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最后一个夜晚，空气特别沉闷。躺在床上，发现盖的被子已经特别滞重，于是把去年买的电扇翻找出来。
室友也还没睡。去敲她的门，看到她也在捣鼓着电扇，清洁。于是我们半夜开始聊天。小猫戴着伊丽莎白圈在听我们讲话。它刚做完绝育。我去医院接她回来，发现她似乎比送去医院时更为大胆活泼些，在包内想要探头出来。宠物医院的前台护士说：“可能是在病房里和其他宠物交流了一下，发现这也不过是一件小事。”
护士要加我的微信，还给我看小猫在手术前的照片。吐着舌头。我心想，怎么在外人面前这么可爱。后来才知道吐舌头，是因为做了呼吸麻醉。
“这张照片你要吗？”护士问我。我去看她手机，图片上血红红的两个小点，是小猫刚摘取的卵巢。
现在服务都这么到位了吗？我想。心里盘算着开口拒绝这个热情的邀约。
小猫一岁，就相当于人的18岁。这么算来的话，它今年就会高过我的年龄，“这也不过是一件小事”，真的是小猫的领悟吗？我不知道。如果是的话，小猫也许比我懂得多。
五月一日，天空开始下雨。
“疫情变化太大了，昨天的见闻今天已经过时了。”
“有空今天看一下我的稿子吗？现在新闻都是一日千里。”
今天早上收到两则消息，都是这样的口吻。我起床，看了下阳台窗外，停着一只鸟类。不像是往常的那种脖子上围了一圈珍珠般的斑鸠，而是头顶有一些白羽，看起来身材更轻盈的那类型小鸟。不稍一会，又从我的晾衣架飞走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上海的气温有20摄氏度，我能想象此刻小区楼下，老人们拖着小推车，戴着口罩，缓步在两家菜店之间买菜的情形。小区门口聚拢着三五位大爷，或站或坐，聊着天。而我们走出去，在这座城市的庇护之下，可以去一家餐饮店堂食，可以坐在店里喝咖啡，一切似乎被冻结在了一个春日里。
一边穿衣，一边想象着那两则信息如何被传递到了我这里。他们身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欧洲、美洲，讲述同样的话，像陀螺一样急速地运转。终于，世界的时差体验开始更为明显，不同地区生活着的人的心理感受也有了明显的不同。
窗外晴空里，有一道愈发明显的裂痕。
2020年3月16日
重新回到上海，在离开了近两个月之后。
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有了一段时间的对比之后，竟然无比明晰地感受到我在上海的生活是极其细薄的。
一天夜晚，我躺在自己的床上里，忽然觉得琐碎的、细小的声音从三面空白的墙壁上如同细小的虫子一样爬过来，钻进我的耳朵。一些模糊的人声，断了的字句；一些走动声，微弱的脚步；一些拖拉物件的声音；一些敲打的声音。我和室友曾因为隔音问题，从上一个住所搬到这个小区。人们说这样的房子是“老公房”，我听到还不觉得什么。从50平米的空间到90平米的空间，从没有阳台到拥有阳台，这些让我觉得对生活的掌控感似乎在上升。隔音？似乎比之前好一些了，没有了之前楼上那个经常做作业要挨家长骂的孩子。
一日下午，我在阳台看书，听到了对面楼一个家庭的争吵。母亲和女儿，一方大声地指责，一方嘶吼着争辩。“那这是什么？”“这不是我的呀——”听不清全面的内容，暴怒地喊出来的断断续续的字句，从空中直线一般传来。
又一个夜晚来临，窗外已经漆黑，对面楼宇里的灯光变得清晰可见。黄的、青的，还有一扇透过红色窗帘映照出来的灯光。 楼上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发了疯似的在叫，断断续续的，“啊”，“啊”，只有他一个人扯着嗓子喊，不知道是兴奋、害怕还是什么。
在安静的时刻，在神经紧张的时刻，上海房间里白色的墙壁，细薄得如同一张纸张。
纤细的生活还体现在上下楼道的时候，如果哪家正在做饭，菜香味几乎是很快就可以辨别出来的。这家做了萝卜汤，那家做了红烧排骨。还有榴莲，谁家吃了榴莲是无法隐藏的。和室友抬着脚，走上六楼，依循这些味道勾连自己的味觉记忆。
“这个味道……好像白切五花肉的酱料味。你好像很久没做那道菜了”，我说。
