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电视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特别擅长修电视机。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有七个兄弟姐妹,亲戚家之间经常互相串门。九十年代末尾,县城里买电视机的人变多了,那种液晶屏背后拖着一个厚墩子的老式电视——当然,“老式”只是现在的称呼。

那时,只要谁家里的电视画面变成雪花点了,就会喊我过去,“那个会修电视的小孩”。我会先绕到电视后面,检查开关,重重地拍几下后壳。往往这时候,大人们就会告诉我,“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了,怎么拍都不亮!”这正中我下怀。接下来就是我展示魔力的时候了。我拿来遥控器,端正地站在电视机前面。那个位置几乎就是当时一个家庭空间里最重要的客厅的正正中间,按下几个键,搜索信号,等待,几乎不用太久时间,原本布满雪花点的电视机屏幕转而变为有声有色的画面。我身边响起“哇”的呼声。

我母亲对此非常自豪,和其他人说,将来我即使其他什么都学不成,也不至于饿肚子了:可以走街串巷给人家里修电视去。

那个年代,电视是县城家庭娱乐的中心——除了麻将和其他赌博方式之外。我喜欢看《楚留香传奇》,每次片头曲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凑过去听,画面里一身白衣的郑少秋正使用轻功从一片青绿的竹林中穿身而过。后来还有一部主题关于乾隆下江南的电视剧也很流行。午间,地方台准点会播放台湾配音的《名侦探柯南》。晚上在天气预报播完之后,有一个电视台每天都会播放全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那刚好是我写完作业可以在客厅里玩一会的时间,我总是埋怨这首歌怎么能播放那么多遍?大我八岁的姐姐沉迷正在连续播放的《还珠格格》,她和同学还模仿琼瑶在课余写人物繁多的爱情小说,后来她也很爱看宫斗题材的电视剧,比如《金枝欲孽》。家里有一个姨妈很喜欢看香港电视剧,尤其是犯罪类的,比如《洗冤录》《大宋提刑官》。每次在她家玩的时候,我都会跟着一起看几集,《陀枪师姐》里有一个戴渔夫帽的凶手把我吓得不轻。

他们都说不知道我从哪学来的修电视的方法。我也忘了。可能最早我们家里电视坏的时候来了一个工人上门维修,我在旁边看着他极轻巧地就处理好了两台电视的问题,于是记下了他的操作方法。

说起来,基本是都是同样的问题:没有连接上正确的信号源。顶多就是不同型号的电视机,遥控器和电视后台的“搜索信号”的位置不同罢了。再不济就恢复出厂设置,再搜一遍。我现在已经找不到证据,但不知道为何有一年夏天电视出现故障的次数特别频繁,我总是能接到很多邀请,去人家家里修电视。

除了观看节目之外,大人们对电视本身总是感到十分陌生,在他们看来除了用上下键换节目,或者用左右键调音量之外,就无法掌握任何除此之外对电视的操纵了。也有可能,是我当时太小,分不清哪些是连哄带骗的,哪些是人们真的无法做到的,反正每次都美滋滋地去修电视,也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竟然只有我会。

实际上,这件事我基本都已经忘记了,毕竟,我现在已经三十多了。现在家家户户都是网络电视,电视机屏幕越来越大,机身越来越薄。有些还能语音操控。甚至,有些家庭已经完全摒弃电视了。

之所以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我最近沉迷一个神秘学游戏。一位行为艺术家教我的。她让人们在纸上画一个立方体,然后画梯子、马、花和雨,讲出这些事物的材质、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接着,她会根据画面给出解读:噢,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容易封闭内心的人,你的朋友不多但都是同一类型的人,你的工作并不稳定但你在内心有一个高远的追求,你渴望一份稳定的爱情……

在知晓对应关系之后,我开始让身边的人都画给我看,然后在微信上发语音和她们说:你有一个很大的自我,非常看重朋友和爱人,但某种程度上你的关心也会给人一种被操控的压力。当事情发生不如你预期的变化时,你可能会先有一股逃避的渴望,渴望有股力量能将自己打包带走,远离痛苦的风暴。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被解读人惊呼着向我提问。我才发现我可以比其他人留意到更多画面中的讯息。她们连声说太准了,称我为女巫。我沾沾自喜。在夜晚,独自一人的房间里,我在手机屏幕上一张张滑过这些画着立方体的画面。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想起我面前的电视机从雪花屏变为彩色画面的瞬间。

孔枝泳:站在弱者的立场书写

孔枝泳的小说《远海》今年出版了简体中文版,我喜欢这个四十年后在异国他乡与初恋重逢的故事,在一天的行程中带出生命中无法忘记的对战争、创伤、宗教、记忆的追问。采访后得知故事几乎完全是作者的真实经历,令我产生一种会心的感觉,在阅读时的想象就是如此。这篇采访是为11月《COSMO》杂志而作,以下是全文。

提起韩国作家孔枝泳,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便是她的小说《熔炉》。这部作品不仅销量无数,改编成电影后更推动韩国国会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展现了文学改变现实的力量。而一切起始于2009年,孔枝泳在报纸上读到光州聋哑学校性侵案件。由于加害者势力庞大,被告被判处轻刑。当这个裁决被翻译成手语的瞬间,“法庭内充满了听障人士发出的惊呼声”。这一无声呐喊的场景深深撼动了孔枝泳,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决定前往光州调查采访,并动笔书写《熔炉》。书中女主人公说自己之所以为了案件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自己。

在这部充满现实力量的作品光环背后,孔枝泳一直是个积极关注政治行动的写作者。COSMO拍摄这天,她像往常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一样,面带浅浅的微笑,披着一头微卷的长发,气质亲和。而和温柔款款的形象不同,她的写作经历一直伴随着激情与勇气,曾被评为最能代表韩国的作家,也被誉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

虽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孔枝泳自年少时期就积极关心政治和社会运动,选择和穷人、弱者站在同一边。第一次婚姻经历让她开始书写《像犀牛角一样只身前行》,用文字剖开女性在婚姻中的痛苦与愤怒,“我在学校里一直是个模范生,非常信任学校,相信学校教授的真理。我天真地认为,进入社会后也会看到这种平等与民主的实现。然而,第一段婚姻彻底粉碎了这些信念,我感到极大的愤怒。现实与学校教授的内容完全不同。以我的性格,我无法顺从,于是全力反抗”。当时韩国女性觉醒的意识远没有形成潮流,这本书上市之后引发轰动,许多男人想方设法阻止妻子或女儿读到这本书。

