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qian

今天来苏州了，依蔓家里。她从上海的法华镇路搬家到了苏州一个29层的楼里，体验一种好像既不属于上海，也不属于苏州的充满悬浮感的生活。这种悬浮感是怎么样，我是带着好奇，来拜访，成为这间房子的第一位上海客人。

我到的时候已经五点多了，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就出门去逛逛。如果骑自行车的话，这里只需要走上15分钟，就可以到诚品附近。上一次来还是2016年的时候，那时感觉这片地方的周围还很荒凉，没有什么建筑，这次去发现高楼、商场一幢幢都投入运营了。灯光很亮。一片新兴的繁华。

我们到了金鸡湖旁，湖对面直接对着苏州中心的“大秋裤”，动态光影变幻，人好像没有很多，但是公园里的路灯也开得很亮，一种小浦东的感觉。我们有些看腻，依蔓提议说她知道有另一个地方，有一座教堂，和立在水上的十字架，我们可以去看看。于是又开始骑车，半小时路程，把大半条星湖街都踩了一遍，来到黢黑安静的独墅湖区域。走进去，还没几步，这片区域的灯一下子全黑了，21点整，我们只能幽幽地踩进去。十字架孤独立在水面上，男孩蹲在一旁的礁石垂钓。我们经过一整片水杉树构成的小森林，人类在里面的视线变得微弱，如果前后离开三五个石台阶，我们就会看不清对方，陷入各自的黑暗世界里，直到摸索着走出去。依蔓说她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一个四月，那时候深夜12点，林间一片白雾迷茫。

回到家里，二十九楼的风从阳台吹来。这是高层最迷人的地方。我想我可以就这么趴在这里，吹一天的风，依蔓在阳台放了一张矮桌，一张明亮的台灯，窗边依次是薄荷、紫苏、九层塔、迷迭香和小玫瑰。我就着一瓶啤酒，正坐在这里敲每日书，往窗外望去是六月的下弦月。

我们把头探出窗外，依蔓说，在月亮的左上角，那颗明亮的星，是木星。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

准备采访一个知名作家，提纲发给出版社，对方圈了几处地方，有一题问到之后的创作计划，这是很常规的一题，但收到批复：“他（指作家本人）写的东西肯定敏感出不了。不适合问。”

因为上周又多了一个在中文简体世界不可言说的人名，一篇我在2016年的采访文章今天收到提示“违反相关政策法规”，被直接删去。

比如一篇独立采访，文章中事实的确如此，受访对象前来求情，不要写，怕被看到，惹麻烦。

有作者来说删稿，因为自己的姑姑看了发表后的文章，说涉及家里私隐，一定要删。而她指涉的“私隐”是作者前先辞去的工作是姑姑介绍的。

……

在此之前还有更多。诸如采访了任职高校的作家，高校在文章刊登之后给她打电话，如果不让平台删稿，她就无法转正，因为那时期正是某某校风建设最盛的时期，而对方在文章里讲到了体制里如卡夫卡的《城堡》一般的报销制度。

我之前对待这些问题的处理态度是，保护个人，但是不必向机构低头。在常规的采写规范都做到位的情况下，如果是某某机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刺，影响独立的采写，大可硬气面对。如果弱势的是个人，可以考虑下她的处境，不要让文章伤害她。近来，却更加有一个感受，即使是个体，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可以告诉他们，要为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勇敢，更能抗压。如果在这些事情上，也都是个体对个体的承受与消化，一切的处境还是在坍缩。你可以看到现在在一件事情上，似乎每个环节都可以有人跳出来说：你这样写，不对，危险。每个人都在不自觉被这种气氛影响，轻视文字，轻视发表的权力，或者是出于害怕承担不知道会是什么的风险而提早放弃。这并不是好事，这是一条更加危险的道路。

我们仨一路走，手里拿着啤酒，直到被一盏红灯拦了下来。她也拦住我们，忽然抬高了音量，说：“那我说个秘密。”

“秘密，我最喜欢听秘密了”，我忍不住大声说着。另一个同伴 L 也跟着喊了起来：“秘密！”

“其实这个秘密，万千已经知道了，L还不知道。”

“我知道吗？我知道什么秘密？也许我不知道呢。”当时我脑子里在想，有那么一两秒是认真在接受这个暗示，想要知道她说的秘密会是什么，但是当时却是一片空白。我们停步在一小爿街角的绿地前面，我看到同伴身后的花园，冒出紫红色的碎花，也像是在尽力朝我们靠拢着，想要探听着这场深夜的对话。

L说：“说吧，是什么秘密呢？”我也喊：“说吧，说吧。”