“附近买不到好吃的五花肉。”她很快否定了我的提议。上次我们吃的，是去年过年她从广西家里带来的。
有一回我瞥见过三楼人家的厨房，和我们家一样，都在进门处的拐角。油烟机虽然呼呼地开着，但想必年岁也高，带不动，主人只好把门也开着，散味。
我们上楼时经过五楼，也常会在七八点时听到家长辅导孩子作业不耐烦的声音。
住了近一年，这一栋楼的住户，也许并没有每一个都打过照面，但似乎在上楼下楼之间，每个人都在默默观察着、聆听着别家的动静。
在我们的书房，有一扇窗户直接连接着楼道。最近，我们想改变房间的陈列，把沙发搬到窗下，坐着看了没一会书，我就说不喜欢这样的格局，因为脑袋后面就是上楼下楼的声音。
“房间就这么大，你以为沙发在另一边的时候就听不到吗？“室友提出反对。
说得也对，也听得到的。在看书时，那些从楼道里传来的声音，比如沉默地上下楼的人、隔壁601老人回家的关门声、住在七楼的年轻租房男女上楼时聊到猫的话题……
而我们的一举一动，在窗户内说的话也许会被过路人听了去；我们在房间里播放的音乐，也许是传到墙壁另一边；室友煮螺蛳粉时，也许路人也在依据嗅觉判断着我们家的晚饭，皱起了眉头。
但住在这栋楼里，大家似乎从来没有要为此对质的意思。不会敲敲门，站在你面前，指责“你太吵了”。如果楼上孩子跳绳，一分钟，一分钟也就结束了。
这是上海生活的一个注脚，大家在同一个楼宇里共享这种细薄的生活，静默地影响着、也被别人影响。作为一个楼宇共同体。
也许也是因为拖稿的缘故吧，突然掉进了“四年前的今天“的游戏里。
我并不觉得任何日期自带魔力，闰年的二月二十九也好，每个庆典节日的日期也好。只有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天才会值得纪念。
于是开始往前翻一翻自己的相册、朋友圈、微博。
2016年，2月12日，和家人去爬山，一起拍了很多吹风、看夕阳的照片。2月20日，一个忧心忡忡的周末，午后坐在飘窗上读《十一种孤独》。2月26日，对一个男生有点儿心动，一起去吃过耳光馄饨。那时候四个人一起晚上11点从新天地走去肇周路，还相约着说要一起去游乐场，后来就很少联系了。2月27日，和朋友去了宜家，买了一只身体长长的我认为是臭鼬的玩偶，它的表情总是不太开心，我给它起名叫“悄悄”。3月14日，收到一张来自加勒比海的明信片，有想象中海风、太阳和烤鸡的味道。3月15日，周二，那时已经从上一家公司离职，我在上海市区独自走了 2 万步，从杨浦出发，到了外滩和人民广场，然后乘了地铁去徐汇。
唯独少了2月29日的记忆。
3月3日，和朋友探访了一家藏匿于即将拆迁的服装市场里的古董店，听老板说了一大段偷渡到俄罗斯的神奇故事。那时候认识的一位做编辑工作的女生给我推荐了一个正在招聘的公众号，说我感兴趣可以去试试。我打开来看，名字叫做：“中国三明治”。
后来度过的四年，都和这里有关。
“开语音会议的时候，窗外有一架飞机经过，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好几分钟，感觉它在城市上空压得很低。我一个人从窗外望，希望能看见它，但什么也看不见。 ”
这是我2月27日在微博里写到的内容。
过了一会，收到一个陌生人的回复，说她今天也在纳罕，怎么头顶飞机特别多，又很近。我在嘉兴，她在苏州。
我只是当一个生活的插曲，却没想到在距离82.8公里之外，有了回音。
在一扇扇防盗窗内，每个人度过了一度静默的时期。但在这种静默之中，我们却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每个人的生活是如何紧密地相连在一起。
小区里，有一只猫咪，发出“咪咪咪”的喊声，声音传上我所在的三楼。可我也看不见它在哪儿。我想象着它是一只白色的小猫，毛有点长、有点脏，有些虚弱，在寻找吃的。它的母亲不知道去哪了，可是它在努力活着。
晚上五点，天还没完全暗下来。我又听见篮球拍打声，一下一下传来。人们想要从家里走出来。很快，天黑了，比想象得快。声音消失了。
生活如同一只仍在冬眠的野兽，我们匍匐在它的胸口，在杂乱的毛发丛中，跟着它的呼吸，上下起伏，不敢轻举妄动。但我们的眼睛睁开着，耳朵灵敏着。我们醒来了。
