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笔记

2月1日，一纸红头文件宣布在新冠疫情期间，所有影视制片公司、影视剧组及影视演员应暂停拍摄工作的通知。我采访了一位电影导演。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拍过最近网络流行的一些影视作品，他也正带领一个团队进行创业。作为导演、连续创业者和一家小型影视机构创始人，他说：“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焦虑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健康，那么作为一个创业者，你就要焦虑你整个团队的生命是不是健康。”

以下是他的自述：

今年的贺岁档票房定格：0

每年过年的时候，影视从业人都有一个强迫症，就是每小时会刷猫眼专业版App好多次，查询实时票房。在过年前，我们一帮电影人还在打赌，赌今年贺岁片哪部电影的票房是冠军。

现在你去刷，那个数字不动的，就这么一直定格在 0 上面。

年前的票房冠军是《误杀》，到大年初一，票房冠军还是《误杀》。这现象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了。

说实话，我们行业的寒冬从2018年收税、2019年大量片子播不出来、被延档等事件就已经开始了。2020年年初，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的影视界不是进入“寒冬”，而是从“寒冬”一下子掉到了冰河时代。

关于近期暂停拍摄电影电视剧这件事，我们比公众知道得略早。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了解到有一些剧组还在跨年拍摄，当时就看到有些演员在嘀嘀咕咕，说怎么还不停拍？到了初一、初二之后，绝大部分的剧组都已经停工了。然后我就看到广电总局发的红头文件，限制了所有剧组的拍摄，“谁拍谁负责”。

可能普通观众不太了解，所有剧组拍摄都有收声的要求。收声，意味着要把现场所有的门、窗全部堵住。你可以想想，在一个空气密闭的情况下，几十个人处在同一个房间里，在疫情爆发的时刻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在拍戏现场，化妆师给演员长时间化妆的时候，脸是需要贴得很近的。虽然专业化妆师会戴上口罩，但是在非常时期，这种距离的接触还是很危险。而且演员演戏的时候肯定不能戴着口罩演吧，即使不拍吻戏，就连正常地说话，两人离的距离也很近。

而且本身拍戏也是聚众。现在一个小剧组的规模也有个一百来人，大的剧组至少要两三百人以上。所以如果不禁止的话，很容易出事情。这我是很理解的。

但其实停止拍摄，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就不能工作了。作为编导，我们的工作一般分为前期、拍摄同期和后期三种情况。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有两拨人是暂时还可以工作的，前期和后期。前两天，我的一位编剧朋友说了一句比较幽默的话，“编剧是影视行业唯一还可以开工的工种”，因为编剧们平时也都习惯了自己在家写剧本，可能是全中国最习惯自我隔离的一群人了。

但当我把这句话发了朋友圈之后，有个做后期的老总就来和我投诉了，说：“你没有考虑到我们后期公司，我们也是可以工作的“，后期包括为影视剧做声音和做画面等工作的人员。

但其实编剧和后期，也都有一个问题：如果这笔订单做完了，后续还跟不跟得上？

实际上，这场疫情无非就是好、坏两个估计。好的话，可能是国家特别给力。一个月之内控制住了。坏的话，我想再坏这个疫情也不会久过春天的。气温升高，应该情况会有所好转。如果真的持续到春天结束，三、四、五月还停摆的话，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岂不是非常巨大的吗？

在疫情爆发之前，得亏行业的寒冬已经到来

我们团队这三年来的规模，本身就是在逐步缩减。从几十个人的规模，逐步缩减到十几个人的规模。在现在此刻，团队成员刚好十个人。半年前，我们还在上海一个影视园区里有一个三百多平米的办公室，每月的房租要交七万块。2019年中旬，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把办公室搬到复兴公园边上一个商住两用楼里，租金成本减少非常多。

但是规模缩减的同时，团队的产值竟然没有任何缩减。特别搞笑的是，去年公司还盈利了。这在之前还未有过。

现在很庆幸自己提早做了决定。所以在疫情来临时，我们并没有裁员，或者做经营策略上的重大调整。在疫情爆发之前，得亏行业的寒冬已经到来。

不过因为疫情，我们在工作上也做了一个调整。

原先通知的是大家2月10日复工。但后来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和所有公司凑热闹呢？在返工潮里或者上班通勤路上，会发生什么，这事情是不可控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决定把办公室里的人员分成三个小组，每组派一个人，一天有一个人来值班就行了。其他人都在家里，先观望一段时间。不然现在办公室面积也不大，十个人天天在办公室里戴着口罩的画面，想象起来也还是挺危险的。一旦发现有谁出了问题，只会更影响工作。而且，规定办公室同时不能有超过三个人在一起。后来，因为疫情胶着，我们决定再观察一周，干脆连第一周的值班都取消了。

然后我作为负责人，每天还是会去公司，采取“约见制”办公。如果我要见什么人，就单独约聊，最好电话。现在感觉，一个人的办公室还是很惬意的。

这个工作模式可以体现我们前期影视行业的特色。目前工作尚未进入到拍摄阶段，很多事情还能远程处理。但春节档那么多电影延期，其实对后面要拍摄和上映的戏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我也有一部戏会在2020年中旬开机，其实是蛮紧张的。因为我们的主要收入、事业的发展，都和这些戏有关，如果开不了机，就会是大问题了。

在疫情这个突发事件面前，我的第一个观点是自然主义的，人类太焦虑也没有用，要识相、自觉，顺应天时。另一方面，寒冬比往年来得更漫长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延长自己的冬眠时间，但是要想办法储备好充足的粮食和水。

比方说，影片如果开不了机，那么广告片是不是可以多拍一点呢？我作为一个导演，这两天也不得不和各种各样客户、广告机构联系，发发贺年片什么的。说实话，机会都是要自己跑动的。现在不让线下拜访，但好在有微信，可以在网络上多拜访一下客户，了解对方有没有预算、原定的拍摄计划有没有变动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绝望有用吗？没有用。只有行动，而且只能比以前更加积极地出去行动。在一个公司里，老板往往是第一生产力。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原始社会的猎人，当经济好的时候，你可能蹲在那里，天上会掉好多大雁下来，但现在我们要走出去好远，去打猎，才能发现一只羊。

说到底，现在的心态应该要更务实。有饭吃，有戏拍就不错。现在不是你挑活的时候。一些不需要署名、可以单纯展示你拍摄技巧的商业作品，不仅有收入，而且又不会影响你创作的履历，这不是更好吗？

我有一个在做日语教育机构的朋友和我说他们公司就两个人，所以在疫情爆发后，他们对公司发展一点都不担心，两人把课停掉，互发工资，可以坚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他曾经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总结出两点经验：

1.在这场疫情里，体量特别小的组织，可以生存下来，就和恐龙时代一样；

2.生存下来，熬过六个月之后，业务会迎来爆发性的增长。

这是我从他身上得到的启发。我觉得文艺界也是如此，此刻一定要体量小，然后活下去，就会迎来新生。

所有变化只会加速到来

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个春节也都和我的家人一起在上海家里度过。

我太太每天晚上12点在“盒马”抢菜，早上7点又设了闹钟在“叮咚”上抢菜，最近常常抢不上。我也很着急，据说喂动物的大白菜有点紧张，今天回去我得抢购白菜了。

从疫情爆发之前到现在，我可能属于这座城市里少数每天都要出门的人。因为我在公司里饲养了一些昆虫，本来公司里有个小伙子答应帮我去喂养，但是疫情爆发后，他妈妈不让他出门，我觉得这样也是对的。所以就我自己每天开车去一趟公司，给虫子们喂吃的。