此后的30年间,韩国女性运动不断发展,更多作家开始书写女性真实生活境况。从申京淑的《请照顾好我妈妈》、韩江的《素食者》到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女性在家庭、情感关系和社会角色中的复杂困境被广泛探讨。孔枝泳也持续关注着韩国社会的性别议题。2018年,“N号房”事件发生之初,孔枝泳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相关新闻。她感到现在“韩国警方处理此类事件的方式已经和《熔炉》时期大不相同”,各种视频媒体的发展也能更好地应对此类事件。不再只有通过小说的方式来揭露社会问题,这让孔枝泳感到欣慰。

不过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疫情带来的低迷,使得韩国文学也受到很大冲击。2024年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带来一种极大的鼓励,孔枝泳说“许多年轻人重新燃起了对文学的热情,这让我非常高兴”。

常年频繁发布与社会事件息息相关的言论,让孔枝泳遭受许多压力,但她仍然坚持身处民间的立场。年近60岁,她把家从首尔搬到智异山脚下,原本决定放下小说,依靠种地为生,但因为不使用农药,导致其他家的虫子都被吸引过来,把庄稼都毁了。她开玩笑说自己在无奈之下,“重新决定回到写作中”。她并不是那种每天规定自己写多少字的作家,灵感一来,她会随时用手机记录,有时也写写日记。但通常,等到截稿日临近,她才计算着时间,熬夜赶稿。

不同于以往,这次她书写了一段横跨40年的爱情故事,温柔清新的文字,像夏日海边如梦似幻的时光。但隐藏在故事水面之下的是长达40年的种种充满创伤的记忆。而故事中多位女性之间的情感联结,“是一种对我们亚洲女性长期以来受到的压抑、从父权社会中挣脱的探索”。

小说中许多情节取材于孔枝泳自己在纽约与初恋重逢的真实经历,面对往昔,作家的笔下充满温柔与宽解,“对爱的人说我爱你,对恨的人说,天冷吧……”

有时人生中最简单的话,要用最久的时间才能说出。


01 成为一名作家,意味着我站在弱者的立场

COSMO:《熔炉》以韩国聋哑学校的性暴力这一真实事件作为背景,“熔炉法”的通过至今都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希望。关于“文学可以多大程度改变世界”这个话题,您现在怎么看?

孔枝泳:当看到《熔炉》的反响时,我自己也是最感到震惊的人之一。我只是想告诉那些孩子们:“有理解你们的人在”“有人认为你们是对的”。即使不是所有人,至少有一些人懂得你们的真实处境。这些少数人的存在,也许可以带来一些安慰。

人不会因为遭遇不幸而死去,但人若感到极度的委屈和愤怒,真的可能因此死去。后来,我在写《椅子游戏》时,记录了双龙汽车工会被压迫的故事,当时已有28人因此丧生。带着同样的心情,我写下了那本报道文学作品。我只希望能阻止这场死亡的行进,停止这绝望的延续,稍微缓解这份委屈。如果我一开始就抱着使命感去写,或许不会带来这样的改变。然而,我相信,是我的真心得到了上天的怜悯。

COSMO:对您来说,“小说”意味着什么?您如何理解文学作品里的社会关怀?

孔枝泳:小说是什么,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很难回答的问题。然而,我对文学的看法是这样的:世上的所有故事,所有带有故事性的小说、戏剧、电影,几乎都以弱者为主角,而弱者被拥有权力的人欺压的情节,构成了故事的核心框架。这是一个不变的主题。无论在韩国还是中国,我们都拥有类似的故事。

即使是英雄的故事,故事本身的魅力也在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或成为英雄之后,被其他权力者牺牲或处于危险之中的部分。我从小就热爱故事,而当我立志成为一个创作者时,我的立场就已经确定了。我成为一个小说家、一个作家,意味着我站在弱者的立场,意味着我用被牺牲、被背叛、无法随心所欲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COSMO:您最早是以诗人的身份在文坛出道的,为什么最初选择了诗歌这种创作形式?

孔枝泳: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直到大学一直在写诗,并以诗人的身份出道。我喜欢语言,有很多想要感受和表达的东西,因此选择了诗歌创作。然而,有一天在写诗时,我发现诗属于天才的领域。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古诗,看看李白、杜甫这样的人,不是天才吗?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可以多投入努力的文学领域。此外,我喜欢独立创作,因此电影或剧本不太适合我。于是我选择了小说,幸运的是,它非常适合我。

COSMO:您出生在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从青少年时期没有接触过贫穷、不解世事到成为一位充满社会关怀的写作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动您发生视角的转变?

孔枝泳:我确实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未经历过生活的艰难,成绩优秀,深受老师喜爱。然而,1980年的光州事件深深撼动了我。当我意识到那是真相的瞬间,我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自己。高三那一年,我常常在想到为国牺牲的人时忍不住流泪。进入大学后,迎接我的80年代校园生活充满了催泪弹和示威活动。从那以后,韩国的历史进程与我的人生密不可分。

因为这些经历,我没能好好谈恋爱,也未能认真学习过。然而,唯一令我自豪的是,身为20多岁的年轻人,我敢于嘲笑这个庞大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庞大的财富和强大的金钱力量。这件事虽然鲁莽,却成为我人生中值得记载的年轻岁月的英雄故事。

02 韩国女性权益正在不断改善

COSMO:在您书写女性婚姻境况的作品《像犀牛角一样只身前行》出版至今的30年里,韩国的女性主义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孔枝泳:创作最终是以变迁的社会为基础的。通过众多女性的付出与奉献,以及身边有良知的男性的帮助,韩国的女性主义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我小时候,“性暴力”“性骚扰”这样的词汇都不存在。没有这些词汇,就意味着没有这样的概念,从那时起我深刻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

后来,《82年生的金智英》以及韩江等后辈作家们开始探讨女性问题,如今仍在持续关注这些议题。很多人觉得当前韩国社会中女性问题层出不穷,但我认为这些都是此前被掩盖,甚至不敢举报的事情,如今才逐渐浮出水面。因此,我仍然认为,尽管进展缓慢,但韩国的女性权益正在不断改善。

COSMO:您的作品《致女儿书》是写给女儿的24封信,每一篇章都以“愿你今天也过得愉快”作为结尾,这是您对女儿最大的期待吗?在教育过程中,您最希望女儿拥有的3种品质是什么?