我没有听播客的习惯，偶尔在路上想到听一听。一直知道《剩余价值》，但没有追着听过。罗新那篇发出来那天我读到的早，看完就转了朋友圈。当时心里想法是不觉得说得有多犀利，太明白编辑为了发出来，考虑过，也克制了。
等到两小时后，有人回复我文章看不到了，然后人们转了一个又一个平台传播那篇文章，又一篇篇消失。那双巨大的眼睛就出现了。
它追踪到每一个角落，逼到尽头，直视着你。“你怕了吗？” 昨晚的愤怒是看到这样一档节目就因此连微博、公众号等几个平台都没了，人们习惯说“炸号”。“炸了”。这几乎是赶尽杀绝的地步了。
这个月，我在工作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封禁，用户在我们平台上写作的页面一个个被禁止公开分享。不告知任何理由。没有预兆，没有公告。在二十五六号的时候，这个月七号前后发生的事情，再次成为了“禁语”。系统开始秋后算账了。我们联系了平台，对方的工作人员说公司提高了机器人检测政治违规的标准。还记得那句话吗？“抬高枪口一厘米的自由”。但如果现在的执行者是机器呢？它们直中靶心，不肯错放一个。
在人们“不能、不明白”的那天，我也感到深深的绝望。但除了在朋友圈里看到大家集中的分享之外，人们的愤怒，还能导向何处。我也想问，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
我给一个公开讨论想征集人们能做什么的朋友圈点了赞。第二天睡醒，发现对方已经自己删去了。
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身处的生活里存在巨大的沉默引力，把每个人都往无声的黑洞拖引。 那些人们心里的墓碑、遗迹，可能很快就会被盖起新的高楼。
没有人可以指责那些向前走的人。是的。可是如果无法出发，如果一颗心被炸弹炸成了废墟，因为感到悲哀而动弹不得，再也没办法回到以前的生活了。这些人怎么办？这个社会该怎么做？
昨晚我转载了两篇，分别是财经和财新的报道。第二天又静悄悄地消失了。没人解释为什么消失。
关于怎么样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基于自己所读到的和工作中的事实，好奇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诉求，想要言论的自由。当人们终于自由、诚恳地说话，一齐向那双企图震慑人们的眼睛回问一句，“现在，是我在看着你，你怕了吗。”
我们是在晚上八点抵达这座城市的高铁站。这座马头墙的车站站房是在2010年建成的，位于城市南部，高峰时段每小时发送2300人去往国内各地。每次我都习惯从家附近的车站乘95路公交车去这座高铁站。公交车厢在一条笔直的马路上行进十几分钟后，被最后一个红绿灯拦住要左转时，透过车窗就可以看到高铁站顶部醒目的红色大字。
那四个大字，时常让我感到忧愁。因为它常在一片夜色中提醒着我“又要离开了”，离开这个我户口所在的城市，离开一间熟悉的带有我气味的屋子。
而此刻，我正站在着四个大字之下。在出站口，等待来接我们的车子。
春节前，我从这座包邮区的平原城市离开，返回我的老家。原本计划只有十天左右的探亲，因为疫情缘故被延长至一个月。中途因为高铁停运与不安，反复取消了好几次车票。
2月19日，夜晚并不冷。有十几分钟，高铁站这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位乘客。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进站口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里面坐着，等着为晚班车乘客检查体温和身份。
坐上汽车后不久，我们就接到了街道的电话，询问什么时候去办理，原本打算第二天再去，但对方说他们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