大概是我们的眼神太殷切，她没有再说下去。“还是不说了。”人行道的绿灯亮了起来，有点迟疑，我们抬脚往前走了。

是这个吗，是那个吗，L猜了两个自己的想法。

不是，不是。

秘密忽然消失在夜空里了。

酒瓶还没空。对话还在继续，我们接着讲起了许多别的事情。还听到一个秘密，两个秘密。我并不觉得自己喝醉了，一切似乎都在意识清醒的轨道里发生。我知道我会记得这些对话。第二天，我准备出发去一个地方，白天的街道和晚上的街道是两幅面貌。我独独地行走着，脑海里总在漂浮着一些没有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我想到了那个花园，那个我们停下脚步的瞬间。啊，秘密。她说要说的那个秘密。我知道是什么了。是说那件事情吗。她说她要讲出那个秘密时，眼神有闪烁，不是犹疑的闪烁，是明亮的闪烁。啊，是吧，她当时要讲出的是这件事吧。我知道的。我希望她能讲出来的。

在第二天的下午四点，暖意熏熏，之前降过雨的街道还没完全干透，我的脑海却一再一再回到那个花园。啊，秘密。

约了午餐。于是穿了一条裙子出门，绿色的波纹。下楼，阳光猛烈，绿化道里的树被砍掉了许多枝桠，一大片倾倒在地上，像是夏天还没来就溃败的军团。前几天我才刚认识这棵树的名字，海桐，开小小的白花。我戴着口罩经过的时候，闻到浅浅的花香，于是在无人的过道里，把口罩摘了下来，深吸了一口。“是啊，是这样的味道”，那时心里是这么想的。

在飘着香气的空气里，此刻面部的口罩似乎成为一个残暴的士兵，秉持着铁制长枪，守住口鼻的门，但也隔绝了生活中本来美好的香气体验。但想了想，去年的这时，我已经搬进了这个小区，那时似乎都没有这么鲜明的记忆，甚至不知道香味的名称。这样的自己，是不是更应该被责怪呢？而不是在美好被剥夺之后。我还没有想出个答案，已经看到前面等待的人影。

吃完饭后，我们又重新散步回到小区门口。我们要告别。他看着我说了一句，要是不戴口罩就好了。小区门口常年放着一把坐垫已经被磨破的皮椅，总有老人拄着拐杖坐在那，今天也是。我感受到背后的目光。她在看着我们简短的拥抱。我想着我的裙子，绿色波纹，这是第二次穿着它出门。

再次经过海桐树，稀疏的枝桠，气味已经淡了一些。

久违地去了一趟公园，在上海的东北角。5月2日，假期，里面的人竟然多得购买需要排起队了。人们掏出手机，出示健康码和付款码。这些黑乎乎的方块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园里，离门口最近的一块大草坪已经被各种颜色的野餐布占领，我们甚至都没有走进去，就感觉到里面的人间气息漫溢了出来。

大家似乎都积攒了很多想法，要释放掉，释放到某一个人身上，某一件事情上或者某一个自然公园里。野餐的，聚会的，划船的，带孩子的……这个在我想来地理位置已经是偏远的地方竟然这么受欢迎。

我和很久没见面的朋友一起去的，倒找回一些大学时一起出游时的心情。而想到她也是快要结婚了，又觉得心情有些喟叹。

那天收到一则短讯，也没有个头尾，问：“是不是要考虑下个人问题了。”

我知道他要想说什么，却选择没有听懂，反问一句，“个人问题是什么？”也是狡黠。

怎么一个人好像永远要在两个里选择一个站边似的，有或者无，是或者否。

四月最后一个夜晚，空气特别沉闷。躺在床上，发现盖的被子已经特别滞重，于是把去年买的电扇翻找出来。

室友也还没睡。去敲她的门，看到她也在捣鼓着电扇，清洁。于是我们半夜开始聊天。小猫戴着伊丽莎白圈在听我们讲话。它刚做完绝育。我去医院接她回来，发现她似乎比送去医院时更为大胆活泼些，在包内想要探头出来。宠物医院的前台护士说：“可能是在病房里和其他宠物交流了一下，发现这也不过是一件小事。”

护士要加我的微信，还给我看小猫在手术前的照片。吐着舌头。我心想，怎么在外人面前这么可爱。后来才知道吐舌头，是因为做了呼吸麻醉。

“这张照片你要吗？”护士问我。我去看她手机，图片上血红红的两个小点，是小猫刚摘取的卵巢。

现在服务都这么到位了吗？我想。心里盘算着开口拒绝这个热情的邀约。

小猫一岁，就相当于人的18岁。这么算来的话，它今年就会高过我的年龄，“这也不过是一件小事”，真的是小猫的领悟吗？我不知道。如果是的话，小猫也许比我懂得多。

五月一日，天空开始下雨。

“疫情变化太大了，昨天的见闻今天已经过时了。”

“有空今天看一下我的稿子吗？现在新闻都是一日千里。”