孔枝泳:对女儿的期待,别说是3种品质,30种也不为过。但我最希望她做到的一点就是,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珍惜自己。

不珍惜自己的人往往会随意对待他人,不爱自己的人会虐待和践踏他人。而真正爱自己的人不同于自私者,自私者只爱自己的感官,毁灭自己的灵魂。而真正珍惜自己的人会像对待心爱的孩子一样,给予自己耐心和善意。爱自己就不会一味鞭打或给予不健康的食物,爱自己就会吃好的,看好的,做好的,学习好的。这是我对孩子们唯一的期望。

如果还有余力,希望她也能关照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能为饥饿的邻居送上一块面包,为街头的流浪猫提供食物。

COSMO:《亲爱的女儿》里,您写到了菠菜沙拉、“妈妈牌”蒜油意大利面等日常菜谱,细腻动人。您希望您的孩子用什么样的菜或者味道记住您呢?

孔枝泳:我想女儿可能用酒的味道来记住我。我们一起享用最多的就是酒了。不是我希望她怎么记住我,而是她可能这么记住我吧,哈哈哈!

03 今后的作品会想着中国读者来创作

COSMO:《远海》中引用了韩国诗人罗喜德的诗。哪些韩国作家和诗人曾给您带来了重要影响?

孔枝泳:几乎所有韩国作家都对我产生了影响,其中我最钦佩、尊敬并希望模仿的作家是朴景利。读了她的《土地》后,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两三件值得我付出生命去尝试的事情,其中一件是革命,另一件则是文学。众所周知,因为在示威中被警察逮捕并殴打,我放弃了革命的梦想,但我想在文学上投入我的生命。您知道的,年轻时总觉得如果不是付出生命去做的事情都显得无聊。所以直到现在我一直在从事文学创作,虽然谈不上真的投入了生命,但我确实为此付出了很长一段人生。

COSMO:您的作品多年来一直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您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的事情吗?

孔枝泳:中国的读者提出的问题和韩国读者几乎相同。比如,在北京的见面会上,有人问,“妈妈总是催我结婚,怎么办?”这和我在首尔参加见面会时,20多岁的年轻读者提出的问题非常相似,让我觉得既可爱又有趣。

这次中国之行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过去我对翻译并不是很在意,甚至觉得外国读者能理解多少算多少。然而,通过这次与中国读者的见面,我感受到了作为亚洲人的一种同质感。可以说,我开始热爱中国的读者,心里也因此多了一份牵挂。所以,临行前的晚餐时,我向编辑承诺,今后所有作品都会想着中国读者来创作,不知道能做到多少,但我会努力践行这个承诺。

COSMO:《远海》的主线是一个爱情故事,并将重逢的背景放在了美国。书里写到“9·11”纪念馆和主人公在德国的生活,这是否代表您的创作视野不仅聚焦在韩国本国的社会事件,更开始关切和全人类息息相关的情感?这种变化会继续延续在您未来的作品中吗?

孔枝泳:这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自从互联网普及以来,全球几乎可以实时共享同一事件。实际上,我们通过社交媒体支持伊朗女性的反头巾抗议,也实时捐款给保护北极熊免于灭绝的组织。此外,我们每天都在关注俄乌战争的进展,也为巴勒斯坦发生的屠杀事件愤怒。世界已经不再存在所谓的边界了。通过ChatGPT或手机上的翻译软件,这些障碍正在逐渐消失。

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回顾这段时期时,会将其记录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韩国作家已经开始将外国作为创作的舞台,我认为这并不成问题。

COSMO:您最近在构思和创作什么主题的作品,方便与中国读者分享吗?

孔枝泳:我目前在构思两部作品,其中一部小说可能是我作品中最具政治性的。另一部则完全相反,是一部非常宁静美丽的小说。我现在已经年过60,创作生涯也即将迈入第37年。孔子在《论语》中称60岁为“耳顺之年”。无论他人如何评价,我都不会再轻易动摇,计划好好整理和完善自己的世界。我想,如果用心且满怀信念地写作,或许能够达到《论语·学而篇》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之道。

(首发:《COSMO》,编辑:聂丽平)

仁爱之家

莫姨岁数已高,八十岁?或者更老。没人知道准确的数字。这并不是因为大家不够好奇,而是在仁爱之家,年龄实在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住进这里的人,都是被时间抛弃的人,他们的家人不记得,连他们自己也渐渐忘记。多一年,少一年,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遗忘了很久之后,一个人忽然想起竟然“还活着”这件事情,不由得让所有人都猛地吃惊,怎么还活着?

我五十多岁了,也开始会忘记自己还活着这件事情。早晨照镜子时,需要三五分钟时间让自己缓慢清醒,意识到到全部的自己如今是安稳地存在于当前这副身体中,额纹、法令纹、颈纹,然后慢慢才能升起一股力气,换上干净的衣服,开始工作,去这里每一间房间里问候,接着,清扫、整理、归纳。

我想知道莫姨的年龄。好多年了,我都在寻找答案。

我在办公室所有能打开的文件柜里检查资料,想知道有没有什么信息可以告诉我莫姨的答案。结果当然是没有。只是我也没有失望的感觉,因为我也说不上来自己这么做的动因是什么。不过,执行这个秘密行动在我心里是有阴影的,那个阴影可以被形容成为某个叫作“羞耻”的感受,即使它毫无必要,却也还是披着这样的外衣。我绝对不会把它向任何一个人透露为什么我如此关心。我也不会开口问她,即使这是最简便的方法。

莫姨比我在这里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更年轻,尽管这一定不是事实。仁爱之家的住户里有比她音量洪亮的人,有比她力气大的人,我之所以说她年轻,是因为看起来的确如此。她每天都穿着一身缀满蕾丝花纹的白色舞裙四处走着,从房间走到公共休息区,从公共休憩区走到食堂,从食堂到户外花园,四处走着。白色舞裙的裙裾差不多停在她膝盖上方两三厘米的位置。她走路的动作幅度并不大,但姿态袅袅款款。看她的背影,我的目光总是会被悬在右腿外的一根极细小的白色线头吸引。那根线头绝对不明显,一厘米都不到,但在日光明亮的环境里,我的视线会因为注视到这个细节而变得敏锐无比,仿佛无需借助其他任何工具,只要我想,我就能把她身上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我盯着那根线头随着她行动着的身体颤颤巍巍抖动,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甚至,我认为如果我的意识能更集中一点,我可以看到线头上微小的绒毛。在光里,那些绒毛也会是明黄色的。那根线头相当重要,因而我给予它如同凝视秘密一般的重视。但又或许目光之所以停留在那里是因为我的胆怯,而非其他原因。