从我家到公司，路程不远，开车大概一刻钟时间，全程不接触其他人。昆虫们每天的食物是大白菜，一般一棵大白菜够它们们吃一个礼拜。过年前，我一共囤了三颗大白菜，心想一定够的吧。我的公司本身放假时间比其他公司长，原定2月3日上班。

但是谁想到，现在还剩下一棵大白菜就不够了。

除了导演身份之外，我还是一个持续创业者，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公司。所以我不管在公司经营，还是在生活、育儿方面都是焦虑的，是典型的“三明治”群体。

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不焦虑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健康，作为一个创业者，你就要焦虑你整个团队的生命是不是健康。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肯定是很难熬的。我看到有一篇文章里，有人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说实话，我觉得这句话是有点在散布焦虑了，但对我们这些小老板而言，还有什么更好的形容呢，没有了。

在1月20日贺岁档还没因为疫情撤档的时候，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当时还写明了这是一则“妄语”：现在哪家视频网站，砸点钱把某部春节档影片票房给包圆了，也就是原来两部大剧的钱。然后打广告号召观众在家里看，中国奈飞（Netflix）也就顺势成了。

后来很多人去我这条朋友圈下面留言，说仿佛是徐峥导演听到了这句话一样。我想肯定不是的，可能是光头们的想法都差不多。徐峥那么聪明，他肯定能想到。现在看来，字节跳动就是吴三桂入关，在大家相持不下之际，突然以自己的资金优势杀进来了。

再后来，很多电影界的同行、发行公司开始发声，说这样不公平，分走了传统院线的一杯羹。我个人觉得这很正常。全世界都存在网络播映和院线播映的争夺，不是在中国出现的单独现象。奈飞（Netflix）在世界上也遭受不少国家的抵制。

这件事情本质上又和进化论很像。当老百姓知道过年可以在家里吃着水果，和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影之后，难道不会觉得这是多了一种渠道享受服务吗？

当然，传统的院线不能完全被取代，它有社交和很多别的层面的价值。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趋势，而这次疫情是催化剂，它突然把中国电影的网络播映往前推了一大步，但是暂时不会有质的改变。因为现在业界有一个观点，网络播放电影的票房还支撑不起大电影的投资。大投资电影需要好多个亿票房，相当于需要很多个观众付6、70元的电影票才能收回成本，如果网络播映只收取五六块钱点播费，或者靠平台收取会员费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不管是电影还是疫情后的商业动态，它都是很好的注脚：“所有的变化，不会因为任何事件的发生而停滞。相反，它们只会加速到来。”

（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三明治（china30s）2020年2月8日）

村口终于开始拦阻到访者了。

2月1日，在钟南山院士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出现“人传人”的情况的十天之后，及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级的城市宣布封城的六天之后，我的家乡所在的江西省十八线县城终于进入了最严重的警备状态。

我们驱车抵达的时候，封锁线就设在外婆家门口。那是一幢2016年刚盖起的三层楼房，起初有一个砌了围墙的院子，后来有人来说这里要建设“新农村”，家家户户要敞开，风貌好，于是让我们把靠近马路的围墙给拆了，但同意可以在路边种一排矮树。院子里，外婆还让人栽了两株桂花树。

我下了车，主动上前，问别着红色袖章的检查人员，应当怎么样签到入村。我看见那张估计是从村小学里搬出来的单人课桌椅上有一份写过字的文件，上面密密麻麻有一些名字和数字，但看不太清。也许是盘查用的。一旁还放着一支灰色的体温枪，往人耳朵上一放，就可以检测出体温。但坐着的那人，似乎并不想理我，一句话也没有接。另有站着的一人，朝我甩了甩手，示意可以往里走。

这在我的预料里。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候，乡村也不是一个能完全不顾人情的地方。即使他们并不认识我，但只要知道我是村口第一家人的亲戚，说上几句，总会放行的。

外婆就在院子里，单手拄着拐杖等我。

1

今年原先公司就提早就给我们放了长假，所以我在1月21号就和母亲坐上了回家过年的高铁。

在此前，我已听闻“肺炎”新闻，但是看到各方尚在确认中，还没有特别警觉。我从上海带了两个口罩回家，一个给了母亲。她在候车室里看到戴口罩的人数比往日多了许多，于是也戴了一会，但上车后就塞进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说不习惯戴这个玩什子。我自己从出门开始就一直戴着一个一次性口罩，从高铁、到K字头火车、到县火车站门口的载人电瓶车，这四、五个小时的辗转路上一直没摘下。但后来，看网上的科普才意识到自己把口罩白色一面露在外面，是戴反了。“误戴，细菌更多。”

但在那时，家里人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即将铺天盖地袭来的疫情讯息。在踏进家门、见到家人之前，我先摘了口罩，心里还有个念头竟然还是，不要让家人觉得这是城里人小题大做的“娇贵病”。

2

我是在大年二十九那天，接到表姐的电话的。她在附近一处乡政府里工作，前几年春节听她说的最多的是如何完成脱贫指标。外婆家后头就是村子里的一个居委会，我从没见过人在那办公，但是去年天气好的时候，去后头散步，看见那边立着一块信息告示牌，把一户户的贫困人口的名字、直接帮扶官员名字都列了出来。而今年电话那头表姐的语气，又焦急又严肃，我仿佛能看到她紧皱着眉头和我说：“你们最近不要出门了。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

我们交换了一些讯息，我才得知她听说在我们前面一个村子发现了一名从湖北回家的医生，那人是最近几天偷偷回家的，连家人亲戚都没有告诉，有可能是疑似病例，已经开始隔离观察了。“如果那个人确诊了，我这个春节有的忙了。”

我把这句话喊给家里其他人听。那时候我们还在外婆家里准备着过年，有人在厨房，有人在打麻将的小房间，有人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看电视。

表姐的话有一定的权威。家里的长辈们听了，开始感到问题应当得到更多重视，”难怪我看到说武汉都要封城了，之前SARS那么严重的时候，也不至于这样。这次不会比SARS还严重吧？“。

3

隔天，我去了县城里的超市一趟。原因是因为要为年夜饭采购一些饮料。

我过年的规矩是先在奶奶家，和这边的亲戚吃过年夜饭，然后去外婆家拜年。原先我们都住在县里，两家的距离在步行可达的范围，但自从外婆坚持搬到乡下，这中间就隔了8公里。我想到前一日在外婆家卫生间里连一瓶洗手液也没有看到，于是在超市购物时顺道买了好几瓶。回家经过药店，我钻进去问了句：“口罩还有吗？”

穿着白褂子的女营业员从收银台朝我走来，没有戴口罩，说：“有，还剩三个这种纱布口罩，你要吗？“

3元一个，我从货架上拿起看了一下。塑料薄皮上用浅浅的红字介绍，这口罩有24层纱布组成。但我清晰可见里边的网眼，心想，这要是面对面讲话有飞沫出来，肯定阻挡不了啊。营业员看出我的迟疑，补充了句：“其他口罩前几天就卖光了，大家都抢着买了。“

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家里一样，后知后觉。

付账时，我买了好几瓶喷雾酒精。回去路上，正碰到从菜场买菜回来的大姨，送给了她一瓶酒精，她像看着一个新鲜玩意一样看了看这个透明瓶身，但还是收下了，说回去会用。

4

与此同时，随着“武汉”封城，每天在网络上可以获得到的讯息让人已经开始深深感觉到事件转向令人绝望的发展。有人预估，这场疫情可能十倍甚于当年的SARS。

我对SARS印象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当年在奶奶家那个不过十平米的客厅里，生着一个小炉子，熏醋。电视屏幕里是胡锦涛在发言，鼻翼里钻进去的都是难闻的醋味。奶奶和我说，忍一忍就好。

