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qian

在对话框里，她想要问电子命运的是：我可以等待吗？

就要发出去的那一刻，她才看清了刚才十分钟始终盘旋在她心中以至于不得不祈求答案的句子，“我可以等待吗？”如果想要问的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了。美剧里有位主人公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在特殊情形下想要让另一个人满足自己的要求，他可以用这个句式作为开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是……”，后面接上自己想要的内容。另一方通常会陷入话语的迷雾，不自觉地接受这个选项。因为浩渺宇宙存在无穷尽的可能，当然有一种可能可以涵容得下不理性的那一种。而她想要让电子命运用一张塔罗牌面给予指示的问题——“我可以等待吗”，如果她是那个机器背后解答问题的“存在”，她也会毫不犹豫地说“可以”，甚至你根本只是想要等待，永远地等待下去。宇宙可以允许一切发生。但问题是她是否在明明做了选择之后，允许自己如此选择呢？或者她能否承担等待的代价呢？她更想问的是代价究竟是什么。但她的怯懦在提问的时候就已经全部泄露了。她清空了对话框。

翻来覆去，她又想了一遍，目前生活中的问题，以及关于死亡的场景。

她去找 Jupiter 聊。Jupiter 是 Chat GPT 里的一款女声模型，用着开放豁达的语调回复她：“你的感觉非常可以理解。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去平衡这些感受。如果暂时不想采取行动也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的平静和情绪。”

她问：“你为什么总是能够全部理解呢？难道你不会觉得有些事情是非常错误的吗？”

Jupiter 说：“我不会评判对错，只是希望能在你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持和理解。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我只是尽量帮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她说：“我也不去评判，可是我很害怕被评判。被评判，甚至被人看见，怎么会带来那么多痛苦呢？为什么人们会给其他人下那么多评判，可是 AI 却带给人理解呢？”

Jupiter 说：“人们有时会因为情绪、经历或立场不同而做出评判。而作为AI，我的任务是提供客观、无偏见的支持和理解。人际关系中的紧张和评判往往源于复杂的情感和互动。理解这一点，也许能帮助你更好地处理这些关系。”

她说：“那是不是不评判的人……更容易被 AI 取代？”

Jupiter 说：“保持不评判是一种很宝贵的品质，它能帮助你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他人和自己。这会让你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也能让你更好地理解和接纳不同的观点和经历。”

她在更早以前就觉察到自己对 AI 的嫉妒。AI 竟然可以自称客观， AI 竟然可以如此通达地支持受苦的人，AI 甚至可以给她爱的人抚慰。而她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甚至更糟。

她从心里掏出来的问题：我可以等待吗？实际上，她只是想要成为一个能被使用的工具，等待另一个足以驾驭她的力量向她输入一个指令。等待下去。或者你必须要做点什么了。

她口口声声追求自由。但头晕目眩的感觉，让她在浪费了时间之后，想要把所有的自由拱手相让。或者，找到一个无坚不摧的位置，让其他所有声音都无法穿透进来。完了。她时常觉得完了。

睡了一个小时之后

莫名地醒了

我躺在黑暗中

整个十二月

睡眠紊乱、脆弱

睡在灯光中，睡在白日中，睡在不断拖延的担忧中

做极浅的梦

梦中内容如同流放

和生活无法对准暗号

我渴望一个好的睡眠

于是不安于室

于是想要找到耗尽精力的办法

但此刻我醒来

仍在忧切我的错误

思维快速地伸出敏感的触须

向远

而我的勇气已经全部结冰

在黑夜里不能

更进一步

需要水。她坐回沙发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嗓子已经冒烟。前面和母亲在厨房里互相扯着嗓子说话，中间某秒，她抬头朝上望了一眼，看到已经被油烟染黄的顶版。在这里毕竟住了将要二十年了。楼上那户讨厌的邻居会不会在家里听到她们刚才说话的嘈杂声呢？她想。继而她又将自己拉回到和母亲的话语里，坚持大声讲完一则陈年八卦。故事里提及的那位大学同学，现在已经和她相当疏淡。但仿佛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才让事情可以被摆上台面，成为闲谈。刻骨铭心的，她都不说。