在我来到仁爱之家的时候,莫姨是我第一个看到的人。她坐在院前的棕色铁条长椅上,悠闲地摇着一把羽毛扇子,眼神紧紧盯着我,仿佛在看一个猎物。那种目光让我感到相当不适,却又无可躲藏。于是只好开口向她询问院长室在哪。

我几乎没有机会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仁爱之家接收了我。我收拾行李,把所有舍不得丢但也无意义的物什寄回老家,搬了过来。仁爱之家在一个街道转角处,周围倒也热闹,五六百米就有菜场,再走远点,还有学校和医院。在铁门之内,它只有一栋楼,住着二十七位老人。门口边的灌木异常得高,有时会让人看不清入口的位置。建筑本身已经有四十年历史了,不过五六年前翻修过一次,所以外墙看起来并不老旧。这些老人的家人在送他们进来之前,就预先支付了一整笔费用,大概十年的养育费,没人算得那么细致,但也觉得最多十年也就该够了。

在来的时候我没有期待,可是随着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把仁爱之家当作是我生命里最后一个地点。我无法想象什么时候会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还能去哪里?这里为我提供一份工作,一个住宿的房间。我是这里最年轻的人。没有更年轻的人想来这里了。这里并不偏远、隔绝,但是住进来之后,似乎这里就是全部的世界了。我说的全部意思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所理解的宇宙的概念。

很多我无法做倒的事情,比如漏水和换灯泡等,我需要负责的就是打电话请更年轻的人来做。维修的男人扛着他们的梯子进来,三十四岁,或者更年轻,但看起来比我苍老多了,莫姨也总这么说。有时候她说话会相当刻薄,让我不自觉要站在那些我几乎不了解的陌生人的立场上在他们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们说上几句反驳的话语,“不至于吧”。但我很喜欢莫姨。我在二十多岁时就喜欢这样的女人,聪明,相当聪明。但和我一样当时还相当年轻的女人们,还会羞于完全展露自己的刻薄,或者会依赖于我对刻薄的支持,我们总是找不到长期的能够令两个人都舒适的开玩笑的尺度,因而渐行渐远。莫姨早过了这个年纪。她说她的,也让我说我说的。

某次她想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年轻男人看起来老气沉沉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脏。”

“什么脏?”

他们不是老,只是脏。衣服脏,头发脏,脸也脏。莫姨远远站着,上下打量着正在修顶灯的男人。我们一起站在门口开关处的位置。

“有谁是不脏的呢?”我嘟囔。

“你。”莫姨的眼睛眯起来一点,看我,嘴角弯弯,仿佛在把我看得更细致,我提供了一段沉默,让她可以补充或修改刚才的答案。但她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这段多出来的这段空白也让这个回答不像是一个玩笑。

“我是清洁工。”我笑笑。莫姨也笑了。

莫姨帮了我很多,有些我不能应付的,她就站在旁边帮我搭腔。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莫姨比我能干多了,而我只是提供比她年轻个三十年的腿脚罢了。她幽默、风趣、调侃有度。

和莫姨的相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甜蜜与信任。我开始觉得这是我人生能拥有的最好的关系。毕竟所有过去都已经逝去,而未来又的确不会再有太多机会了。但莫姨识透我的想法。我感觉到她在做我难以理解的事情,仿佛她在通过晃动她自己,来让我无法准确地停留在她的身上。“你才五十岁,说不定还可以活很久,超过你的想象。”

在仁爱之家,性是不会从口中泄露的单词,就好像是病菌和无菌室的关系。但没有明确条文说明过这件事情,人们意识里对此似乎也没有严格的禁忌。但仿佛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能提、不会、从未提及的。

我曾在梦里见过莫姨。她的样子和生活中一模一样。她穿着白色蕾丝舞裙,在走廊边和我说话,她说最近身材走样了,变胖了许多,然后摸着自己的肚腩。我说哪有,她的身材让年轻人都感到妒忌。我放胆看她的身体,她的胸,她凸起的肚腩,她的手臂,她的小腿。莫姨被我夸得很开心,不仅是语言,更是目光。我们在赞美的光芒下一同站着。梦里,我的妈妈也来仁爱之家了。我左手揽着母亲的肩膀,右手牵着莫姨。

我清晰记得梦里她的身体。但醒来后,我知道这是一个我不会与任何人说的梦。

我熟悉仁爱之家的角角落落,也熟悉在这里居住的二十七个老人,还有莫姨。她的口头禅,她爱吃的水果,她的生日日期。

有一天她握着我的手,引我到一张海报前,让我仔细看看。我对这个海报并不陌生。这里已经很多年没有换过海报了。在擦拭这面橱窗玻璃时,我不知道看过多少遍里面的内容。那是一张字体复古的长幅海报,写着舞蹈演员徐茉红的一生。1878年出生,著名舞团成员。

她对我眨眨眼说,你知道这张海报为什么在这里吗?

我知道了。在那一刻才知道。我握住她的手说,因为这是你的一生。

她的眼睛闪过不一样的光,原先可能在心里盛放过的猜虑全部变成了喜悦。

我读过许多遍那张海报,在最深处的内心有过这个想法,可是并不会真正去想那个事实。因为那太遥不可及了。它不是一种像正午阳光一样真实的存在。如果是真的话,那莫姨已经有一百四十三岁了。我怎么能凭空相信这是真的呢?