表姐开始每天在微信群里和我分享“禁令”，不许串门、不许拜年、不许聚餐、不许打麻将。

但我依然每天还过着“流动”的生活，从县城的自家屋子去村子里的外婆家。

我看到一些在武汉封城之后，和家人关系有所化冰和解的故事。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不能出门，而让中国近代所形成的小家庭模式的亲情纽带成为了对抗疫情时人们所能牵住的最后一根温情的绳子，但也有家庭是存在尴尬的。

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才可以承认我父亲的家庭和我母亲的家庭像油和水一样，完全无法融合在一起。他们努力着生活了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选择分开，但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在这段假期，母亲和我睡在一张床上，隔壁传来父亲的鼾声。每天上午母亲醒来，就想着去外婆家里，做点菜也好，打麻将也好，坐在院子里吃瓜子也好，但连早饭也不愿在自己家吃。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家人”了，但生活习惯这么多年也不相融。好在现在也算是一个在平权问题上比二三十年前有所改观的时代了，女性不用围绕着男性打转。母亲和我说过，她其实也不愿意春节回家。但是想到自己的老妈，都快九十岁了，总会担心自己也许陪不了几年了，所以临到过年关口，不仅早早决定回家，还给自己延长了假期。

因为这次疫情，父亲和奶奶几乎不出门。两人常穿着自己的那套棉睡衣，有时候看看电视，有时间玩玩手机，有时间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就过去了。话也不多。

我和母亲则几乎每日“流动”，搭自己家里其他人的车子去外婆家。“自己家里人的车，总归比较安全的吧？我们又不见其他人。”

村子里如果在街头看到有人，大概率都是没有戴口罩的。我想也是。口罩已经买不到了。

针对我这样的”流动“人口，表姐和我说，她们计划要在村镇里挂起横幅标语，警示、劝诫。

我给她发了某个群里看到的西北某市在街口高挂“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送死”的图片，拜托他们如果真的要做，请选文雅一点的句子。

5

大年初二原本按照习俗会举行的和村子亲戚的拜年聚餐，很自然地取消了。

大年初五那天，村里头有人闹事了。

吃完晚饭，我就听到大姨、我妈、小舅几个人在讨论这件事。带头闹事的人算起辈分来，在村子里也可以说是外婆的侄子。本来大家不打算告诉外婆的，正月里出了这种事，人还要被判刑，拘留个十几天，总是不吉利的。可后来外婆还是知道了，坐在沙发上，我看她用皴裂的右手揉了揉眼睛。

外婆每天不是坐在麻将桌上，就是坐在客厅里看中央三套的电视节目，喜欢那些唱歌、跳舞的栏目。她对疫情的信息基本全是靠听我们说的。

村里闹事的原因也和疫情有关，说是警察要征用村里的一块地方作为关卡点，劝退这段时间回乡的人。那人那天喝醉了酒，硬是不同意， 不仅不让设立点位，还推搡、袭击了警察，很快被人带走了。小舅舅是县里派出所的所长，听到这事，骂出一句：“没脑子。这让我面子往哪里搁。”

一辆5人座的警车，响着警铃，从村子通往外部唯一的马路上一溜烟开了过去。整个村子的人，开始把这次疫情的处理，看作是高级紧急的事件。

表姐还是像是一个急先锋一样，从大年二十九之后，就要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县里几个重要部门划分了各自的包干区，要负责排查区域内人员的身体状况和流动情况。在对市民的宣传、教育、管理的指令下，也毫不松懈，“不要在微信群内转发没有官方认证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内容”也要作为其中一条，刻意嘱咐。

有一天，上头一共更新了12份红头文件，每个文件的总文件名是一致的，但是括弧内的序号从1一直编至12，最后一份更新版本的发送时间是在晚上11点。

我问表姐，你们平时一天也要收到这么多文件吗。

她说自从2017年开始扶贫以来，这样的工作量是常态。

表姐在家族的微信群里和大家说，以后教育你们的子女，如果不好好读书，以后长大就要当乡支书。

6

后来之前县里那例疑似病症并没有确诊，表姐松了一口气。

但又听说隔壁县，有一个从湖北回来的和尚，节前在寺庙里摆了几桌酒席请客，县里有对母子去赴约了。结果那和尚本人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所有那天去吃饭的都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要是真的传播出来了，那对母子在县城里的活动范围还都是核心区域。病毒近在身边。这让大家又陷入了一阵惶恐里。

我大姨原先也是半个佛教信徒，大年初一都要去庙里拜拜。过年前，她听说寺庙因为疫情暂时关闭，也没有情绪特别激动，今年她“云点灯”，已经在手机上拜拜过了。

我发现我母亲这个假期每天晚上至少要在床上刷两个小时手机才会入睡。每天醒来，她也会看疫情实时数据，和我说今天又新增了多少人，或是浙江、上海的最新消息发布。

我也听到一些耳语，比如周围人讨论时会说“那个湖北和尚怎么心眼这么坏，出来害人““这些庸民竟然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还敢聚众吃饭”“还好那谁谁一家今年没回来过年，他们也是湖北的，危险分子“。

有时候你听到那些话觉得不舒服，但又明白说话的人并不是真的在恐“鄂”或者歧视外地人。他们会这么表达是因为有些事情他们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是武汉？为什么是湖北？为什么会传染出来，规模这么大，直到如今一切像是失了控。

是谁扣动了扳机，把子弹打到了这里来。

7

我的家乡在这么十几年里，一直是一座变化很小的城市。

以县的规模来说，这里的超市只有5座，新华书店只有1家，没有高铁站，没有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近几年来称得上最大的变化，是终于有了两座民营电影院。今年因为疫情影响，电影院营业彻底停摆，恢复时间未定。

我时常会感觉这座城市在我小的时候就已经轰然老去。它不像上海，在每一个街区，每年都不断以店面更替的方式在更新城市的细胞，还有新的地标建筑、楼盘建筑在盖起来。如果这个国家要发生什么变化，我的家乡也许是最慢波及到的一批地方。

但这次疫情，我所感受到的警备状态是在几天内迅速形成的。与红十字会的失职无能相比，这个国家机器精心磨制的管控力量也在这几天内显现，触手可以快速伸到最贫困的地方。

到2月1日，县里通往乡村的所有路口都被以拦路、停车等方式封堵。进城、出城的关卡都设置了劝返点。所有小区也立起一块贴着红纸写的毛笔字的告示，“非本小区居民不得入内”。

我们的目光还停在“武汉“，但被封城的并不是一座武汉而已，也包括我的家乡这座十八线县城，以一种看不开的速度展开，比上海执行得更彻底。

我原本在日记里记录这几天的情形，打算用到“戒严”这个词，后来查了一下，这个词是专指军队出动的、维护稳定的状态。这是让几十年前让那一代年轻人幻灭的事。出生于1990年代之后，我对“战斗”的认识大多来源于文字经验，那些隐蔽的书籍和网络上搜寻而来的旧新闻告诉我们曾经的苦难。但现在的我们，要接受一种自我认识的全新重组。

这次事件的状态演变至今，再不可逆的是举国自下而上的，人心的惶惶。它在建筑底座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摇晃的力量，让一座状似精美的宝塔露出了败瓦残墙的模样。但也许几多时日过后，宝塔不垮塌，它又将成为一个神话。

只有在摇摇欲坠的情况中，我才看到人们终于开始疯狂地渴求读新闻报道，像读生存指南一样认真。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要考虑是否“活”得下去的环境里。

在这座至今仍 0 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小县城，我没有感觉到庆幸，每天仍被恐惧包围。在尘土里活着的人，永远无法代表被感染者说话，那些破损的心、绝望的灵魂、离开的生命。

