱子看起来是那么不可靠。你骑着骑着，看到了河流，在桥梁底下，它们缓慢流动，产生摇晃的视觉。你想到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可靠。就像走在摆放着整排瓷器在货架上的店铺，一切越精美，越是有碰倒柜子的恐惧，一地粉碎，无可挽回；你在此刻想到坠入，手机、行李和自己，坠入河里，也许不为什么，只因为脚下的工程或许不该值得信任，因为你并没有眼见过它的建造。或者因为就在下一秒可能发生的地球灾害，让所有，都晃动，与破碎。河流说，它不是已经提醒过了吗。
你想着这一切，却一定要收回心，才能继续前行。告诉自己，那些摇摇欲坠的想法，只是幻影般的魔鬼。
你还有时间，还可以赶得上那趟即将抵达站点的列车。它要载着你去下一个地方，你必须去的地方。从桥道里出来，天色比五分钟之前更阴暗了一些，云的粉红色，加深了一层，阴雨的预感更强烈。哪怕哪怕，天气预报说这场雨要到明天才会下下来，伴随着巨大的闪电，预感还是笼罩在你的心里。直到看到巨大建筑物和红色招牌，你才松了口气。
最后你还是错过了列车。在楼下停车时，你看到时间还剩下2分钟，只是500米外的检票口已经关闭了闸机。你对这种错过并不慌张，你习惯这种安排。后面还有一趟，可以改签，在一个半小时后再出发，或者十分钟。
你走进看不见天气的建筑里，走进安检的通道里。你觉得自己战胜了暴风雨。
我们的书房有一道防猫锁，小小的，不过十厘米，在靠近地面的地方，一扣，书房的推拉木门就打不开了。书房是小猫的空间，它的猫砂、粮盆、水盆都在里面。而且它对我们的书架都很熟悉，有时候我会忽然发现自己的一本书被抽出了一些位置，纳罕这是什么回事，后来追索，才发现真的是小猫干的，它聪明得以书为台阶，往上头爬，不知道它到底看上了书架上的什么物什。
小猫是室友的小猫，JOJO，一只英短。去年的3月26日，我们从青浦一户人家里把它领养了过来。那时，我们也才搬来现在这个房子不过三天时间。我们的房间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因为不需要客厅，所以我们把原先的客厅改成了一间卧室，原先的小次卧成了书房。小猫在哪个房间的时候，哪个房间的门窗就关上。之前的房东听说我们养了猫之后，好心地告诫这里是六楼，她之前也在这里养猫，没注意，走丢过几只。在这个房子度过第一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也对着两个房间空空荡荡的窗户纳罕，为什么之前人家在这里住了二十年，都不用装纱窗的？
小猫于我而言，住在隔壁的房间，像是另一位室友。有时和它玩闹，有时和它聊聊天。但是我要做自己的事情时，就回到我的房间，把自己关在里面。我喜欢观察猫咪，但是如果真的要我饲养一只猫咪，我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因为我更自私，更渴望有更多时间自己与空气独处。
要建立一种关系，尤其对方是一只宠物的情况下，人类有义务要对它负责。不光是买粮食、倒水、铲猫屎，还有很多像是照顾一个孩子一样，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是无法全部体会到的，诸如：猫耳朵长了耳螨怎么办、给猫咪剪指甲、喂小猫化毛膏、给猫咪涂驱虫药等等。
甚至就拿最简单的说起，因为居室的条件，只要小猫在的房间，我们就没有开过窗。这并不简单，因为总有开窗通风的需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吃饭，把窗户大开着，小猫本来在里屋，后来中间的门可能在进出的时候打开了，没留意，等回过神来，小猫的身子出现在窗台。没有玻璃阻挡，外面就是点灯的楼宇和夜空，小猫的剪影漆黑，身形在明与暗之间被勾勒了出来。