但只有在她提问的那一刻。我知道,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像一种化学反应似的瞬间发生了,量杯中原本透明的存在霎时成为了蓝色的涌动的现象。她怎么突然就问了,怎么就准备把这个秘密泄露给我?我怎么立马就懂了?在那一刻,过往隐隐约约的感觉全都变成了爱。

我们一起站在橱窗前,我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海报上的内容。第二段,写着徐茉红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和女性爱人一起在剧院演出。我说“莫姨你太潮流了,真敢。”她笑而不语。后来她去了旧金山巡回表演。四十岁后之后嫁给了演艺经理邱生,两人风光地走在颁奖典礼上。海报的结尾写得中规中矩。辉煌的一生,但是不知道收于何处。写这篇报道的人会知道这个风光的女人现在还活着吗?她住在这样一间疗养院里,被人用平平无奇的名字称呼,甚至一个原先的名字里的字都没有使用。

这是吸血鬼的故事吗?但我不觉得冷,也不觉得害怕。

莫姨的眼睛明亮。她的手稳稳在我的手心中。我听到一个声音,是从我心底传来的,是我的声音,但我又想,可能是她在说话。

“爱人回来了。”

是你啊。

是我啊。

我们接吻了。她的吻技很好,缠住我的身体。我第一次感受到莫姨真实的皮肤,不那么光滑,有许多可以被吻舒展的空间。对每一个吻,她都迎接得相当主动,用舌头粘住我,滑过我。但她的身体总在空间里寻找另一个支撑点,在空旷的地方,习惯性往后退,我的身体为了保持紧贴的状态,也只好追随着贴得更近,直到撞到一面墙,或者一扇门。我们对于身体其他的空间,下面或内里,并没有更多的欲望。我们组合在一起的嘴唇与皮肤,几乎就是可以淹没我们的完整的海洋了。一扇门倒了,承载不了我们的激情。莫笑笑,说她来赔偿。

吻。

吻是真实的,令人沉醉的,和其他真实并立存在。

其实这也就足够了。足够亲密与不分离。我们在吻里长存。

莫姨从来就和我说过她是要走的。我模模糊糊知道这个意思,但从来不敢细问、细想她说的是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天我想和莫姨继续缠绵,她忽然从我怀里一跳,跑走了。我去追,追了一整条走廊,然后追到花园。我跑得已经很快了,但莫姨更快,然后我看着她变成了一只棕色毛皮的小兽,三步两步跑得更远了,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那是什么?是她吗?

是她。我看见了。

莫姨走了。仁爱之家好像没有任何改变,其他人记不得这里到底有多少人。我也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日日重复清洁、检点、收纳这里的一切。

我夜夜写日记。认识莫姨之后,发生了我的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说出来都和我没有关系,只是关于她的生命的事实。一,她已经一百四十三岁了。二,她是一只四脚兽。

我在网络上浏览图片,想要弄清楚她的形态是什么生物。两掌大,尖腮,利爪,活动灵巧。黄鼠狼?也许。

对于这两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的发生,我毫不惊讶。反而因为感受到和看到它们的存在,而异常安心。

就像在完全没有任何线索可以猜中这个事实前,我心里就已经知道。

就像在完全没有意识自己会爱上这个人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去爱她身上全部的事实。

我在没有见过莫姨。仁爱之家新来了一条看门的警狗变得异常活泼,它总是盯着建筑立面上的一处通风口,吠叫,或者不停转圈,看上去很像是要去捕捉什么,但又忌惮对方的威力。我常走去那里,抬头看那处通风口,也就是看着而已。我相信我看到爱人穿着白色蕾丝裙也在安全的地方看着我。

办公室的复印机坏了,我找了人来维修,对方拆机之后检查了很久,然后重新组装好机器,随便找了份文件,用以检查测试。我目不转睛盯着即将要从出纸槽吐出来的白纸。我笑起来,不知道怎么,我就是知道,等等我在那张纸上肯定能找到一两个调皮的痕迹,一个原点,一条划痕,或者令维修工感到惊吓的一整只爪印。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无法向其他人解释这其中的奇妙。我也不会去解释。

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爱人总是这么顽皮。但她一直都在我的身边。

她让我描述现在看到的画面。甫一开始,我看不太清,只知道自己的双脚踩在草地上。青翠的、草尖尖利但着脚感柔软的草地。

那片草地在山谷中。周围的地势都高过它。有树林,但并不茂密。状态封闭,但不存在密闭的阻隔。没有其他人,只有我。我是人类的形态,女性的身体。这里也生活着其他物种,也许在草间,它们并不是庞大的可见的体态,但是我确切地知道它们也在那里,一同活着。

还有什么?湖。一面平静的湖。面积不大,我可以沿着湖边走,要花上一段时间,但并不难。

你在做什么?什么也不做,就是在那里。

在那里度过的最重要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在湖边,我离湖水很近,夕阳,金色的阳光洒在湖面上。很美。你是什么感觉?平静。

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是怎么样的?跪着。跪在草地上,面对着湖水。因为饱足而疲倦,所以知道这就是告别的时间了。

为什么总在哭泣?这原本是我要询问她的题目,但后来还是从问题列表中划去了。但她回答了,说,你的眼泪就是那面湖泊,它们并不因任何人而起,而是一直存在于你的自身之中。它是平静的,而非痛苦。它缓解你现在所经历的,告诉你,如果愿意,你可以随时回到湖边。现在一切都不相同,你在经历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不过一个人可以看到的最美的景色你已经见过了。

轻微的分离

采访。熟悉的咖啡馆。陌生的人。脱离工作环境之后,主动给自己安排一个采访工作成为了为数不多可以与陌生人谈话的场合。我不擅长进入其他的陌生对话场域,偶尔会报名参与文化沙龙,十来个人一同聚在一个空间里听分享者讲述。只要没有认识的人,我就可以成为安静的、稀薄的以及内在感觉安全的存在。

陌生人在讲话。我们的采访只需要围绕最庸常的领域进行即可。聊工作。为什么离开上一份工作?现在自己创业是什么状态?中间用社会压力和经济下行作为理由就可以串联起变化发生的动机,还能制造一场小的而又很少失误的共鸣。有什么难的?对方点了一份辣奶油香烤鸡肉烩饭和一份可以两个人分享的小食拼盘,以及一杯午后六点的咖啡。她长脸,高颧骨,看起来是那种长期黑眼圈很重但今天并不明显的那种人,脸上同时挂着倦态与兴奋。她是会在说话时凝视对方眼神的人。我也常常这么做。这样可以在采访时确保对方知道我是全神贯注的,既是尊重,也是一种提醒,请对自己此刻说的话负责。当然,这种眼神的技巧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在工作中尽可能多地抓住更多信息,形成更多的判断和直觉,比如对方的表情。我留意到她是一个眼神相当稳定的人,很少眨眼,目光的质感也很少变化。忘了在说到什么的时候了,倒是我先晃神了,在她的左眼里看到了一丝闪动,而后在她的人像前出现了一层投影似的薄薄的人影。怎么这时候又想起来了?陌生人的脸消失了,熟悉的脸出现了,也许现在也说不上有多熟悉了,只是那层投影仍然微弱地存在着,然后出现的文字,“众叛亲离……”,我愣了一下,又笑了一下,赶紧再看了一眼此刻仍然说话的人,她的嘴巴仍在说着,十分安全。而后我的眼神回到那文字上,霓虹灯似的,四个字还横向滚动了起来。你做了错的事情,你会一直错下去,你正在出错的路上。我笑是因为不合时宜,是因为这个画面太过于没有征兆地来临。我笑也是因为恐惧,如果它这么容易就能够来访,怎么去认识新的人呢,我是在开头给自己写下结局吗?我所不愿的。不是不愿自己承受苦楚,而是不愿苦楚存在。但它已经出现,怎么做都是不对的。只能笑开了。是因为太累了吗。为什么看见它们。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再想起已经隔了一个礼拜。也是累了。