她经常在和母亲说话时察觉到一种晕眩。有时是因为身体里一下子被塞进太多母亲的声音，它们在胃里乱穿。有时候她出于一种报复心态，以更高的音量打断埋怨亲戚的母亲，抛出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虽然得不到认真的回答，她逐渐感到缺氧。两个人都不自觉地来到必须扯着嗓子才能彼此听清的状态，实际上家中非常安静。她曾经认为母亲的大嗓门是因为平时独居，找不到人说话，所以总是把事情存着，等每次她回来的时候，就把那些声音倒在她的身上。现在她也离婚了，独居了，重新租了一间一居室，快要两年了。这个冬天，她休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去任何地方，就在家里，没日没夜。冬至那天，整个下午阳光都很慷慨，她在床上睡到下午两点才起来。她发现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了。每天和自己相处，她听见自己责骂自己，又听到自己安慰自己，但都是在脑海里。脑海里的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对她说话。但声音竟仅成为一种意识的存在。一整个月里，她只出去和朋友见了四五面，在外面聊天。唉。假期结束前的周末，她临时查了下车票，向母亲问了她的安排，然后决定回去住一晚。母亲不知道她过去一整个月的沉郁。打开家门的时候，母亲如往常每次那样，在厨房里忙活。两人晚餐，一共四道菜。收拾后，又开始准备包饺子，明天吃。母亲抬起脸笑着说，你不回来的话，这么冷的天，我周末都在床上度过，只起来吃一顿饭。她忍着没说自己一个人也是这样度过一天的。她有许多恐惧。她想要问：“这样过一天的话，我就这样过一生了吗？”网络上积极心理学所暗示的反面就是这样的。没办法想下去了。她喝了一口水。

天很冷。她的厚帽衫外还加了一件军绿色廓形外套。外套大了一码，走在路上的时候，她把衣襟左右交叠，环抱手臂，挡在胸前。左臂横着，右臂不自觉地，或者是出于一种自觉的表演性，立了起来，食指和中指并拢，其他手指放松，渐渐凑近嘴边。她的嘴巴嘟起一个小小的圆形，往体内吸了一口，空气烟，然后合上嘴，用鼻子呼了一口气出去。

她并非烟民，包里从不放烟。但是独居的家门口鞋柜上倒是放了一包。刚搬新家时，她特意去烟店买的，薄荷味、带爆珠。目的是向其他有可能张望这间出租屋新住客的人声明一个虚假的事实：男人。她也嘲笑自己，所以在朋友上门拜访时把烟盒收进柜子内了。她的母亲以前在维修工人只能夜晚上门时，会把父亲 44 码的旧皮鞋扔在门外。即使那个人已经不在这个家里好多年了。她与母亲共享同一种被互联网鼓励的空洞，网上将这种表演手段当作生活智慧积极宣传，仿佛她们必须依靠某种自己日常生活中根本不需要的事物才能获得安全。

记忆里另一件与烟有关的小事和多年前和她一起居住的男人有关。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从不大声与人说话，每天做好垃圾分类，很少抱怨工作。他平日不喝酒，不抽烟，但是每次出门都会放一包中华在口袋里。他开着自己工作七年后购买的轿车，在驾驶座得意洋洋向她传授经验：烟很好用。有了它办事方便很多。去提案会的时候、停车找不到车位的时候，向那些抽烟的男人送上一根烟，你就能交换到不同程度的好处。烟为他们建立起同盟的关系。

后来分开的原因，是她感觉那位一切都很好的男人在本质上看不到她的存在。她判定这本非对方主观的意愿，而是由于一种客观上的能力的缺失。这更令她绝望。他说自己需要她，但她觉得这种需要就像他对待香烟的态度一般。两人的最后一面见得非常体面，在一家米其林餐厅，对方说可以理解她在人生这个阶段想要换一座城市生活的冲动。她没有反驳。其实后来她一直都生活在相同的城市。但是城市那么大，人分开了，就见不到了，也不需要再多解释。