于是我们决定先带着行李去登记。走进街道工作室，没人接待我们，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填表。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忙碌着。等到她终于抬头看见了我们，听见我说：“我们刚回来，想问怎么在这里登记？”
她突然起了愠色：“你们怎么现在才来，这样让我很难办。”
我不知道她为何说这话，只好接：“是你们打电话来让我们，一下高铁站就先来登记的。”
于是办事人员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们一眼，缓慢吐出：“你们是租房，还是自购房？”
待我们说完是自购房之后，那人的语气便松下来，说：“那填几张文件呢吧。”
我附身去看桌上的文件，是印刷好的一份份白纸黑字的“承诺书”，左上角有一个方框注明这是为了“否认有重点疫区旅居史、接触史时使用”。按照这说明书的意思，我们也是“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主体，而不是被保护的人。如违反，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签完承诺书，再签了一份信息登记表，把自己的信息、来自哪里，以及工作单位都交代了一遍。对方还要检查移动运营商那边通过手机检查到的用户过去14天内到达过的地方，再查看一下支付宝里进入这座城市前要填写的健康码，分为绿色、黄色、红色三种类型。持有绿码的话，可以在本市范围内通行。
我填表单的时候，刚才在一侧打电话的人走来拦住工作人员询问，他是今天乘飞机从广西回到嘉兴，那班飞机途径温州上空，以至于在电子系统里被判了一个红码。这意味着要纳入居家隔离和医院观察14天的行列里，没法回到自己的家里。他焦虑地申辩：“我只是那趟飞机经过，我本人并没有去过啊。”
可是机器并不承认这样的结果，而工作人员也只认健康码的颜色。
事情仿佛进入僵局。他在我身后，凑近想看我填写的表格。在我觉得麻烦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允许可以填写这份表格，然后被放行。
过了一会，街道办事处又走进来一人。
大抵是一位60岁的妇女，穿着一身浅紫色羽绒服，棕色卷发，言语激动。听来她大概是个小区或者楼层负责人，来向街道工作人员汇报，自己管辖的某某回到家之后经常出门。没讲两句话，脖子已经红了，比划着手说：“她刚回来这个小区，我和她说了特殊时期就不要出门。要买菜，就想好自己要吃什么，一次出门多买些回来。别老出门，她不听我的。”
我在想，如果得到办事处人员的认可，她是否可以进一步阻拦、干涉生活在同一栋楼的人其他居民的生活？我想起刚才在承诺书上一闪而过的话。每个个体穿上了这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衣服，我们是冲锋军，我们在家里就是在战斗。
但生活不是军事命令啊。我们要面对的敌人也绝不只有孤立的一个。
那种指指点点、跺着脚、恨着他人怎么不按自己所承受的一切行事的方式，总让我觉得不安。暴力冲进营业着的小店里打砸抢的人、让人当街下跪的执行者、把一家人从麻将桌上拽下来要他们当着镜头反省的人，可别觉得自己是执行命令，是为了消灭敌人。你在面对的也是一个人，有他的复杂困境，和他选择的自由。
回到小区，我们在门卫处又被拦了下来。
在被带进一旁的小屋后，坐在桌后背、戴口罩的大爷看到我们进来，放下了手机，显得比我们还局促似的摆弄桌上零散的纸张，想让我们填写。我低头看了一眼，这不就是我们刚在居委会已经填过的吗？
“是吗？”他还在不安地摆动这些纸条。
我拿出手机里的相片，证明我们之前已经签过同样的文件了。
另一名年轻的保安凑近看了眼我的手机，想要放行，和年长的保安说：“你就和街道打电话确认下，就可以让她们走了。”那位却紧握着手机，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的脸，皱纹很深，肤色黢黑。按理说，他应该有街道的联系方式，也应该在此时打电话确认，他却像不知道号码似的，或者是出于尴尬，起身站在原地，支支吾吾的。最后没打电话，让我们走了。但我猜他心里也没有底。这也许是一个微小的、不值得说的小区个例，在几个人的生命里流逝了十几分钟。又沉默，又有些悲哀。