聊天

她的痛苦已经喝不下了,还剩许多,于是只好把自己变成容器,足够安静地摆放在这间餐厅靠窗区域的长条木餐桌上。那女人还在讲述。两人一起面对着窗外景色。女人的故事已经从曼谷旅居讲到童年和家庭。她饶有兴趣,但依然从心里升起一股疲惫。什么时候结束?很快,轮到她是那个讲述者了,和采访对象一起坐在两张户外椅子上,咖啡已经空杯。对方把吸管咬得彻底变形,几乎没有一个角度是没有用牙齿磨砺过的。她本来对这场对话抱有期待,但十分钟后就落空了。迷茫的状态总是有同一种遣词造句的方式。她又在对方的脸上看到了过去的人的五官局部,从鼻尖到上嘴唇的区域。

于是结束后,她点起一根不存在的烟,把话语扯到自己这边。来说说吧。她说起手,说起身体,说起脑海中抽象的距离。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她在当下渴望从对话中飞起来,去一直想去的地方——那个有答案的地方。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答案只会在另外的对话里:一个不在她生命和想象中存在的对话里。这里甚至也没有理解,因为语言被她当作干冰,只释放出浓雾。对一个陌生人,她当然也在讲真话,只是怎么可能是清晰的话?女人先离开了,她继续坐了一会。雨天,有人从隔壁店铺走出来时,突然在台阶上滑倒了,屁股坐在第二阶台阶上,没有眼泪,身体也无法动弹,很痛,两位随后出来的同伴搀扶着她站起来。她看了一会,收回目光。桌上留下的两只白色咖啡杯,她帮店主收进去了。桌上的液体痕迹,手边没有多的纸巾了,就留在那吧。前面不小心让痛苦从杯中晃出来了。

好多年前,那个女人说:“今天讲了这么多,我就是为了梳理清楚我的人生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错。”

她当然忘记了这么深重的问题自己当时怎么承接的。但不重要。无从谈起,莫名其妙。那个答案不存在,是因为问题不该存在。

不过今天,她给一个也许之后再无联系的人也讲出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人们都会这样吗?回旋镖。她在洗澡时摇了摇身体,痛苦的生命的液体。

秋分

剥下一块悬铃木的树皮

做成匕首

在夜晚的空气里挥舞

秋分的日子

气温骤然降得很底

就像一个错字

现在还不是感春伤秋的时候

因为还有老虎在后头

紧接着才是

不再回头的严寒

打着手机电筒爬上六楼

握着树皮的手

在白墙上刻记

谋杀的阴影

下午撞见中介带人

来过隔壁那间

长久空置的房屋

终于我不用担心

那里发生着无人知晓的死亡

朋友发信息给我

“那可不一定

可能还没发生”

发表在

七日书

在Matters参加了七日书,每天都有一个主题。其实成长轨迹并不是我感兴趣写的内容,但很久没参加每天写字的公开活动,于是还是尝试了一下。在这里贴一个一周汇总。以下是提示题目:

第一天
寫下一個你覺得自己過往人生中,最閃閃發亮的時刻,不論有沒有觀眾。

第二天
有沒有某一個面向的自己,是以前你不願意讓他人知道,但現在覺得無所謂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寫寫轉變發生的那個時刻或過程。

第三天
寫寫在你的成長歷程中,有一席之地的人。
比方說,這個人有參與塑造到你人生的一部分,會在人生不同階段都想起來的,講講你們之間的故事

第四天
寫寫有哪件事,是你很想做到,做到才能真正感到圓滿,對起得自己的?又或是,有哪些事是你以為人生中會做到,卻至今仍未能如願的?

第五天
分享一個非常平凡、但帶給你龐大幸福感的時刻。

第六天
你跨過了什麼?曾經覺得無法平安度過的瞬間,現在看看並不特別,如果可以對那時的你說一些話,你會說些什麼?

第七天
在成長中,與你終生相伴的課題是什麼?你與它的關係有著怎麼樣的變化?

第一天:站在闪闪发亮的书架前

我在童年时就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尽管现在那间房间已经离我非常遥远。那时候母亲为家里建了一座新屋,她没有给自己单独的房间,但给我在卧室之外还留了一间书房,在她看来,我在这么漫长的人生里肯定有许多时间能用到那间房间。的确。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未来还有那么多年要写作业。不过母亲没有预料到后几年她会离开那幢房子去外地工作,而我留在那里被爷爷奶奶照管。吃完饭我就钻进二楼的书房,做自己的事情,玩儿,翻书,想象。书架的组成很奇怪,有家长为我买的书,如小开本、简化版的《说岳全传》《荷马史诗》,有亲戚留下来的老旧大学英语专业课本和读物,如对雨果的介绍和其作品的概述,有一些硬壳精装的厚部头,如《民间故事三百篇》,还有现在估计没什么年轻读者听说过的文人写的散文随笔集,《燕山夜话》,以及我母亲从她单位的图书馆借走但从没有打算归还的书籍,许多。两本少儿不宜的书也堂而皇之放在同一个书架的高层上,《性爱知识百科》《厚黑学》,我到现在仍然只读过这两本的书脊,从没想过取下来翻阅。小时候我喜欢《格林童话》胜过《安徒生童话》,因为前者的故事里总有一种喜剧的氛围和一往直前的冒险。我还喜欢翻那些薄薄旧旧的外国文学介绍。有时候我依靠阅读想象自己是在和一个成熟、文雅的人对话,一个念过大学的人,他博学聪明所以能够听懂我小学三年级的人性烦恼。阅读如此平常,书离我那么近。很多当然是我那时读不懂的,但现在回想,童年画面已被浪漫成一个孩子在盯着闪闪发光的书架。