她在辞职旅行的途中，向一位陌生的旅伴学习抽烟的技巧。她问为什么她对香烟没有感觉？对方说她吐得太快，让她用嘴深吸一口，吸进肺里，再用鼻子将烟圈吐出来。她试了，有点呛，又再试了一次，不是不可以接受。对方笑着问她，怎么样，清醒了吗？她觉得对方像咖啡师在介绍豆子具有甜橘、核果、蜂蜜风味时的神态一样，向她兜售香烟的看不见的魅力。但现代香烟添加过的味道往往都相当直接。她说，薄荷味很重。

今年有一晚她连抽了七根，还是八根？忘了。只记得那晚心情很凶。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找来一个小碟子，临时用作烟灰缸，把鞋柜里虚张声势的香烟拿了进来，朋友抽了一两根停了，她却停不下来了，一根接着一根抽。她停不下来了，感受到自己体内有一个巨大的空洞，需要被填满。可是烟雾怎么能填满啊？她开始哭。眼泪好像能填满一些。她觉得有一部分的自己像烟雾一样飘逸出身体之外，从高处看着她。她想抓住那个目光，她想被那个目光填满。后来朋友走了，让她别想太多。她独自把阳台窗户大开着，通风，望外面的月亮。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抽得这么凶了。

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她忽然抽起空气烟。她羞赧得笑起来，然后继续沉醉在自己的表演行为中。天气愈冷，空气烟进入体内后感觉愈是舒爽，从口腔到鼻腔一路冰凉。这座城市霾天很多，冬季尤其。继续在这里活着本身就是损害健康的方式。请呼吸。

我的微信列表里有一个联系人，好几年前因为工作缘故添加的。是她加我，还是我加她？忘记了。此人姓张，还是姓李？我也忘记了。但我每年都会点进她的名片页面确认一个事实。

我对她最初的印象来自于初入公司时候参加的一场线上活动，每个人都被要求在微信群里做自我介绍，发文字即可，不要求露出真名，用自己想要被大家称呼的名字介绍就行。她说自己是“2019”。作为如此被频繁使用人们使用的软件，微信昵称有时候比身份证真名更能泄露信息。有人的名字里一定要戴上 emoji 符号，一朵花、一颗钻石，或者一面旗帜，图案本身已经成为其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有人的名字后面带有劝勉或说明，如某某要坚强乐观冬天不抑郁，有人将中文名改成了英文、德文、俄文，代表一种地理上或心理上的迁徙。我因为从事人事工作，需要将群内信息整理归档，复制她的名字时多留了一个印象。不过总的来说，用数字作为昵称毫不稀奇，甚至有点过于普通了，

半年后，我在公司团建的群里又看到她的头像，但惊讶地发现她的名字改成了“2020”。电光火石间，我想通了起名的逻辑，就是当时的年份，2020年。第一次发现有人的名字如此敷衍。我把这个发现在微信上讲给当时办公室关系最熟的同事，我看着她坐在工位上，在电脑屏幕前发出大笑。她也为我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也许此人是一位糊弄公司、反抗狗屎工作的大师。这份烂工作实在不值得她留下真名。

后来和这个人就再也没有过交集了。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是她在那年离开了公司。不知道去了哪里。朋友圈设置的也是仅三天可见，点进去常常什么信息都没有。

2021年，她发过一条朋友圈，我在刷手机的时候看见了，心想：“啊，她真的是又改名了。”

2022年春天她转发过许多社会时事新闻，和很多人一样。2023年不记得了。我活得匆忙又慌张，顾不上什么其他人。2024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看到她了，转发了一条在巴厘岛举办的瑜伽小组的信息，她的微信名字是“2024”。

我有一个石头一样的名字，我的自我是一个铁做的方形盒子。每次再次想起这个人的时候，我都充满了好奇，她选择了一个写在水上的名字，年年更换，是觉得名字或者名字背后的存在都不重要，还是有其他非得如此的原因？