小区的空气里，夜晚有一股暖风，但却一片幽静。在五小时的奔波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这个住家。
进门前，我们先给四个行李箱都喷了酒精，然后脱下一次性手套，进门后把衣服也都换下，扔在卫生间的地上，准备换洗。打开水龙头，流出一股氯气的味道。
“自来水味道怎么这么重？”
“他们是不是为了消毒？”
这是一则已经被辟谣的新闻。但真实味道来源究竟是离开屋子太久的缘故，还是真有什么其他安排发生，我没想到什么可以查证的方式。
我关上了水龙头。想起在家乡时总埋怨的自来水龙头里流出来偏黄的水，忽然有些思乡。这里的窗外不再能够看见山。
我才发现为什么人们常说“乡愁”，却没有一个更好的词语可以形容人们对于城市的眷恋。乡愁的背后，深深关联着当地的山水和天地。城市的景观大多是人造。而因为是人造，所以可以被复制。你看每座城市的街道、绿化带、商场、楼盘，都那么相似。而大自然里的事物，树与树都那么不相同。
在城市里，我们也将更顺从人的管理，因为无处可逃避。在我的脑子一再回想，如果今天晚上街道工作人员问我回的是否是“自住房”时，我们没有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的话，是不是会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或裹卷进更多公文的麻烦里。
原先，我不应该回嘉兴的，应该直接去上海。但想到母亲一个人要回到这种制度里，总觉得不放心。我们一人负责两个行李箱，她在乘电动扶梯时，走在我前头，没有放稳箱子，连带着人差点摔下来。还好我在后头支撑。我们走出高铁站，要根据各自的电信运营商，扫描获取这几日的行程信息，她把手机递给我，让我处理，我看到手机屏幕上被调到最大的系统文字。输入要在方框里输入电话号码时，因为字太大了，还需要把屏幕往左边滑动。
在街道，我们要填写登记表时，母亲和我说：“还好今晚你在。老花眼了，要让我填那些文件，我都看不清了。”
我也很担心。此刻我们在生活里皱着眉头记得的一切，都将成为往后更崩溃的预言。
“有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面居民的生活仿佛亘古不变。如果有一块石头从围墙上掉下来，这块石头还会被重新嵌回去。新建的房子造得与原来的老房子一模一样，受损的屋顶也会用同样的木瓦修好。”
我所敲打下的这段话引用于彼得·汉德克在《圣山启示录》里一段对施蒂弗特的小说《水晶》的引用。
此刻我正坐在童年时的书房，那个距离县城铁轨不过1公里，时不时就能听到火车鸣笛声的房间里。这是2020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我回到家乡的第五天，已经感觉到时间的滞重，这座建成已20年的房子足以称之为“老”屋。这里没有网络，也因为更多时间里没有人居住，显得也没有必要要去安装网络，我用手机热点让我的电脑能够接入互联网世界的讯息。当我的指甲（在这五天时间里，新长出来的指甲部分已经让我有些不适应，我习惯剪得短短的、没有一丝白边的指甲打字）和键盘之间发出“哒哒”的声音时，房屋的墙壁里似乎也有缓慢的呼吸声在与之相应。外面的雨水落在后院遮雨的铝合金板子上，轻重交替着的，击打声。后排人家养的狗到深夜就不再吠叫了。我应该早点儿入睡，这座屋子的其他人都已经睡了。
2020春节进行时第一天，已经开始接收了一堆叔叔姑姑舅舅婆婆妈妈的消息，A怎么样B怎么样C怎么样，以及从刚才到现在我妈已经在我耳边直接的、不直接的对我说了整整一小时的话了。从上海回到家庭生活第一天，虽然只有半小时高铁的路程间隔，但是会有情绪时差。
所以，用速写的方式来平衡部分波动。这些内容可能会很快被删去（实际上是隐藏）。当清醒之后，羞耻心开始提醒之时。