它转头朝向我们，眼睛很大，是绿色的，明亮。
我心里却在尖叫，因为脑海中把这画面理解为小猫即将纵身跃下窗台前的最后一瞥，甚至也许喉咙已经发生声音。
小猫抬脚一跳，还好是向内的，落在了地板上。我赶紧冲过去，关上了窗。
还有一天，大概凌晨四点的时候，我的手机上收到一则室友发来的消息。先是一个惊恐的表情，然后是说：“小猫不见了”。我是早晨起来才收到的信息。这次疫情而来的悠长在家办公时间，有几天我和她的作息几乎是错开的。我九点起床，她九点睡觉。我心想，这个家就这么大，我们又小心谨慎地不开窗，小猫怎么可能不见呢。
但，小猫真的可以不见。
有天下午，我去找它，想要把脸凑到小猫绒绒的猫肚子上休憩一会，“猫咪的肚子是天堂的样子“。怎么都看不到。几个它常爱呆着睡觉的地方，没有身影。喊它名字，它也不出来。小猫真的消失了……我们的房子就这么大，小猫能躲到哪里去呢。
“上次半夜，你知道小猫躲在哪里吗？躲在这里面！气死我了！“
室友拉开在她门外的一个储物柜，里面有三格大木架，很深，平时被我们用来堆放公用的生活物品。凌晨四点那次消失，就是室友出来上厕所，小猫一个剑步冲了出去，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自己藏在了里面，然后即使在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呼叫的时候，也保持一声不吭，造成了一桩平地消失案。
这次也是一样。室友神秘地敲开我的房门，使了使眼色：“我终于知道小猫躲在什么地方了。“就像侦探剧情里，惯常会使用到的套路一样，她把我引到房间，先让我自己观察。我四下张望，没有任何收获，房子间似乎没有其他动静。室友坐在房子最中间的转椅上，又朝我挑了挑眼，“我刚和它对视了一眼哦。”我蹲下身，顺着她的视线望去，还是没有什么发现。
“它，就，在，这里！“
手指头指着衣架下面一个储物框，它被上头的衣服遮挡，并不惹人注目，里面层层叠叠放着冬天的衣服，似乎是一个温暖的窝巢。小猫屈膝跪在里头，似乎刚刚睡醒的样子。
想必，小猫也是厌倦了总是在自己睡得正酣时，被人类的行为闹醒，所以为自己找了一个不容易发现又暖和的角落，制造了另一桩平地消失案。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在面对小猫时，我有时候会无法控制地生出一种患得患失感。但它出现在我面前时，很担心是否因为自己的失误，而造成什么过失，就像是不小心开窗，或者开着阳台门，让小猫走失这样的事情。甚至好像有一次我在梦里梦到过这样的情形。
有一日，室友洗澡，想要给自己的房间开窗通风，把小猫交给我照料，可我后来要做事，又不想放任小猫在我的房间里，看它似乎也有想要回去的意思。室友喊：“你可以把它关在书房里。”
于是我抱着小猫，一起先关上大窗，然后把它带进书房，再走出来闭上门，扣上底部的防猫锁，然后再走去打开大窗。走到窗口那刻，我感受到夜风的吸引，轻柔、和煦，有一股凉薄的香气，我忍不住伸出头去，又想到小猫是否也会想要出来呢？我真的把锁扣扣紧了吗？如果待会我离开，结果书房的门没关好，小猫会跟着这一片夜色走进远方里吗。我折返回去检查，扣紧的，但没有听到小猫挠门的声音，通过小缝隙也看不到它的身影。我又在想，小猫真的在里面吗？里面另一扇窗户是真的关好的吗？还是小猫会在这样一个无人照看的房间里，消失吗？就像是那些电视剧里演的密室案件一样。
这些问题在我的脑里像是弹幕一样从右往左滑动。
实际上，我不该为此抱有这么巨大的压力。但我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害怕生命中此刻可爱的、美好的事物，会无故消失。即使自己知道，并不存在“无缘无故”的事情。
万千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