但在未被感染的这一边，夹在讯息的焦虑、生存不确定的惶恐、生活现场随处可见的政治隐喻里，我们也亲自见识到了死神俯身落在地面上长长的黑影。没有人可以被这个时代豁免。

“有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面居民的生活仿佛亘古不变。如果有一块石头从围墙上掉下来，这块石头还会被重新嵌回去。新建的房子造得与原来的老房子一模一样，受损的屋顶也会用同样的木瓦修好。”

我所敲打下的这段话引用于彼得·汉德克在《圣山启示录》里一段对施蒂弗特的小说《水晶》的引用。

此刻我正坐在童年时的书房，那个距离县城铁轨不过1公里，时不时就能听到火车鸣笛声的房间里。这是2020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我回到家乡的第五天，已经感觉到时间的滞重，这座建成已20年的房子足以称之为“老”屋。这里没有网络，也因为更多时间里没有人居住，显得也没有必要要去安装网络，我用手机热点让我的电脑能够接入互联网世界的讯息。当我的指甲（在这五天时间里，新长出来的指甲部分已经让我有些不适应，我习惯剪得短短的、没有一丝白边的指甲打字）和键盘之间发出“哒哒”的声音时，房屋的墙壁里似乎也有缓慢的呼吸声在与之相应。外面的雨水落在后院遮雨的铝合金板子上，轻重交替着的，击打声。后排人家养的狗到深夜就不再吠叫了。我应该早点儿入睡，这座屋子的其他人都已经睡了。

2020春节进行时第一天，已经开始接收了一堆叔叔姑姑舅舅婆婆妈妈的消息，A怎么样B怎么样C怎么样，以及从刚才到现在我妈已经在我耳边直接的、不直接的对我说了整整一小时的话了。从上海回到家庭生活第一天，虽然只有半小时高铁的路程间隔，但是会有情绪时差。

所以，用速写的方式来平衡部分波动。这些内容可能会很快被删去（实际上是隐藏）。当清醒之后，羞耻心开始提醒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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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X市的行政办事大厅，我看着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姑娘坐在柜台里面。她虽看起来不瘦，下巴比较平，脸上也有点肉，但算得上是长得好看的类型，皮肤白皙，看得出细细扑了一层粉底。她梳着一个简单的马尾，戴着一副金属细边框的大眼镜，从我们手里接过厚厚一叠A4纸打印出来的材料，熟练地把它分成两摞，然后互相对照着看。这是一叠关于公司缩减注册资本的申请，又是一家全资外资公，要准备的材料至少就有二三十页。因为公司效益收缩了，所以杰森得做这一步骤。女办事员皱起眉头，用手指戳着纸张某处，盘问起来，“这里为什么没有改？上次和你说过了。”她抬头的时候，眼神飘了一下，露出一种班主任式的轻蔑。这时候，我觉得她不美了，穿着领口阔大的、带着蓝色细条纹图案的衬衣、一件藏青西装夹克，像一个老办事员。

她用铅笔画出一些地方，喊我去复印了两份身份证，又从头把文件看了一遍，其中有四页纸张被她翻折出一个平行四边形，用力按压。然后她起身，往里走进了一个写着“流程审批室”的屋子里，隔着一扇不透明的玻璃门。

杰森坐在柜台前的椅子上，我站在他身侧，等待女办事员的审批。他说，你不知道她待会出来又会发现什么，屋子里面还要有个人审批。有时候刚刚那个办事员没看出的问题，里面的人还会看出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有过几次在移动营业厅办事的经历，对方一再要我输入手机号或者一再确认套餐某信息，层层叠叠，我都会在眼前看见一个卡夫卡。瘦削、阴郁的男子，在做着一些被制定的活，说一些被制定的话，但他的脑海是瑰丽的，他被一些关于甲虫的事情缠绕。如果我看见了这种瑰丽，我的脑海像是接收到ASMR声音流入耳蜗的讯息，会偶尔涌荡起一些潮汐。

当然，在今天这个女办事员面前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而我的身边，杰森像是偶然想起什么似的开口说话。虽然他和我的母亲是姐弟，但他开口不像我母亲似的连珠炮，会稍显缓和一些，一次只是两三个句子，说完会停顿片刻。他向我介绍他为了办这个业务已经来这个中心跑了四趟，因为大大小小的错误未订正，作废了两份文件，“你永远搞不清楚为什么这里要写董事会，那里要写股东。”

我前面快速翻过一遍材料，心想，此刻听着他说这些话，对我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我该继续追问他的经验吗？继续提问，似乎是一种让我们的对话可以往前延展的必然方法。但这些惊讶，也许我永远都用不上，甚至也不会和另外一个人谈起这些经验。  

就像此前那些类似抽离的时刻，在我身上所汇聚起来的经验一样。

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职员，看起来不会拥有一家估值千万、成立已经十年有余的公司。但此刻她在接收一些这样的公司如何办理工商注册减资的信息。

这些信息，或者说经验，或许也可以称得上是技巧，若真的碰到有人和我一样遇到特定的事情，可以寻得到共同的、直接的解决方法。但虽说经验，它实际上又是那么不值得不分享的，没人问起，你如果主动提起：“哎，在某时某刻，我曾做过某件事情让我明白了……”则太自讨没趣了，对方也像天书式的听着你讲。

每当这种时刻，偶然的偶然，我会在心里这样想，也许有一天会写到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经验，用在自己或者一个虚构出来的主人公身上，那我此刻应该听得更认真点，我该做一个好的提问者，我应该记住这些细节。事实上，当时我也正在打开我手机里的记事本。

我看到杰森今天背了一个黑色的书包来，款式是那种程序员会背的、放笔记本电脑的类型，前后两层拉链，看起来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好几个文件夹裹着。在办事的时候，我需要把一张复印的身份件从A4纸上剪下来，杰森立刻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把黑色的剪刀。不是便携的那种剪刀，而是一把比我手掌还大、多功用的剪刀。后来，要把身份证粘贴在文件上时，他又从自己的外套口袋里又掏出一支固体胶棒，20g的那种，递了过来。他的举动这么自然，好像这个东西就应该出现在他——一个董事长身份的人——的口袋里一样。

我看了一下事务厅柜台的桌子上，那儿摆放着一个长方形、复合式的黑色笔筒，里面有一把小巧的剪刀和一支10g的小胶棒。办事员在皱着眉头为我们修改文件时，都使用的是桌上的，末了，结束时，她还提醒杰森不要忘记带走他自己刚才拿出来的那只胶棒。

杰森收回了剪刀和胶棒，因为今天材料终于递交成功，虽然有几页文件下次被通知时还要来补交正确的版本（几处日期不一致、有一处人员的名字没改动）。他的这一套经验，我想也许也属于聪明但不必要的类型。

楠溪江边，太阳还未下山的时候，2020年的第一天。男孩扛着一面旗帜经过，上面用繁体字写着：“世界可能不会变好，但你会”。

1

我在温州岩头小镇度过这次十年之际的跨年时刻。

前一夜，在一间寒冷的酒店，和朋友挤在一张床上，盖两床被子，看电视里的跨年演唱会。小镇很小，民宿旁发现两家杂货铺，我们问老板娘有没有啤酒，她在一堆百货用品里指出了一个角落，我伸手去取时，感觉啤酒盖上都落了一层浅浅的灰。

五年前，我和她，还有几个大学的朋友一起去钱塘江跨年，第二天一大早要去江边看新年第一轮太阳。本来打算打一晚上的扑克牌消磨时间，然后到了凌晨两点的时候，大家撑不住了，裹着便宜旅馆的薄床单睡着。然后四五点，在犹豫、挣扎和哆哆嗦嗦里，爬起来，走去江边。一轮日出在寒风里掉落了出来。

