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颜歌说她的生活被明显地分隔成了两个时区。
居住在英国，她的早晨正好是中国的下午，她会用这段时间在微信上回复国内的信息；晚上则用 Whatsapp 和欧洲的朋友联系。“生活中是这样，写作上也是这样”，在过去的三年里，她所有的创作都是用英文完成，今年内会将自己的第一本英文短篇小说集定稿交付给文学经纪人，同时她的平乐镇系列故事的最后一部长篇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她感觉自己对中文写作重新产生了一种渴望，她希望可以在明年完成它。这种状态，她这么形容：就好像是同一个主机，但是有两个系统在体内运转。
某个时刻，也许是屋内一壶热水正烧好，颜歌站在英国的房间里接听一通来自中国的电话，她会感到自己体内有某种挣扎，“哪个我才是真正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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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当颜歌和身边朋友说，她决定要去东英吉利大学攻读创意写作的 MFA 学位之后，朋友们都觉得她是不是疯了。1984年出生，颜歌从10岁开始发表作品，2002年获得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后，2012年被《人民文学》评为“未来大家TOP20”，陆续出版了包括《五月女王》《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在内的七本长篇小说、两本短篇小说集。和她同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大多在进入三十岁之后，就过上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她却在那时决定要“变成一个新的作家”。
颜歌觉得这是她的天真与奢侈。
颜歌对英美文学界并不陌生。2016年，她已经在英语刊物上发表作品。当她的爱尔兰丈夫问她是要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去爱尔兰的时候，虽然面前摆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录取通知，但她还是选择去了爱尔兰。在她看来，欧洲的文化氛围吸引着她，而且自己之前的生活经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大家认知里的“大国”，但在爱尔兰这样的“小国”生活，会有更多机会接触周边不同国家的文化。
于是后来颜歌申请了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小说专业，这个曾经培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学校，成为了这个专业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但接踵而来的校园生活，并不清静悠闲，反而有种“军事集中营”的意味。
第一年是最忙的。因为还要照顾一岁大的孩子，她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准备自己的午饭，和孩子一起出门，把孩子送到大学的附属幼儿园后，自己去图书馆里工作。在写作工坊里，每隔三周，她需要提交一篇五千到六千五字数的作品参加课程的工作坊讨论。而不用提交作品的那两周，则需要非常细致地阅读同学们共计两万字左右的作品，至少读两遍，然后给每一篇写评论。除此之外，还有一门选修的文学课程要完成。
到了下午五点，她会准时去幼儿园接孩子一起回家。在国外，没有人帮忙照料，也不太有外卖可以点。孩子小的时候，单独给孩子做好辅食晚餐后，自己就用微波炉加热超市买回来的餐食，因为没精力再做一顿晚餐了。哄完孩子入睡后，如果晚上还有未完成的工作，会熬夜到两三点。然后在下一个清晨六点半醒来，开始新的一天。
那段日子里，她就像是在铁轮子里不断奔跑的仓鼠，总在赶一个又一个时间节点，甚至常常感觉自己要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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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英吉利大学系统的、密集的英语写作学习，对颜歌来说，仿佛召唤她回到了每天背诵古文的孩童时期。
从8岁开始，她几乎每一天都会被家长抽背《古文观止》、宋词或者苏东坡散文的内容，摇头晃脑。那时候也会觉得恨。但后来她觉得这也是一种“童子功”，她从那时开始培养起对中文这门语言的感受。这几乎是刻在脑子里的。
现在回想起自己从小出生的郫县，颜歌第一个想到的画面就是县城里的泥巴路和总共只有四条街的县中心。那是 1990年前后的郫县，”一切都是破破的“，但是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不复再现的亲密感。
虽然颜歌很早就在文学界得到了关注，但她认为自己作为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是《五月女王》，那也是“平乐镇”第一次以地名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在此之前，她尝试写过很多种不同类型的作品，题材差异都特别大，当时出版人批判她的风格过于多变，会让读者感到迷茫。直到创作《五月女王》的时候，她的作品里开始出现了平乐镇，她开始把对家乡的记忆加入其中，加入方言写作，也才开始有了一个稳定的作家声音。
平乐镇，这个想象里的文学地点，和郫县一样，位于川西，是一个城乡结合部，人们的生活只在几条主要的街道发生。在写《我们家》的时候，她在成都生活，已经没有太多小镇生活的真实体验，但是她热衷于搜罗各种四川言，听到有意思的“脏话”也会立马记录下来。
今年8月，她的平乐镇三部曲《五月女王》《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被理想国再版了。颜歌把这个消息分享给她的父亲，却得到父亲的追问：你什么时候出新作品？