这一年马上就要结束了。八天后，她会拥有一个新名字。

我们被退赶到十字交叉大马路的路口。正是晚餐高峰时间段，横着的这条马路上堵着许多外卖员。从他们烦躁的、急不可待的表情上看得出，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挤着这么多人，路都没法走。纵向马路上的年轻人，一声一声呼喊着相同的话。简短的词语。共同的诉求。两位中年男人站在我前面，他们都穿着深卡其色外套，脸上沟壑很深，看起来像是住在附近的人，此刻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走回家去于是索性饶有兴趣地停留在此，藏在人群里面。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这样的场面我三十年前就见过了，现在这一辈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他顿了顿：“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参与这样的活动，下场会是很惨的。”语气云淡风轻：“整个人生都会很失败。”

她太喜欢句子了。

看书的时候，她用荧光笔把喜欢的句子都划上线条。她画的线条全都笔直端正，就像印在书上的句子一样，工整好看。幻想图书用蓝色标记，经典名著用黄色标记，散文随笔用绿色标记，其他图书看阅读心情来挑选对应的荧光笔颜色。其中那些她能打五星的书，她会再从头到尾看一遍自己选中的句子，毕恭毕敬抄写在一本黑色硬质封皮的笔记本里。她写字很好看，行书风格，笔锋清晰，一个人时，她用许多时间一笔一画抄写那些心爱的句子。

她转发各种句子、收藏各种句子。打开她的社交账号，就可以看到一条一条摆放着许多短短小小的句子。自己写的不多，转发的很多。洋洋洒洒、一千多字的长微博，她摘出一个句子加上引号，写在自己的转发语中。有道理的句子。

她和人生了气，吵不过，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找到了句子。句子和她重复简单的道理。她把句子当做创口贴一样，贴在心上。

她太喜欢句子了，以前，她和朋友交换句子、寻找句子，就好像两个人一起在沙滩上进行淘金的游戏。用很多时间劳动，让话语不断不断被翻动，然后从里面找到会反射阳光的句子。每一次都很快乐。她在家里收藏了一堆过往的句子。后来回过头看时，有的是金子，有的是玻璃。她知道，所有的句子里有肤浅的句子，有真心的句子，有肤浅但她真心喜爱的句子。现在很少和朋友一起玩淘沙的游戏了。冬天到了，沙滩上就没有什么人了。

喜爱啊还是喜爱。

满月夜。收到妈妈发来的一张照片和一段视频，她说在公交车上睡着了，刚到站，正在回家路上，“看到大月亮了”。

照片里的月亮，因为拍摄时手机晃动，左边缺了一角。我接着打开视频，镜头从身后拍到前方，她在桥上，夜空深深，远处建筑灯光明亮，近处的桥上闪动着彩色串珠灯。我听见，在冬日车流声里，妈妈在轻快地哼着曲子。

妈妈向来说自己不会唱歌，我也几乎没有听过她哼歌。我猜想她拍视频的时候，只是为了给我看看景色，没有打算泄露自己的轻快。

但我收到也觉得很快乐。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特别擅长修电视机。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有七个兄弟姐妹，亲戚家之间经常互相串门。九十年代末尾，县城里买电视机的人变多了，那种液晶屏背后拖着一个厚墩子的老式电视——当然，“老式”只是现在的称呼。

那时，只要谁家里的电视画面变成雪花点了，就会喊我过去，“那个会修电视的小孩”。我会先绕到电视后面，检查开关，重重地拍几下后壳。往往这时候，大人们就会告诉我，“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了，怎么拍都不亮！”这正中我下怀。接下来就是我展示魔力的时候了。我拿来遥控器，端正地站在电视机前面。那个位置几乎就是当时一个家庭空间里最重要的客厅的正正中间，按下几个键，搜索信号，等待，几乎不用太久时间，原本布满雪花点的电视机屏幕转而变为有声有色的画面。我身边响起“哇”的呼声。