电视里的新年演唱会仿佛从我初中时候开始就没有多大变化，除了近几年用了全息投影的新技术和把短信投票互动参与变成用拼多多在手机上秒杀之外，有些明星、主持人的面孔都没变过。小镇这家酒店的电视机器质量一般，人的声音“滋啦滋啦”传来，像被砂纸磨过，所谓的跨年演唱没有什么称得上是感动的时刻。我们想坚持到零点，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自觉睡着了，手机还落在手边。

朋友在TF Boys 压轴出场的时候醒了过来，也喊醒了我。前两年，她每年都去外地参加了易烊千玺（TF Boys成员之一）的生日会，今年没有抢到生日演唱会的门票。开票那天是工作日的下午三点半，显示有78万人同时在抢票。听说有些和她一样的“千纸鹤”（易烊千玺粉丝名字）就转而去买这场跨年演唱会的门票，只为了见见偶像。

我记不得那晚 TF Boys 唱了什么歌。在半睡半醒之间，我说了今年的第一句话：“新年快乐。”

2

前几年就曾经听闻过楠溪江的东海音乐节。那时候我们编辑部讨论过要写一个选题，讲国内音乐节正在往二三线城市下沉的现象。

我是在工作之后才第一次看过音乐节。2016年，在上海世博园举办的简单生活音乐节。

那时第一次见到陈绮贞本人，她在 Talking 的部分说：“要轻盈地跨越过生命中沉重的部分。”

音乐节和 Livehouse 演出都是一种仪式感，关乎热情与平等。无论年轻与否、无论是否富有，买了一样的门票后，每个人都站着在台下为音乐而快乐。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音乐节的体验也会变得像跨年演唱会一样，成为每年特定时间点的形式。即使当我已经疲惫了，但就像那句话说的，“永远有人正年轻”。不过这不是理想层面的，而是市场层面的。

金钱一直在流动，在代际线上、在城市线上。文化，在这几年也越来越被概念、分析为一种种“现象”。在咖啡馆里，人们张口谈论最近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有时想想也挺可笑的。

3

今年之所以会来楠溪江听音乐节，也是因为一个歌手。

这是六年后，她第一次重新返回大陆演出。

也许已经有人还不知道她为什么被“禁止”演出。我曾一度很喜欢她，十五、六岁的时候听她的歌。但从来不是狂热的粉丝。所以我甚至是在事件之后的好几年，才想起来要查询整件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

因为一面旗帜。

但人们看到了两个不一样的立场。

我在一则文字报道里，看到有人还原现场，说歌手站在台上，举着这面旗帜，大意说，我们不要因为旗子而分裂，今晚只有音乐，没有政治。

我无法保证上一段话的全部真实性。这件事件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复盘。歌手知道全部的经过。但她也已无法开口说这件事。

在她出场之前，那天音乐节的演出嘉宾很多都是重金属摇滚乐队。夜晚九点半，她只带了一个吉他手一起登场。她自己也抱着一把木吉他，穿着一件单薄的黑色西装长外套，问台下：

“你们好吗？”

4

2018年，在杭州 ADM 活动，歌手收邀请来参加活动。但主办方规定了，不能唱歌，只能讲话。于是她聊了歌词创作。

那一场也有很多粉丝去了。哪怕不能听歌。我看到现场有人在主动地发放手幅，上面印上了歌手在写给歌迷的电子信里最爱用的落款，“与你握手”。

这次音乐节，也有人是从很远的地方，特意来到这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小镇。

在歌手登场前，有人带了自己的吉他来，弹奏歌手的歌，“你眷恋的，都已离去”。人们在还沾着水汽的草地上唱起来。

在演出开始后，人群用力表白。有人大声喊，“我好想你”，几乎带着哭腔。

在结束后，没有安可。我和朋友，以及由朋友认识的朋友，站在人群渐渐散去的空地，感受到某一种情绪还没有完全挥去。我看着女孩趴在另一个女孩的肩头，哭了一会。没有人会去问，为什么哭。

音乐还在我们的心里。

5

在等待歌手出场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现场的旗帜并不只有一面。

有人举着听摇滚的旗帜，写着“都给我跳起来，你们是来罚站的吗？”，有人举着一面印着杰尼龟图案的旗子，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小字。有一面红色的旗子，挥舞起来最扎眼，上面只有两个字：

“自由”。

还有一面旗帜。

在歌手在弹第一首歌的前奏时，她说，这首歌献给台湾的聂永志和今晚的彩虹旗。

有一刻，我发现自己从看到第一面旗帜，“世界可能不会变好，但你会”，那种少年表白的语气时，心里得到微微振动的感受，到看到“自由”旗时，变为了紧张。即使在这一场演出前，网络上也依然有人在做“举报”的工作，截图，@一大路官方号。

一个因为旗帜而遭遇封禁的歌手在这个地区首次复出的演出，旗帜又会成为一个无法控制自己表达意义的符号吗？

我观察着，在音乐节现场挥舞着旗帜的人，好像换了好几轮，在人群的中心有一个接棒的过程。 在音乐里，举旗的人沉醉地挥舞。可一面旗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一个人举起“自由”的旗帜，是说明我们珍视它如阳光空气，还是一遍遍舞动着强调我们的失去？

而举旗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吗。可是如果每个人看到这个词所认识、接收、理解的信息都不一样，我们又怎么能够在握手之后，同走在一条道路上？

6

歌手的一张专辑在 Apple Music 中国区里可以听到，唯独少了一首，《玫瑰色的你》。

哪怕隐晦的方式也无法被顺利表达。

“你手里没有魔笛，只有一只破旧的大旗”。

7

楠溪江边，太阳下山那一刻，天空短暂地露出玫瑰色。

落马洲。

踯躅。

列车合上了门。在下一站，一位大叔提着袋子上车，logo很熟悉，一家服饰快销品品牌，在你曾经居住的城市也有店铺。但似乎纸袋的设计不同，你看到上面还印着一行黑色小字：your freedom。

your freedom。你心里念着。

然后开始安然享受列车朝前奔驰这个事实。

1

“你看到了你想看到的。”

你看到地铁里损坏的机器和覆盖白布的墙壁。你看到黑色的标语。你看到小熊贴纸贴在路牌上。你看到八个字的口号在桥洞里。你看到书店里这个六月已经被记载。

你看到街头一家化妆品的广告牌也在发问： WHAT DOES YOUR REVOLUTION LOOK LIKE ?

R——

E——

V——

O——

L——

U——

T——

I——

O——

N

2

你赤手空拳。

来到这里，什么也没有准备，包括手机网络和钱币。

在这里，你缄默不语。只是因为自己张口，讲出的是另一种语言。

3

人们从购物中心走出来。

人们从冰室走出来。

人们从重庆大厦走出来。

你走在他们身边，在一条路上，思考自己是不是他们的同伴。

4

他们是否把你当同伴。

5

你对这种生活并不陌生。

城市里的 K11、翠华餐厅、海底捞、麦当劳、星巴克。

甚至你路过一家「学而思」。

你看到地图上标示的名称，就决定提脚前往《九龙公园游泳池》，

“晚上折射到池底的灯光很美/但是我都要离去不留恋到八时”。

6

这一天里，你走了 24177 步，又重新坐上那辆列车回到落马洲。

这个名字，让你有所想象。

你和提着行李的人们一起走过那条通道。夜晚已经更深地降落在两地，下面的河流映着遥远的高楼灯光，看不见了白天的芦苇荡。

没有阻碍地向前走，但你知道自己在这条路上，某一个位置，曾穿墙而过。

7

这是寻常的一日。在最后出关的时候，为母亲买了伤痛药，为父亲买了一条爱国烟。

最近生活的一些碎片。感觉没有力气写全。

1

新闻忧郁症。

看到难过的消息，会缓慢陷入一整天负面情绪的消解沼泽地。

会不会我们的恐惧一一兑现，成为了破碎的土地，和胸口的悸痛。 ​​​​

2

时常，我会有发朋友圈的难题。

尤其是和自己的生活相关的朋友圈，我不知道看朋友圈的人是谁。

一个呼喊，小小的一个求救信号，在朋友圈里的存在，就像掉进海洋球堆里的综艺嘉宾，一只脚已经没有知觉了，但人们要先判断，你是不是表演？你是不是还有戏？

3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全部的意义吗？

如果在一个平和安稳的时代，或许是的。

但这个答案在现如今，已经不能说服我自己。

4

看到一则微博。“现在大家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常识，包括但不限于：

5

崩塌。

1

外婆来上海看病，面部三叉神经手术。我下午从公司请了假过去看她，在路上遇到舅舅们。他们俩从医院的楼梯上迎面走下来，两人中午忙着办住院手续，都没吃上饭，正打算去填点肚子。