今天早上收到两则消息，都是这样的口吻。我起床，看了下阳台窗外，停着一只鸟类。不像是往常的那种脖子上围了一圈珍珠般的斑鸠，而是头顶有一些白羽，看起来身材更轻盈的那类型小鸟。不稍一会，又从我的晾衣架飞走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上海的气温有20摄氏度，我能想象此刻小区楼下，老人们拖着小推车，戴着口罩，缓步在两家菜店之间买菜的情形。小区门口聚拢着三五位大爷，或站或坐，聊着天。而我们走出去，在这座城市的庇护之下，可以去一家餐饮店堂食，可以坐在店里喝咖啡，一切似乎被冻结在了一个春日里。

一边穿衣，一边想象着那两则信息如何被传递到了我这里。他们身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欧洲、美洲，讲述同样的话，像陀螺一样急速地运转。终于，世界的时差体验开始更为明显，不同地区生活着的人的心理感受也有了明显的不同。

窗外晴空里，有一道愈发明显的裂痕。

2020年3月16日

重新回到上海，在离开了近两个月之后。

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有了一段时间的对比之后，竟然无比明晰地感受到我在上海的生活是极其细薄的。

一天夜晚，我躺在自己的床上里，忽然觉得琐碎的、细小的声音从三面空白的墙壁上如同细小的虫子一样爬过来，钻进我的耳朵。一些模糊的人声，断了的字句；一些走动声，微弱的脚步；一些拖拉物件的声音；一些敲打的声音。我和室友曾因为隔音问题，从上一个住所搬到这个小区。人们说这样的房子是“老公房”，我听到还不觉得什么。从50平米的空间到90平米的空间，从没有阳台到拥有阳台，这些让我觉得对生活的掌控感似乎在上升。隔音？似乎比之前好一些了，没有了之前楼上那个经常做作业要挨家长骂的孩子。

一日下午，我在阳台看书，听到了对面楼一个家庭的争吵。母亲和女儿，一方大声地指责，一方嘶吼着争辩。“那这是什么？”“这不是我的呀——”听不清全面的内容，暴怒地喊出来的断断续续的字句，从空中直线一般传来。

又一个夜晚来临，窗外已经漆黑，对面楼宇里的灯光变得清晰可见。黄的、青的，还有一扇透过红色窗帘映照出来的灯光。 楼上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发了疯似的在叫，断断续续的，“啊”，“啊”，只有他一个人扯着嗓子喊，不知道是兴奋、害怕还是什么。

 在安静的时刻，在神经紧张的时刻，上海房间里白色的墙壁，细薄得如同一张纸张。

纤细的生活还体现在上下楼道的时候，如果哪家正在做饭，菜香味几乎是很快就可以辨别出来的。这家做了萝卜汤，那家做了红烧排骨。还有榴莲，谁家吃了榴莲是无法隐藏的。和室友抬着脚，走上六楼，依循这些味道勾连自己的味觉记忆。

“这个味道……好像白切五花肉的酱料味。你好像很久没做那道菜了”，我说。

“附近买不到好吃的五花肉。”她很快否定了我的提议。上次我们吃的，是去年过年她从广西家里带来的。

有一回我瞥见过三楼人家的厨房，和我们家一样，都在进门处的拐角。油烟机虽然呼呼地开着，但想必年岁也高，带不动，主人只好把门也开着，散味。

我们上楼时经过五楼，也常会在七八点时听到家长辅导孩子作业不耐烦的声音。

住了近一年，这一栋楼的住户，也许并没有每一个都打过照面，但似乎在上楼下楼之间，每个人都在默默观察着、聆听着别家的动静。

在我们的书房，有一扇窗户直接连接着楼道。最近，我们想改变房间的陈列，把沙发搬到窗下，坐着看了没一会书，我就说不喜欢这样的格局，因为脑袋后面就是上楼下楼的声音。

“房间就这么大，你以为沙发在另一边的时候就听不到吗？“室友提出反对。

说得也对，也听得到的。在看书时，那些从楼道里传来的声音，比如沉默地上下楼的人、隔壁601老人回家的关门声、住在七楼的年轻租房男女上楼时聊到猫的话题……

而我们的一举一动，在窗户内说的话也许会被过路人听了去；我们在房间里播放的音乐，也许是传到墙壁另一边；室友煮螺蛳粉时，也许路人也在依据嗅觉判断着我们家的晚饭，皱起了眉头。

但住在这栋楼里，大家似乎从来没有要为此对质的意思。不会敲敲门，站在你面前，指责“你太吵了”。如果楼上孩子跳绳，一分钟，一分钟也就结束了。

这是上海生活的一个注脚，大家在同一个楼宇里共享这种细薄的生活，静默地影响着、也被别人影响。作为一个楼宇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