读书给我带来生命中最好的事。我觉得自己不需要为了佐证这句话多加什么介绍。后来如何如何,生命怎样怎样。因为那个小时候站在书架前的孩子后来的人生“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可以说出许多记忆,但是那些记忆要放在什么背景下去审看光亮的程度呢?我选择放弃。那个孩子,她没有爱书到如何程度,也没有为书做出什么付出,但不用太费力地,她在灰心和黑暗的时间里,哪怕只是每一天的小小低潮,书给她的安慰都是如此明亮,台灯的光照在书页上,书页的光照在她面前。她是我,我依赖书,我逃进书里,书让我相信美好的事和辽阔的事,相信爱,接受黑暗。我也喜欢那些爱书的人,喜欢读书的自己。因为想看的书太多,而觉得幸福。这已经足够明亮了。

第二天:粉胡子

在胡桃木色的酒吧,她和一个女人在高脚圆桌前坐着。已经聊过一轮了,家乡、职业,这些信息。接下来还要说什么呢?她已经预感到一种终结,并不是和这个女人之间的,而是和自己之间。于是她开始讲起一个故事,“粉胡子”。

粉胡子是一个暴戾的人,人们听过许多关于这个人的残忍新闻,他独自住在一栋阴郁房子里,里面有许许多多房间,传说最深处那间上锁的门内,摆放着女人做的标本,还有一把染血的斧头。粉胡子是我秘密的朋友,我们常在荒弃的公园聊天。我很喜欢他幽默的语言,以及这一段不需要顾及其他人感受的关系,有次粉胡子说自己要外出旅行一个月,请我帮忙照料房间内的植物。我第一次走进他的住宅,里面大多数房门都是敞开着的,轻松就可以看见里面的布置,清洁,寂寥。走道最里面的木门如传说中一样,是合上的,透出幽深恐怖的氛围。离开前,粉胡子什么也没交代。我在为所有植物都浇过水之后,犹豫着打开了那扇门。里面是什么呢?啊,一颗心。整个房间都是盈盈的粉色毛绒,在正中间的小圆桌子上,有一颗微微颤动在跳跃着的紧张的心

女人很认真地听完了,中间一口酒都没有喝,眨着眼问她,为什么说这个故事?

她说,就是常常在想有没有这种可能,一个恐怖的故事到最后以可爱收场。

女人笑起来说,为什么非得如此呢,为什么一定要有转折呢。

她说是啊,为什么呢。然后两人就进入了沉默,再往下说就说得太多了。

她从十三岁的时候已经觉得认识新朋友不过是把人生已经说过的谎言重说一遍,到了三十岁,又进入了同样的心绪里。怎么感觉被困住了?怎么回到了那个自己独自居住的、空有许多房间的屋子里。独自观看自己的内心,她总觉得透明无比,清晰无比,但怎么和人在一起时就总多了不知道何时出现的毛玻璃呢?看不清别人也看不清自己。

女人没有再好奇,但露出了宽容的笑,她说,不过你还是会写下来的对吧?这个古怪的故事。你现在已经可以分清故事和现实了对吧。

她笑一笑,认真看着对方,说是的。

第三天:姐姐

我现在其实已经无法准确描述十三岁的自己为什么叛逆。学习逃课,学习对生活感到厌倦,学不会数学和化学,攒钱买了整套《死亡笔记》然后被班主任以违禁读物的名义收缴和训话,“你知道自己在看的是什么书吗?”。逛公园时浓粉色氤氲的云朵让我想到恶心的画面,我在日记本里写下自己不明白也未曾驯服的字符。

周末补课的一天,像往常一样吵闹。这原本是公立学校强制安排的课程,但是却钻空子将上课地点改在学校附近的职业高中教室,以兴趣班的名义进行。那天下课,我忽然发现姐姐在校门口等我。

小学时,在我们那个县城,也有一次姐姐来接我回家的经历。我们本该一起回家的,她大我三岁,五年级的她要等二年级的我一起去外婆家。不过她忘记了。我在教室里等了许久,也去她的教室找她,确认没人之后,我自己往家的方向走。县城小,就一条主路,到半路时,她坐着一辆三轮车往回走,把我喊住,连连道歉。我和她说没关系,记忆中她坐在车上的模样很威风,但她还是保持着歉疚的语气,到家之后还继续和我道歉。

后来姐姐先去外地念书,每个学期都会给我写信,信纸折得特别漂亮。她热情惦念,也让我舒适地回复。即使我回得没有那么勤快,等下一个节日,她的贺卡又会如期而至,祝福也是。

等我也离开家乡外出读书后,我和她并不在一个城市,但彼此之间也渐渐很少写信了。新的校园生活有太多需要留意的事情。我在朋友关系的漩涡中木讷、激动又困惑,又在游戏的世界里假想自己的身份是一名剑士,或一位很有天赋但被埋没的街头舞者。那天,姐姐忽然出现在校门口,我的确非常开心,我喜欢这种意外、重逢和熟悉的感觉。

我们一起乘车回家。

后来这些年里,和姐姐并不是无话不谈的关系。但她总是那个重要的支持者,而且她从不索求或等待感谢。有时候我会觉得姐姐的生命里有一种少有的热能,就好像在妹妹们都没有出现前,她就天生会是一个姐姐似的。因此当我处于“姐姐”的身份时,我总是会想一想如果是她,她会怎么做。尽管人们无法完全摹仿另一个人做事。

记忆,记忆。

这两年里,姐姐进入大厂工作,有几次假期她主动邀请家人一起旅行,在酒店房间里,我看她一边加班一边用职场的语言骂起客户来,当下感到一阵陌生。

在我刚刚到外地念书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孤高感,那就是再也无法向生命中后来认识的人去讲述自己所生活的之前的那个世界。那地方不值得重返,只有我们年年回去然后渴望离开。姐姐是和我一起从那个世界出来的人。

第四天:徒步的人

我来了,在她的身边坐下,手里的热茶尚不能入口,我问:“想好了吗?”

本来面色平静的她,像受到什么振动,露出叛逆的眼神,她开口,话语带有嗔意,但更和撒娇类似,“想好了又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有确定的答案呢?”

我早有预料她的抵抗,还是继续问了下去,“那不然呢?”