“唷，是你来了。”我先喊了他们一声，两个人才反映过来，好像有很久没见过我似的快速打量了我一下。我不自觉低下了头，这半年我剪了一个短头发，体重又上升了几斤。

上一次我们见面大抵还是半年前，春节的时候。

我们家人现在几乎只有隆冬腊月才会见上面。算起来我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八年，从来没有正式地接待过他们。这次，在得知外婆要来上海看病之后，母亲再三向我嘱咐和确认，“这次你要做东道主，一定要请舅舅们吃一顿饭。”

这家医院，是上海床位最紧俏的医院。因为我们和主治医师“有点关系”，这次才得以那么快安排进来。外婆床位是304，房间里最靠里边的一间，床头右侧有高高的窗户。家人为住院买来很多水果、零食，柜子里放不下的就放在一旁的暖气铁管上。

我妈一边剥着橘子，一边说：“这房间里四个床位，我觉得就我们这个最好。多出来这些空间还可以放东西。你说是不是那个医生特意给我们选的？”

二舅妈呵呵笑。她在我们家里是性格最通情达理的一位。隔壁床的陪护人员隔天偷偷问她，你是这个老太太的女儿吗？她说，我是她的儿媳。

护士走进来了，看到我们家杵在病床的四位女宾，我，我妈，舅妈，表姐，惊讶地说了一声：“你们家怎么来这么多人？”

我妈嘴快，立刻抢答：“我们家的人还是只来了一小部分。要是全部过来，这个病房估计都站不下。”

2

看病的安排事出突然。我大概一周前才得到消息，当时还说并没有确定到底要不要来。

发微信给妈妈，她没好气回我：“你管好你自己。”

四年前的春节，外婆得了脑中风，又摔了一跤，左手和左脚开始失灵，只能用一半的身体生活。但她，适应了一阵子之后，就像没事人一样，照常过日子。甚至，继续打她的麻将。

每年春节回家，外婆一吃完午饭，甩下筷子，就开始释放她的信号，问人：要不要来上几圈？打麻将的时候，她精神劲丝毫不减，一坐就坐上四五个小时，如果谁出牌慢了，外婆会不耐烦地拍桌子：“你怎么比我这个一只手的人，还打得慢？”

不打麻将的时候，外婆偶尔表现得也会像一个正常的老人，时而被脆弱打倒。她捂着自己的右边脸，说痛。于是家人就带她在小县城的医院看病，然后去了市里，找了一个专家问诊。专家说是三叉神经的问题，要么做手术，要么吃止痛药。专家是从上海来的，要联系做手术得有个预约流程。吃了疼痛药，有所缓解之后，本来都觉得这事也许就搁置了，不知怎么忽然又提上了日程。

两位舅舅，风风火火就把外婆和她的轮椅一齐从我们那个小县城里运到了“大上海”。

住院第二天，病人就要被安排剃发。外婆的脑袋露出圆滚滚的形状。我从来没见过外婆这个样子。

此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什么玩笑话，外婆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假牙也早已经拿掉了，一笑起来，嘴里有一个黑乎乎的豁口。她笑得停不下来，伸手捂住了嘴巴。

3

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独居的城市里，遇到我们家的一大家子人。

我问要不要帮忙订住宿。小舅舅说不用担心。他找了一个朋友，已经帮我们把一切都搞定了。那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我一眼也没见到，但是第一夜就帮我们付了一万五的房费。

神经科的病人需要家属24小时陪护，在那几天里，我一下班就往医院跑，也跟着家人住在淮海中路的酒店。酒店斜对面是我很喜欢的无印良品旗舰店，母亲进去看了一圈，二楼都没上去，就说太贵了，离开了。附近还有一家新开的喜茶。晚上我们从医院回来时，我买了一杯奶茶给妈妈，她从来没喝过这种类型的，我告诉她这是有些人宁可排队一小时也要喝的喝茶，她小心翼翼喝了一口，说“我不觉得好喝”，然后四下打量，眼神里依然还是露出兴奋。

外婆手术一连做了六小时。在等待的时候，我请家人去喝星巴克，点了卡布奇诺、拿铁、摩卡。“咖啡就是这个味道？有什么好喝的”他们说笑着，我妈要往卡布奇诺里再加两包糖，说“我这个乡下人还从来没有喝过咖啡”。而后他们开始漫无边际地说着话，讲我表妹的恋爱，讲县里某某生病的经历。我依然要工作，于是掏出电脑打字，偶尔插上一两句，问坐在我旁边玩手机的表姐，“他们刚才说的那个人是谁？”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在这次以前，我从没走进过瑞金医院里面。住院部二号楼的台阶，瓷砖，有些古旧，看起来和我们县里的医院台阶有些相像。我还记得2015年外婆第一次中风住院时，刚好是春节期间，家人都在。大年三十开始，我们每天都要往医院跑一趟。如果要去对比这两个地点，似乎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但即使你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总有一个细弱的、处于同一平面的联系点，让人在一刹那恍惚，觉得两者是可以类比的。我从未承认过，但或许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小县城里的生活为我赋予过一种特权阶级的生活错感。这种特权并不来自于历史赋予，只是和时代的机会以及金钱所带来的话语权挂钩。但在上海，我的生活就进入另一种规则里，带着对独立与自由的憧憬，每个人来到这里，像大海里的一条鱼，只要不是巨鲸，都要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栖身地。

当我的亲戚也来到上海，我没把握他们对这里的游戏规则了解多少。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我的工作。他们大抵从我妈妈的口里了解到一些我在上海的收入，数额听起来不低，但上海的物价成本，租金、吃饭要花的钱也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我的有钱人舅舅坐在医院对面和我们一起点一碗永和大王的面条，他点28元的红烧牛肉面。他们试探性地问我，你生活怎么样？问每个月能存下多少钱？我支支吾吾，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讲述。这里面涉及到一种经验的换算，但我暂时还找不到合适的度量衡。我的确没存什么钱。钱总是不知道花在了哪里。但我又想让他们知道在上海的生活不只是如此。在这次相处里，我尽量表现得阔绰。什么都买，什么都抢着买单。

儿时的长辈们抬脚走上星巴克的台阶，他们没兴趣知道菜单上冷萃和拿铁的区别。落座，保持一种体面，等待时间流逝。这是他们习惯做的事情。

4

瑞金医院外面的马路是一条单行道，行人过马路时等待的红灯时间比其他路口都长。晚上，我们一起走出病房买晚饭，跟着人群停在了路口。小舅舅给我们看他左手被烫伤的一个水泡，说是有一天烟灰被风吹起，在这里留下一小块疤痕。 

忽然他回头望了一眼医院的正门，上头有着很大的红色的“急诊”两个字。小舅指了指那边，说：“当时蒋青来上海看病住的就是那栋楼。”