站在X市的行政办事大厅，我看着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姑娘坐在柜台里面。她虽看起来不瘦，下巴比较平，脸上也有点肉，但算得上是长得好看的类型，皮肤白皙，看得出细细扑了一层粉底。她梳着一个简单的马尾，戴着一副金属细边框的大眼镜，从我们手里接过厚厚一叠A4纸打印出来的材料，熟练地把它分成两摞，然后互相对照着看。这是一叠关于公司缩减注册资本的申请，又是一家全资外资公，要准备的材料至少就有二三十页。因为公司效益收缩了，所以杰森得做这一步骤。女办事员皱起眉头，用手指戳着纸张某处，盘问起来，“这里为什么没有改？上次和你说过了。”她抬头的时候，眼神飘了一下，露出一种班主任式的轻蔑。这时候，我觉得她不美了，穿着领口阔大的、带着蓝色细条纹图案的衬衣、一件藏青西装夹克，像一个老办事员。
她用铅笔画出一些地方，喊我去复印了两份身份证，又从头把文件看了一遍，其中有四页纸张被她翻折出一个平行四边形，用力按压。然后她起身，往里走进了一个写着“流程审批室”的屋子里，隔着一扇不透明的玻璃门。
杰森坐在柜台前的椅子上，我站在他身侧，等待女办事员的审批。他说，你不知道她待会出来又会发现什么，屋子里面还要有个人审批。有时候刚刚那个办事员没看出的问题，里面的人还会看出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有过几次在移动营业厅办事的经历，对方一再要我输入手机号或者一再确认套餐某信息，层层叠叠，我都会在眼前看见一个卡夫卡。瘦削、阴郁的男子，在做着一些被制定的活，说一些被制定的话，但他的脑海是瑰丽的，他被一些关于甲虫的事情缠绕。如果我看见了这种瑰丽，我的脑海像是接收到ASMR声音流入耳蜗的讯息，会偶尔涌荡起一些潮汐。
当然，在今天这个女办事员面前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而我的身边，杰森像是偶然想起什么似的开口说话。虽然他和我的母亲是姐弟，但他开口不像我母亲似的连珠炮，会稍显缓和一些，一次只是两三个句子，说完会停顿片刻。他向我介绍他为了办这个业务已经来这个中心跑了四趟，因为大大小小的错误未订正，作废了两份文件，“你永远搞不清楚为什么这里要写董事会，那里要写股东。”
我前面快速翻过一遍材料，心想，此刻听着他说这些话，对我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我该继续追问他的经验吗？继续提问，似乎是一种让我们的对话可以往前延展的必然方法。但这些惊讶，也许我永远都用不上，甚至也不会和另外一个人谈起这些经验。
就像此前那些类似抽离的时刻，在我身上所汇聚起来的经验一样。
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职员，看起来不会拥有一家估值千万、成立已经十年有余的公司。但此刻她在接收一些这样的公司如何办理工商注册减资的信息。
这些信息，或者说经验，或许也可以称得上是技巧，若真的碰到有人和我一样遇到特定的事情，可以寻得到共同的、直接的解决方法。但虽说经验，它实际上又是那么不值得不分享的，没人问起，你如果主动提起：“哎，在某时某刻，我曾做过某件事情让我明白了……”则太自讨没趣了，对方也像天书式的听着你讲。
每当这种时刻，偶然的偶然，我会在心里这样想，也许有一天会写到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经验，用在自己或者一个虚构出来的主人公身上，那我此刻应该听得更认真点，我该做一个好的提问者，我应该记住这些细节。事实上，当时我也正在打开我手机里的记事本。
我看到杰森今天背了一个黑色的书包来，款式是那种程序员会背的、放笔记本电脑的类型，前后两层拉链，看起来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好几个文件夹裹着。在办事的时候，我需要把一张复印的身份件从A4纸上剪下来，杰森立刻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把黑色的剪刀。不是便携的那种剪刀，而是一把比我手掌还大、多功用的剪刀。后来，要把身份证粘贴在文件上时，他又从自己的外套口袋里又掏出一支固体胶棒，20g的那种，递了过来。他的举动这么自然，好像这个东西就应该出现在他——一个董事长身份的人——的口袋里一样。