她闭上眼,不再看我,像是重新回到自己思维的迷宫里去。她曾经向我提出过抗辩,为什么人们都喜欢认为——无论是爱或者是生活中其他什么——如果在被问到的时候,还需要犹豫、怀疑,那么答案就“不是”。人们说真正的情感都是确凿无疑的,包括你所热爱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自己骗自己”,噢,真的可怕。那么说服和欺骗自己的时候,人能分得清楚吗?

本能的开心,在生命中发生过的,甚至时时能回想起来那些在路上拔足狂奔的心绪。没有地图的旅人,将那些感受作为可以参照的坐标,用去对比当下正在流经自己的种种。相信生命如果是海洋的话,那么潮水一起会再涌起的。

那么,此刻你知道目的地是哪里吗?你知道自己在走一条什么路吗?

她不言不语,两手搭在大腿上,松弛地放着。我继续观察,内心不住发笑。她想好了,看她这副样子,她早就想好了。只是她不说。不说的原因是觉得我不足够信任,是因为她还怀抱着许多恐惧。

“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只是害怕——承诺。”我说。

她睁开眼说,“但是问题里并没有涉及到承诺的部分啊。”

“是的。并没有啊。”我的笑容浮在嘴角。她看不到自己的焦虑,但很明显,她的嘴唇紧紧抿在了一起。

我问过更年轻时候的她,当时她的回答坦荡清澈。我足够有信心可以判断,这些年她心里的答案始终如一,从未变过,但是这徒步的道路如此漫长。

第五天:看云

有时候我会忘记看云。我坐在书桌前,对着白墙,和电脑,旁边是一幅树的图像。有时候我一整个白天都坐在这个位置上,忘记了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偶尔起身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现在是住在顶楼,尽管这座城市如此拥挤,平视的视角里能看见不同颜色、不同高度的楼房,但有云的时候总是特别舒缓、轻松。台风天的时候,天空的云格外磅礴。洁白、大朵、流动。

也有许多阴天,和云朵不够精彩的时刻,或者重复,但是见过了美丽的云,都会知道世界上有美丽的云。云会再度创造它自己。

想轻松,想拥有任意形状,也想活着,想好好体验生命。

文字的工作也像造云。向自然去学习自然。

爱啊,恨啊,都可以熄灭。下次再点燃好了。

第六条:相信

不说这么具体吧。高中,有一个时刻,感觉无法平安度过,于是走在路上和母亲说了,她很云淡风轻地讲了一句什么,我都记不清具体了,只记得她说“相信你”。

其实当时接不住她的话,于是我很快沉默了,没有想到这句话来得那么快。如果要追问细节,我有许多不值得被相信的漏洞。但母亲或许没有认真,不知道我所说的事情的严重性,还是有另一种可能,那件事情对于整个人生来说真的无足轻重呢?“相信”这两个字来得快速而坚实,像一个句号。

当天我就没有再多想那件事了。后来自己做什么决定,也都和那件事情无关,只是由此意识到是自己做错的事情也再没有做过了。母亲的一句简单的相信,阻止了一场火势。

第七天:故事

来说说故事吧。七月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芭芭鸭嘎下了个蛋》,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写的。简介里说这是一本关于女巫的书。整本书采用了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结构,它分为三部分来写。第一部分是一个女儿书写母亲。谁能想到女巫的神话是从一个生病上急救车还不忘把家里垃圾带上的老年女人开始说起的?但联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这的确就是我们身为一名女性去认识女巫的开始。第二部分是一则多主角的故事,但每一个章节作者都会反复重新提到“故事”,让读者不断将注意力投注在区分此刻阅读的文本、一个想象中虚构的故事和“究竟什么才是生活”的现实上。到第三部分,作者设了一个情景利落地直接用揭秘的方式把书籍结构中的秘密逐一交代了。

我想在这里引用书中第二部分谈论“故事”时的部分语句:

“生活给人设下圈套,故事的箭却射中了目标!”
“生活常常把我们当成无赖,故事却避开了麻烦的祸害。”
“而我们呢?我们继续前行。对声明的渴望折磨着人类,而故事只专注一件事:如何开头,又如何结尾。”
“生活常给人迎头一击,而故事却只在乎它自己。”
“虽然生活不知道哪里是船首,但故事航行在波涛间,追随着星斗。”
“现实中的一切进展都要缓慢得多。然而,故事中的现实很少与生活中的现实相符。换句话说,在生活中,一只猫挖空心思才能捉住老鼠,但故事就像一颗子弹,绝不浪费一秒工夫。”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延期,但故事必须抵达目的地!”

看到一个作者如此费心去声明生活和故事的差别,让我感到安心,确认为此而恐惧的人不止我一个。我们总是从生活中去取出故事,关于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的故事,关于爱情——那个两个人一同书写的故事,关于我们所观测到的世界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运转着的故事。生活和故事的差别在于流速和控制感。在故事中,我们拥有全部的控制感,而且必须通过技巧的学习去创造更好的流速体验。生活中,我们也试图如此,却屡屡失败。

关于第七日的题目,“与你终生相伴的课题是什么”,我有两个答案。那两个答案都是很简单的汉字。一个人会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怎么念、怎么写那两个字。我也在一生中无数次和那两个字遇见。只是我现在不再能那么轻巧地说出它了,似乎把它们放置在生活中就是一种受伤,需要不断在故事中迂回才能靠得更近。这七天我似乎一直在进行一种离题写作,我所失去的直白和我的课题有直接的关系吗。我选择不直接说,沉默就在那里显现。我站在了很远的地方。

有时候故事是不断地记住,而生活需要忘记才能继续。不是忘记所经历的错误,也是忘记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忘记一种执着。好不容易在时间中确立起来的自我,又要努力将其消散。难道在我所坚持的答案背后还有什么更庞大的存在吗。让我想一想。

目前我只走到这里。

写后感:七日

恰好在这个时间段想报名这样的活动,写完它,不过当时看了主题,就觉得自己可能不会写得太多。的确,这七日每次面对主题的时候,都在面对一个半吞半吐的自己。

如果一个人在讲述的时候渴望逃离讲述,那么讲述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原本在问句里敲下的词语是“意义”,而后改成了“目的”。

目的,是自己在行动之前就能决定的。决定了,所以做。有时开始就是目的。显现当前是目的。完成眼前所见也是目的。但是意义,就不由得自己总结,因为一个人不由得把结果交给自己之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