我看向他，他手里夹着一根从走出住院部后就点上的烟，现在就已经快烧完了。小舅去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个小病，自己一个人就来上海做手术了，也在这家医院。他没通知在上海工作的我，也没有通知他的女儿。一个人做完手术，在医院躺了三天，然后回到家里。他是县城里的所长，到四十多的岁数还保持着相对挺拔的身材，手下管着一波人。在我印象里，他总能帮我们摆平很多事情，很多我们搞不定的事情。也总有其他人来求他，求他摆平他们搞不定的事情。此刻他站在医院的门口，用左手挠挠头说，轻轻说了一句，“奇怪。”

“我还记得你四姨住的那栋楼，但我自己去年来上海看病住在哪里我却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5

蒋青是我四姨。

去年六月全国进行高考的时候，我在家族的微信群里看到四姨的女儿杨帆发了一段话：“2002年，我参加高考。那年爸爸陪妈妈去上海看病了，虽然爸妈都没有在身边，但是我却经历了一场最暖心的考试。考前、考试中外婆每天三餐都变着花样地给我做些好吃又有营养的食物，二舅舅和小舅舅每天开车接送，大姨小姨舅妈都在考场外等我。我现在都还记得小姨当时说了一句，‘要是高考是考搬砖头那就好了，我们家来了这么多人肯定没有问题，一定可以考上了！’”

当时我在一趟前往日本的游轮上，离家几万公里，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2002年，我8岁，站在棺木旁，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死亡。

每个人走进屋子里都大声地哭。我很拘谨地站在房间里，不敢说话，不知道自己要站在哪里，也不懂要怎么哭出声音来。

我跟着大我三岁的表姐一起。亲人要我们跪拜的时候，我们跪拜，要我们披麻戴孝的时候，我们就穿上那块白布，然后把手臂伸出去，让大人帮我们在袖口别上黑色的布。

躺在棺木里的，是我的四姨。肺癌带走了她。我妈说四姨是她最亲近的一个姐妹，“我们家里每个人都很能干，但是毛病都是脾气很臭。可你四姨是最温柔，也最讲理的一个”，她不懂为什么上天要带走最好的那个人。

四姨家就在我家隔壁。本来我家不打算建房子的，后来妈妈想到离四姨近，可以受到的照顾多，就不顾爷爷的反对，和四姨一起买下那块地，盖起了一座三层的小楼。我们两家仅隔着一面墙。

有一次放学，我被前面一户人家养的大狼狗吓住，那条大狼狗的个头和一年级的我身形差不多。我一个人，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幸好这时候四姨路过，看见我，就牵着我走，把我带去了她家。

她给我做了一碗番茄鸡蛋面，和我说：“要是以后你妈还没回来，你就过来敲四姨家的门，我给你煮面条吃。”

葬礼那天，在跪拜结束之后，我很快被领出了四姨的房子。大姐犹豫地看了我一眼，又抬头望了望我家和四姨家毗邻的房屋，告诉我，之后几天我不能住在自己家里了，“晦气。”

我木讷地回头，看了看自己家。

后来，在墓地，我第一次在葬礼期间见到外婆。她被我妈妈扶着走过来，远远的，身体缩着，好像痛苦在把她的全身往小小的心脏挤压。但是一踏上水泥新浇的墓地，她突然生出了大把的力气，拼上所有命要扒在坟墓旁，对着镌刻金字的石碑，喊着：“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老天爷你没有长眼睛啊。”

外婆哭诉的音调不是说话的那种频率，而更像是一种“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不知道是不是乡下丧葬的习俗。外婆好像在唱，痛苦、悲戚、对老天的控诉，都在里面。仿佛只有这样，这些声音才能从身体里发出来。

听到这些，我终于“哇”的一声，在一旁大哭了出来。

此后，不声不响，十七年过去了，当年被伤心掏空了身体的家人，又往自己的人生里填进了各种各样新的经历。

我和妈妈一起离开了家乡，搬到嘉兴生活。二舅一家也来到杭州。我们这个大家庭开始变得只有每年春节才能凑齐人数聚在一起。四姨夫娶了新的妻子，他不再住在我家旁边的房子里。杨帆姐姐在大学毕业之后，选择留在家乡，结婚，后来生了一个女儿。

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推开妈妈的卧室想要找她问一件事。打开门，房间里，一盏灯都没有亮，只有从我刚打开的房门里漏进去的一些光，照在妈妈的身子上。

她一个人靠在床头坐着，不停抹眼泪，枕头边是一堆被揉皱的餐巾纸。她看见我进来，说我说：“没事，我只是想起你四姨了。要是她还在……”

八岁那年，我对世界很多感知都没有打开，只是一个听任指挥的乖小孩，很多事情看到了也不理解。我不知道那时候家人在经历这场死亡的时候，他们各自经历了什么。

“要是高考是考搬砖头那就好了，我们家来了这么多人肯定没有问题，一定可以考上了！”这句话一看就像是我们家人会说的话。

在葬礼前的四个月，四姨已经因为病痛去了很多家医院求医问诊，到最后，她躺在自己房间里，全身痛得动弹不得，翻一个身都不可能。我和妈妈一起去病床前，看望过一次四姨。她转过头，握住我的手，说：“你乖。”那时候，家人的心都系在一起。

6

绿灯亮了。我们提脚往前走。走了一半路的时候，回头看，发现小舅还站在原地。

他抬着头，眼神茫茫，在思考着什么。我感觉他像是掉进了另一个时空。有那么一瞬间，围绕着他周身的那个时空也在拉着我进入到烟雾的漩涡里。牵着我手走路的表姐，朝着他大力挥了挥手：“叔叔，走啦。”

“诶。”小舅这才听见了，像回过了神。

7

刚做完手术第一天，外婆的状态有些昏昏沉沉，到饭点时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护士用扫描仪照了一下外婆右手腕上戴着的手环，二维码录入，发出“滴”的一声，“您是这里术后反应最小的一位啦。另一床做好手术之后，吐了三天呢。”

“我也吐了，我手术时吐了好多的”，外婆紧张地补充，像是急于证明自己的身体需要得到更多的注意。

8

我们原本只订了三天酒店住宿，后来延长到七天。

外婆被我们照顾着，同时也没忘留意病房里的其他人。听到声音，要坐起来，眼神斜瞥一下。

301床的男孩原本住着一个样貌很乖巧的男孩，看起来像是还在读初中。第一天晚上我进病房时，看到他还在写作业。过了两天，就发现他们一家静悄悄办理了出院。同房间的人互相一通气，才知道男孩得了癫痫，要做两个手术，花费大概20来万。家里筹措不到资金，只好离开。

瑞金医院的病床没有空档。新住进301的男人是这个病房看起来最正常的“病人”，常常和他老婆两人一起窝在窄窄的白色病床上玩手机。其他病人大叫、打嗝、放屁的时候，他安然自若。听说他们有两个孩子，晚上躺在病床上都要和家里的孩子视频聊天。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他大概觉得有些无聊，于是和老婆商量着要溜出病房，去外面玩。他躲着护士，把病服换了下来，穿上了进医院那天穿着的黑色polo衫。当他老婆走出厕所，准备和他汇合时，看到他正在过道里左左右右张望，“那时候我就知道，他发病了，他眼神已经不对了，嘴巴也歪了。他自己意识不到的，但我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女人事后说着。只是在当时，她还来不及做反应，男人的肢体顷刻间扭曲了起来，左脚僵直，右脚弯折，白沫从嘴巴流出来，眼神也发白了。四个恰好在附近的壮汉分别抓着男人的手和脚，护士从护士站跑出来，看着他的黑衣服，凌厉地问：“这是谁，这是我们病房的病人吗？怎么没穿病服？”女人看着丈夫，爆发出了一声恸哭。