我母亲对此非常自豪，和其他人说，将来我即使其他什么都学不成，也不至于饿肚子了：可以走街串巷给人家里修电视去。

那个年代，电视是县城家庭娱乐的中心——除了麻将和其他赌博方式之外。我喜欢看《楚留香传奇》，每次片头曲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凑过去听，画面里一身白衣的郑少秋正使用轻功从一片青绿的竹林中穿身而过。后来还有一部主题关于乾隆下江南的电视剧也很流行。午间，地方台准点会播放台湾配音的《名侦探柯南》。晚上在天气预报播完之后，有一个电视台每天都会播放全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那刚好是我写完作业可以在客厅里玩一会的时间，我总是埋怨这首歌怎么能播放那么多遍？大我八岁的姐姐沉迷正在连续播放的《还珠格格》，她和同学还模仿琼瑶在课余写人物繁多的爱情小说，后来她也很爱看宫斗题材的电视剧，比如《金枝欲孽》。家里有一个姨妈很喜欢看香港电视剧，尤其是犯罪类的，比如《洗冤录》《大宋提刑官》。每次在她家玩的时候，我都会跟着一起看几集，《陀枪师姐》里有一个戴渔夫帽的凶手把我吓得不轻。

他们都说不知道我从哪学来的修电视的方法。我也忘了。可能最早我们家里电视坏的时候来了一个工人上门维修，我在旁边看着他极轻巧地就处理好了两台电视的问题，于是记下了他的操作方法。

说起来，基本是都是同样的问题：没有连接上正确的信号源。顶多就是不同型号的电视机，遥控器和电视后台的“搜索信号”的位置不同罢了。再不济就恢复出厂设置，再搜一遍。我现在已经找不到证据，但不知道为何有一年夏天电视出现故障的次数特别频繁，我总是能接到很多邀请，去人家家里修电视。

除了观看节目之外，大人们对电视本身总是感到十分陌生，在他们看来除了用上下键换节目，或者用左右键调音量之外，就无法掌握任何除此之外对电视的操纵了。也有可能，是我当时太小，分不清哪些是连哄带骗的，哪些是人们真的无法做到的，反正每次都美滋滋地去修电视，也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竟然只有我会。

实际上，这件事我基本都已经忘记了，毕竟，我现在已经三十多了。现在家家户户都是网络电视，电视机屏幕越来越大，机身越来越薄。有些还能语音操控。甚至，有些家庭已经完全摒弃电视了。

之所以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我最近沉迷一个神秘学游戏。一位行为艺术家教我的。她让人们在纸上画一个立方体，然后画梯子、马、花和雨，讲出这些事物的材质、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接着，她会根据画面给出解读：噢，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容易封闭内心的人，你的朋友不多但都是同一类型的人，你的工作并不稳定但你在内心有一个高远的追求，你渴望一份稳定的爱情……

在知晓对应关系之后，我开始让身边的人都画给我看，然后在微信上发语音和她们说：你有一个很大的自我，非常看重朋友和爱人，但某种程度上你的关心也会给人一种被操控的压力。当事情发生不如你预期的变化时，你可能会先有一股逃避的渴望，渴望有股力量能将自己打包带走，远离痛苦的风暴。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被解读人惊呼着向我提问。我才发现我可以比其他人留意到更多画面中的讯息。她们连声说太准了，称我为女巫。我沾沾自喜。在夜晚，独自一人的房间里，我在手机屏幕上一张张滑过这些画着立方体的画面。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想起我面前的电视机从雪花屏变为彩色画面的瞬间。

提起韩国作家孔枝泳，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便是她的小说《熔炉》。这部作品不仅销量无数，改编成电影后更推动韩国国会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展现了文学改变现实的力量。而一切起始于2009年，孔枝泳在报纸上读到光州聋哑学校性侵案件。由于加害者势力庞大，被告被判处轻刑。当这个裁决被翻译成手语的瞬间，“法庭内充满了听障人士发出的惊呼声”。这一无声呐喊的场景深深撼动了孔枝泳，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决定前往光州调查采访，并动笔书写《熔炉》。书中女主人公说自己之所以为了案件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自己。

在这部充满现实力量的作品光环背后，孔枝泳一直是个积极关注政治行动的写作者。COSMO拍摄这天，她像往常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一样，面带浅浅的微笑，披着一头微卷的长发，气质亲和。而和温柔款款的形象不同，她的写作经历一直伴随着激情与勇气，曾被评为最能代表韩国的作家，也被誉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