我看了一下事务厅柜台的桌子上，那儿摆放着一个长方形、复合式的黑色笔筒，里面有一把小巧的剪刀和一支10g的小胶棒。办事员在皱着眉头为我们修改文件时，都使用的是桌上的，末了，结束时，她还提醒杰森不要忘记带走他自己刚才拿出来的那只胶棒。
杰森收回了剪刀和胶棒，因为今天材料终于递交成功，虽然有几页文件下次被通知时还要来补交正确的版本（几处日期不一致、有一处人员的名字没改动）。他的这一套经验，我想也许也属于聪明但不必要的类型。
楠溪江边，太阳还未下山的时候，2020年的第一天。男孩扛着一面旗帜经过，上面用繁体字写着：“世界可能不会变好，但你会”。
1
我在温州岩头小镇度过这次十年之际的跨年时刻。
前一夜，在一间寒冷的酒店，和朋友挤在一张床上，盖两床被子，看电视里的跨年演唱会。小镇很小，民宿旁发现两家杂货铺，我们问老板娘有没有啤酒，她在一堆百货用品里指出了一个角落，我伸手去取时，感觉啤酒盖上都落了一层浅浅的灰。
五年前，我和她，还有几个大学的朋友一起去钱塘江跨年，第二天一大早要去江边看新年第一轮太阳。本来打算打一晚上的扑克牌消磨时间，然后到了凌晨两点的时候，大家撑不住了，裹着便宜旅馆的薄床单睡着。然后四五点，在犹豫、挣扎和哆哆嗦嗦里，爬起来，走去江边。一轮日出在寒风里掉落了出来。
电视里的新年演唱会仿佛从我初中时候开始就没有多大变化，除了近几年用了全息投影的新技术和把短信投票互动参与变成用拼多多在手机上秒杀之外，有些明星、主持人的面孔都没变过。小镇这家酒店的电视机器质量一般，人的声音“滋啦滋啦”传来，像被砂纸磨过，所谓的跨年演唱没有什么称得上是感动的时刻。我们想坚持到零点，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自觉睡着了，手机还落在手边。
朋友在TF Boys 压轴出场的时候醒了过来，也喊醒了我。前两年，她每年都去外地参加了易烊千玺（TF Boys成员之一）的生日会，今年没有抢到生日演唱会的门票。开票那天是工作日的下午三点半，显示有78万人同时在抢票。听说有些和她一样的“千纸鹤”（易烊千玺粉丝名字）就转而去买这场跨年演唱会的门票，只为了见见偶像。
我记不得那晚 TF Boys 唱了什么歌。在半睡半醒之间，我说了今年的第一句话：“新年快乐。”
2
前几年就曾经听闻过楠溪江的东海音乐节。那时候我们编辑部讨论过要写一个选题，讲国内音乐节正在往二三线城市下沉的现象。
我是在工作之后才第一次看过音乐节。2016年，在上海世博园举办的简单生活音乐节。
那时第一次见到陈绮贞本人，她在 Talking 的部分说：“要轻盈地跨越过生命中沉重的部分。”
音乐节和 Livehouse 演出都是一种仪式感，关乎热情与平等。无论年轻与否、无论是否富有，买了一样的门票后，每个人都站着在台下为音乐而快乐。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音乐节的体验也会变得像跨年演唱会一样，成为每年特定时间点的形式。即使当我已经疲惫了，但就像那句话说的，“永远有人正年轻”。不过这不是理想层面的，而是市场层面的。
金钱一直在流动，在代际线上、在城市线上。文化，在这几年也越来越被概念、分析为一种种“现象”。在咖啡馆里，人们张口谈论最近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有时想想也挺可笑的。
3
今年之所以会来楠溪江听音乐节，也是因为一个歌手。
这是六年后，她第一次重新返回大陆演出。
也许已经有人还不知道她为什么被“禁止”演出。我曾一度很喜欢她，十五、六岁的时候听她的歌。但从来不是狂热的粉丝。所以我甚至是在事件之后的好几年，才想起来要查询整件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
因为一面旗帜。
但人们看到了两个不一样的立场。
我在一则文字报道里，看到有人还原现场，说歌手站在台上，举着这面旗帜，大意说，我们不要因为旗子而分裂，今晚只有音乐，没有政治。