她构想中的平乐镇最后一部曲的故事发生在2010年，站在现在来看，又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颜歌形容这也许也是她在创作上的一个诅咒，“只能写和我在时间上有比较远距离的过去”。
颜歌希望2021年可以完成它。
以下是我和颜歌的对谈，里面分享了她对双语创作的思考。
Q：可以透露下你目前手头的创作计划吗？
A：目前我还是暂时在英文的创作计划表里。我希望可以在2020年结束之前把我的英文短篇小说故事集的定稿交给我的经纪人，然后我的英文创作可以告一段落，2021年里把平乐镇的最后一部曲写完。
这部小说我可能写了有5、6年了，计划写十五章，目前是写到了第十章，是关于东街的故事。因为《我们家》的故事发生在平乐镇的西街，《五月女王》的故事发生在南街，《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的小故事都有点像是在为我接下来要写的这个长篇做准备而写的一些短篇。因为平乐镇的政府就在东街，所以故事里的两个主人公里，其中一位是快退休的县志办副主任。
Q：今年要完成的英文短篇小说集会是一部怎样的作品？这是你的第一部英文短篇小说集。
A：我希望这个英文故事集最后有九个故事。我最近看的很多短篇小说集都是九个故事组成的，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数字比较好。我现在有一个半成稿，是 MFA 毕业时交了八篇故事，在这个基础上，我还有一个中篇要写完。
我觉得我开始用英语写作之后，好像又变成了一个新的作者。在英语世界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写作者，这个事情可以由我来重新定义。所以在英文短篇小说集的故事，和我之前的作品的气质可能挺不一样的。其中有两篇故事背景是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则发生在海外各地，比如都柏林、纽约、斯德哥尔摩和伦敦。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去尝试一些不同的状态，寻找不同的写作声音，重新发现自己新的作家身份。
Q：你曾经表示自己抗拒过用英语写作这件事，后来是怎么决定接受它的？
A：我当时想要用英文写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写的素材、事情，它都是发生在英文的世界里。这个事情从发生到思考，都是在英文的状态里存在，所以用英文来写，是最自然而然的。
我用英文创作并不是想重复我在中文世界里写的东西，而是我就是想要当一个新的作家。
Q：在用英语创作的阶段，现在还会有困惑吗？
A：我到现在偶尔也还是会抱怨，觉得我不想要写英文了，我想要写中文。因为写中文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喜欢写作，我用中文来写作。这个逻辑链不需要有什么形而上的、拷问灵魂的思考。但是英文不是我的母语，而我用中文写作写了很多年，为什么现在突然要用英文来写作呢？这个“为什么”就是我一直不能回答的。我经常用这个来拷问自己。我会不断反问我自己。这不是一个自然的选择，所以经常对自己有这种存在主义的拷问。
Q：是否想过也许以后会放弃其中一个身份？
A：我觉得我当时开始写英文的时候，存在一个美好的幻想，觉得自己又可以写英文，又可以写中文，是“both……and”的状态，不用去选择。但是在现在，会觉得有分裂感，觉得自己是不纯粹的，觉得自己好像两边不是人，两边都有点不够完整的感觉。
这种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及身份的流动性，当我比较乐观的时候，会想也许就是现在世界发展的一个方向。两三百年前，我们可能没法想象中国人会在世界各个地方居住。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变得很普遍了。再往后，像我这样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切换、游走的人，会越来越多。只是现在，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里，还是相对比较少的现象。所以现在做这个事情的这一批人会有点尴尬，不知道它会往什么地方发展。但这个群体往后也会变得越来越多。
一个人肯定不是单一的，作家的身份、社会的身份和个人的身份都是流动的，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件事情就很自然。虽然我确实是还在挣扎。
Q：因为你对中国和英国的文学圈都有接触，这两个环境有哪些让你觉得有明显差异的地方？
A：不管是在中国的文学圈还是英国的文学圈，当真正进入到文学内核的时候，大家的感受是相似的，我们对这个艺术形式的执着是共同的。
但是确实在其他地方有很多差别。前段时间我在 Twitter 上和一些人有过讨论，英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发表还是没发表，都是一个很漫长的合作过程。在英文世界里，大家会非常正常地把没有完稿的作品，给其他人看。可能是你的工作坊同学或信任的其他作家。大家会互相提意见，互相交流没有完成的稿子。你的文学经纪人看到你的完稿，也会给你提非常详细的意见。当然最后采纳不采纳，决定权在作家自己。然后你们会打电话讨论。如果双方互相都满意了，那么这个稿子会被发给一本杂志，然后杂志的编辑，会再和作者进行新一轮的讨论。这个过程是非常精益求精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东西好，但是还可以更好，细到标点符号、词语，各种推敲。甚至有时候我都有点觉得过于执着了。
在中国发表作品，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一般都是我自己写。基本上来说，没有完成的作品，是不会有人进行讨论的。作家见面会聊文学，但是不会讨论对方正在进行的作品。
中文的编辑，当然也会改稿。不过我写作了这么多年，出了这么多作品，可能就被编辑提了两次意见。所以你会发现在中文的世界里，大家好像对作家的内部天才和作家本身的神秘力量是有推崇了。大家把这个活都交给作家了。