303床的病人比我们早一天出院。两夫妻，陪着女儿来做手术。据说女儿得的是躁郁方面的问题，要动刀检查看看到底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24岁的女孩几乎每天都躺在病床上一句话也不和父母说。有时候她会坐起来怒吼，用方言说一些骂人的话。

303的母亲见自己和女儿没什么话说，倒总热心地和我们搭话。外婆和人聊上了，有一天还对她说：“你们比我提早一天出院，到时候走了我会想你的”，要求对方把电话号码存在她的手机上，“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们保持联系。”

9

有一天下午，外婆说话兴致特别高涨。她拉着隔壁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病房里没有其他的娱乐，对方听着也来了劲头。

“哎，每天你们家里这么多人来陪你，儿子、女儿、儿媳、孙女、外孙女，福气真好。”

外婆一听，语气就变凶了：“好什么好，我平时都一个人生活的，没人照顾我。”

舅妈跟着说：“您这话怎么说的，平时大姐不是在家照顾你的呀。”

外婆和大姨都是性子直的人，又强势。因为其他家庭都在外地，所以在老家的很多事宜都是大姨在操弄。只可惜外婆和大姨相处时间一长，就会产生摩擦。大姨之前还召集家人开会，认真讨论照顾外婆的问题，“老太太性格刁得很，没人能伺候好她。我最多能跟她在一起过五天，超过五天，我的血压都要高了。”于是姐弟几个提出是不是每家派出代表，轮替照顾。后来好像没有了下文。春节假期结束后，各家又要回归到各处。大姨埋怨归埋怨，作为家里的大姐，还是担负了很多责任。各人心里面都有张谱，好像现在的情况尚可控制，一切都还没有很糟。

10

外婆无处可去，住院的日子里大多时间都躺在病床上。有一个下午，她原本是睡着的，忽然喊我们伺候她上厕所。等重新坐回到床上时，叹了一口长气，“我前面做梦，梦到打麻将，都清牌了，结果被这通尿憋醒。”

我们听了大笑，“老太太怎么这个时候还在想着打麻将的事情。”

11

手术没两天之后，我再看外婆的脑袋。

黑色、银色的头发，短短一茬茬的，已经冒了出来。有的透过白色网兜，都可以摸到。

“嘿，老太太还长黑头发呢。”我像是发现了新奇的事，喊其他人来看。

“头发长得真快呀。说明您生命力旺盛。”

外婆别着嘴，不满地嘀咕：“我还生命力旺盛呢。我有什么生命力？”

我给她的后脑勺拍了一张照片，也可以看到愈合了的手术伤口。她拿着我的手机瞅了一会，要求我把她的眼镜拿来，戴上后，仔细看了一会。没说话，但神情有些满意。

12

隔壁床的阿姨给剃了光头的女儿在淘宝上买了一顶橙色的渔夫帽，术后第二天就寄到了。外婆眼尖，看见了就要和她聊两句，问：“那是什么？”隔天，我从家里拿来一顶渔夫帽，藏青色的，给她戴，“我戴不好看的，丑”，外婆这么说，手扶着帽檐，对着我手机屏幕照镜子。

后来那顶帽子也跟着她出院后一起回家了。

在临走前，她被人连搀带抱地安置在商务轿车的后座上，朝我挥挥手。我要和他们告别，他们即将搭乘回老家的高铁。摇上车窗之前，外婆嘟囔了一句话，我没听清。表姐咯咯笑着复述了一遍：“外婆说，这几天你辛苦了。”

小舅听了这话，拍了下我的肩膀。他正好把外婆的轮椅放到后背箱之后走到副驾驶的位置来，经过我身边。

“我们都走了，就剩你一个人孤伶伶在上海了。”

嗨，我笑着回应，没当一回事。

13

目送着，他们的车就这么开走了。

14

我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外婆住院的这几天我基本都在医院附近住，开始习惯了和家人一起走从医院到酒店的那条夜路，现在打开自己的房门反而有一种陌生感。

房间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物品很杂乱。母亲曾经来过一次我的房间，跟着我爬上六楼，对我能有这样的安居空间还算满意，并且在我的床上睡了一个午觉。除此之外，整个房间里只有我自己的回忆。

我取出电脑，开始工作，处理了一些事情。在专注的时间里，有些感受消失了，但当空隙出现时，生活的潮水又涌上来了。我感受到我失去的事物，在这个城市里归家的期待，一群与你亲密却无所企图的人的陪伴，一种有秩序的平静。

太阳开始落山了。房间里的光线在慢慢消失。

竟然为此哭了一阵子。

15

在我小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有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好几口人聚在餐桌前，焦急的模样。二舅、二舅妈、小舅和我妈。

大家都在说，找不到外婆了，外婆不见了。 

“那个老太太，自己一个人能跑到哪里去”，当时还是警员的小舅舅急躁地说。

我妈生性焦虑多疑，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不会吧？”其他人紧张地附和。

我和姐姐坐在靠近门口的矮桌子上，写作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又能做什么。她比我大三岁，那时读初中，当班长，我知道已经有男生暗恋她。

后来忘记是谁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也是大喝一声，“回来了”。我们就顺着声音望去，看见外婆走进门，和平常一样，又有着很大的不同，银色的头发，每一根都带着细小的卷度。

“哎！这个老太太去烫了一个玉米穗。”可能是大姨夫这么说。“玉米穗”是当时最新潮的造型。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你这个老太太怎么这么爱时髦。我都没见到其他家老太太这个样子的。”

外婆面色有点凶，不太愿意接受调侃似的回嘴。但同时，又因为爱美而浮现出一丝腼腆，被众人围在中间。

我放下写作业的笔，也要挤进人群里去看一眼外婆。

通往过去的时间隧道很窄，要很费力才能挤进去。

仰着脖子洗澡，无意识伸手摸了摸喉咙。“到这儿了”。对。水已经淹没过我的脖子，脖子。对，就卡在这里。我要窒息了。

这大概是在生活中感受到“溺水感”的某一刻。

而此前，已有太多次浮游。被浪拍下去，偶尔又会感觉浮起来一些。循环往复。我在寻找一座自己的岛。 ​​​​

从首尔回来之后，有一夜沉进了很深的海底里。从银蓝色的海面，捞回一个梦。梦到工作室收到了很多不知何处寄来的动物。一只盒子拆开，一只猫咪跳出来。还看见白蛇、青蛇、猴子、长颈鹿、水獭。很多客人在楼梯间聊天。我追踪着不同的动物，想让他们各归其位。猫咪是其中最善解人心意的，但是被我怠慢了，一溜烟跑走了。蛇有剧毒，又灵巧、狡诈，它跑得很快，我追得气喘吁吁。醒来，房间亮了一整晚的灯，桌面上屏幕黑着的电脑没有合上。每一种动物都能代表我现在手头的一个工作。你看，梦泄露了现实的想法。

凡事都追求完美、追求规范，但同时又信奉着自由。岸与流浪。海洋是一个完美的比喻。

而冲浪的狂喜只有五分钟。

危机，从辽远处迫近。我们勒着自己的脖子，透一口气，就能多活一阵子。

如果是我

门外的这条街

在凌晨后无声地哭泣

如果是我明天要乘坐的地铁

烧起了大火

如果是我的亲人

在互相咒骂

如果是我的照片被贴在电线杆上

被人堵截

被人追踪

.

如果是我没有了家园

我不知道明天要不要去工作

要不要走进便利店

要不要把钱存进银行

要不要用手机上网

.

历史就像一张浸水的白纸

书写者即是破坏者

正面与反面的笔尖对立

门内的观众没有投票器

这也不是一道左或者右的选择题

.


监视屏幕前

不是只是被监视者

权力本身也是一种暴力


2019/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