我无法保证上一段话的全部真实性。这件事件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复盘。歌手知道全部的经过。但她也已无法开口说这件事。
在她出场之前，那天音乐节的演出嘉宾很多都是重金属摇滚乐队。夜晚九点半，她只带了一个吉他手一起登场。她自己也抱着一把木吉他，穿着一件单薄的黑色西装长外套，问台下：
“你们好吗？”
4
2018年，在杭州 ADM 活动，歌手收邀请来参加活动。但主办方规定了，不能唱歌，只能讲话。于是她聊了歌词创作。
那一场也有很多粉丝去了。哪怕不能听歌。我看到现场有人在主动地发放手幅，上面印上了歌手在写给歌迷的电子信里最爱用的落款，“与你握手”。
这次音乐节，也有人是从很远的地方，特意来到这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小镇。
在歌手登场前，有人带了自己的吉他来，弹奏歌手的歌，“你眷恋的，都已离去”。人们在还沾着水汽的草地上唱起来。
在演出开始后，人群用力表白。有人大声喊，“我好想你”，几乎带着哭腔。
在结束后，没有安可。我和朋友，以及由朋友认识的朋友，站在人群渐渐散去的空地，感受到某一种情绪还没有完全挥去。我看着女孩趴在另一个女孩的肩头，哭了一会。没有人会去问，为什么哭。
音乐还在我们的心里。
5
在等待歌手出场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现场的旗帜并不只有一面。
有人举着听摇滚的旗帜，写着“都给我跳起来，你们是来罚站的吗？”，有人举着一面印着杰尼龟图案的旗子，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小字。有一面红色的旗子，挥舞起来最扎眼，上面只有两个字：
“自由”。
还有一面旗帜。
在歌手在弹第一首歌的前奏时，她说，这首歌献给台湾的聂永志和今晚的彩虹旗。
有一刻，我发现自己从看到第一面旗帜，“世界可能不会变好，但你会”，那种少年表白的语气时，心里得到微微振动的感受，到看到“自由”旗时，变为了紧张。即使在这一场演出前，网络上也依然有人在做“举报”的工作，截图，@一大路官方号。
一个因为旗帜而遭遇封禁的歌手在这个地区首次复出的演出，旗帜又会成为一个无法控制自己表达意义的符号吗？
我观察着，在音乐节现场挥舞着旗帜的人，好像换了好几轮，在人群的中心有一个接棒的过程。 在音乐里，举旗的人沉醉地挥舞。可一面旗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一个人举起“自由”的旗帜，是说明我们珍视它如阳光空气，还是一遍遍舞动着强调我们的失去？
而举旗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吗。可是如果每个人看到这个词所认识、接收、理解的信息都不一样，我们又怎么能够在握手之后，同走在一条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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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的一张专辑在 Apple Music 中国区里可以听到，唯独少了一首，《玫瑰色的你》。
哪怕隐晦的方式也无法被顺利表达。
“你手里没有魔笛，只有一只破旧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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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溪江边，太阳下山那一刻，天空短暂地露出玫瑰色。
万千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