我在其他的采访里也说过，“我是我自己的评论家”。特别是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作为一个少年作家，一个80后作家， 没有人特别重视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评论家会来看你的作品。在这个情况下，我对我自己会尽量严格要求，做我自己的评论家。写完之后，回过头去看，有什么值得改进的，下一次的作品里应该怎么样。当然，这个对作家来说压力很大。我觉得中文的很多作家也是非常自律，很多稿会磨很多年。
但从文化上来讲，它不会去鼓励合作的过程。而且我想中文的特性，就比英文更抽象一些。我们的语法没有那么有逻辑性，这不是一个批评，而是我觉得中文可以达到一些非常诗意的、离开地面的状况。这种抽象和模糊性，可以为这个语言的书写带来非常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是英文没办法达到的。
Q：谈谈你在东英吉利大学读创意写作的 MFA 的经历，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A：我变成对细节强迫的人。我曾经开玩笑说，从这里毕业之后，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Proof Reader。
在我来这个项目之前，我的英文是在普通人里面已经算很好的状态，不会有英国人、爱尔兰人和我说你这个句子说得不对。那时候我也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爱尔兰时报》写过稿。但是当我进入 MFA 项目后，也是因为这里特别学院派，所以对文本本身精益求精的坚持简直到了令人诧异的程度。比如说缩行，我有时候会多缩半个空格，结果每次都被给我看稿的老师、同学发现这个特别细微的差异。
当然，任何的规则都是可以被挑战和颠覆的。有一个学长和我说过读 MFA 这个项目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学习所有规则，第二个就是把它忘掉。第二个过程更重要。当你毕业之后，要有一个时间去排毒，把这些非常繁复的、细微的规则全部忘掉。
Q：你提到在校园里作为少数族裔会感受到“压抑感”，具体会体现在什么经历里呢？
A：比如英国人对他们很引以为豪的英语的正统感。他们对评判“什么是好的短篇小说，什么是好的英语文学”的标准就是莎士比亚，昂格鲁文化的正典。有一次我去一个研讨会，与会者有人提出要让大家一起讨论《李尔王》，当时的语气好像是默认所有人都应该看过原著一样。这就好像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去质疑对方竟然不知道李白是一样。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虽然现在英国的大学近几年也在提倡“去殖民化”，重新定义英文“正典”，但还只是在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
我第一年的时候还蛮忍气吞声的。到第二年，我开始直接提出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合理。我不会去写一篇写得像是英国作家写的小说，因为我不是英国人。我会去使用这个语言，但是我不会去对这个文化投降。
Q：这几年你一边读书还要一年带孩子，怎么安排自己的经历和时间？
A：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没有无聊的时间，会觉得有休息的时光呢都是一种奢侈。现在我的孩子一周上三天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又很贵，折算下来一天可能要花六七百块钱人民币。真的是字面上的“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孩子一去幼儿园，我马上会找地方坐下来工作。虽然坐在电脑前，可能没有真的写出来多少，但是我的工作时间是满的。我肯定是在工作，或者试图在工作，我绝对不会在玩或者在上网什么的。
有次有人问我会不会有写不出来的时候？当然会写不出来。但写不出来，也得写。不过我现在写不出来的状态肯定是比以前要少，被逼的。有句话说 ，如果你想要让一个事情做完，去问一个很忙的人。好像反而是这样的，很忙的人，时间会安排得更好。
Q：你现在也会在英国去教授一些写作类工作坊，接触到很多素人写作者。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
A：我在这边和一些机构开过几场工作坊，有时候可能是会以“如何写对话”、”如何写小说的开头“等为主题，然后招募来20人，有的学生他可能本职是在税务局工作，但他就是对写作感兴趣，愿意来参与这种活动。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大家会培养自己除了谋生的工作之外的兴趣，会在这个兴趣上面投入很多的金钱和时间，以及由此产生自己的社交圈。
其实每一个写作者最开始都是素人，和我一起读 MFA 的同学里面有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她已经有一个博士学位了，但是因为有作家梦，又来读研究生。我最近也在参与爱尔兰写作中心举办的一个文学奖评选，收到三百多份投稿，很多都是素人作家自己写了一个长篇小说来投稿的。
中国的纯文学界的门的确关得比较死，不太倾向于把这个门向外面打开。我想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毕竟是一个东亚国家，儒家传统很重，塑造了一种要尊重年龄和资历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有很多年轻作者通过在网络上发表或其他方式，可能闷声不响赚了大钱，在商业上得到一些成果。一方面是一个纯文学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一个商业的世界，两者可能还隔着很远的距离，不愿彼此了解。但是在英国，据我的了解，这两个世界还是有对话的。
Q：你对2021年的规划和期待是怎么样的？
A：我在提交了 MFA 作品之后，我身边的人都说你应该休息一下。我的好朋友上个月也和我说，你这样会出问题的，要休息。我也是觉得我应该把自己的时间安排一下，希望最近能够尽快把英文小说稿写完，我现在非常想写中文的小说稿了。可能这两件事情做完之后，我会休息半年时间，每天就看看书，不要写东西。
万千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