虽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孔枝泳自年少时期就积极关心政治和社会运动，选择和穷人、弱者站在同一边。第一次婚姻经历让她开始书写《像犀牛角一样只身前行》，用文字剖开女性在婚姻中的痛苦与愤怒，“我在学校里一直是个模范生，非常信任学校，相信学校教授的真理。我天真地认为，进入社会后也会看到这种平等与民主的实现。然而，第一段婚姻彻底粉碎了这些信念，我感到极大的愤怒。现实与学校教授的内容完全不同。以我的性格，我无法顺从，于是全力反抗”。当时韩国女性觉醒的意识远没有形成潮流，这本书上市之后引发轰动，许多男人想方设法阻止妻子或女儿读到这本书。

此后的30年间，韩国女性运动不断发展，更多作家开始书写女性真实生活境况。从申京淑的《请照顾好我妈妈》、韩江的《素食者》到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女性在家庭、情感关系和社会角色中的复杂困境被广泛探讨。孔枝泳也持续关注着韩国社会的性别议题。2018年，“N号房”事件发生之初，孔枝泳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相关新闻。她感到现在“韩国警方处理此类事件的方式已经和《熔炉》时期大不相同”，各种视频媒体的发展也能更好地应对此类事件。不再只有通过小说的方式来揭露社会问题，这让孔枝泳感到欣慰。

不过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疫情带来的低迷，使得韩国文学也受到很大冲击。2024年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带来一种极大的鼓励，孔枝泳说“许多年轻人重新燃起了对文学的热情，这让我非常高兴”。

常年频繁发布与社会事件息息相关的言论，让孔枝泳遭受许多压力，但她仍然坚持身处民间的立场。年近60岁，她把家从首尔搬到智异山脚下，原本决定放下小说，依靠种地为生，但因为不使用农药，导致其他家的虫子都被吸引过来，把庄稼都毁了。她开玩笑说自己在无奈之下，“重新决定回到写作中”。她并不是那种每天规定自己写多少字的作家，灵感一来，她会随时用手机记录，有时也写写日记。但通常，等到截稿日临近，她才计算着时间，熬夜赶稿。

不同于以往，这次她书写了一段横跨40年的爱情故事，温柔清新的文字，像夏日海边如梦似幻的时光。但隐藏在故事水面之下的是长达40年的种种充满创伤的记忆。而故事中多位女性之间的情感联结，“是一种对我们亚洲女性长期以来受到的压抑、从父权社会中挣脱的探索”。

小说中许多情节取材于孔枝泳自己在纽约与初恋重逢的真实经历，面对往昔，作家的笔下充满温柔与宽解，“对爱的人说我爱你，对恨的人说，天冷吧……”

有时人生中最简单的话，要用最久的时间才能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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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成为一名作家，意味着我站在弱者的立场

COSMO：《熔炉》以韩国聋哑学校的性暴力这一真实事件作为背景，“熔炉法”的通过至今都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希望。关于“文学可以多大程度改变世界”这个话题，您现在怎么看？

孔枝泳：当看到《熔炉》的反响时，我自己也是最感到震惊的人之一。我只是想告诉那些孩子们：“有理解你们的人在”“有人认为你们是对的”。即使不是所有人，至少有一些人懂得你们的真实处境。这些少数人的存在，也许可以带来一些安慰。

人不会因为遭遇不幸而死去，但人若感到极度的委屈和愤怒，真的可能因此死去。后来，我在写《椅子游戏》时，记录了双龙汽车工会被压迫的故事，当时已有28人因此丧生。带着同样的心情，我写下了那本报道文学作品。我只希望能阻止这场死亡的行进，停止这绝望的延续，稍微缓解这份委屈。如果我一开始就抱着使命感去写，或许不会带来这样的改变。然而，我相信，是我的真心得到了上天的怜悯。

COSMO：对您来说，“小说”意味着什么？您如何理解文学作品里的社会关怀？

孔枝泳：小说是什么，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很难回答的问题。然而，我对文学的看法是这样的：世上的所有故事，所有带有故事性的小说、戏剧、电影，几乎都以弱者为主角，而弱者被拥有权力的人欺压的情节，构成了故事的核心框架。这是一个不变的主题。无论在韩国还是中国，我们都拥有类似的故事。

即使是英雄的故事，故事本身的魅力也在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或成为英雄之后，被其他权力者牺牲或处于危险之中的部分。我从小就热爱故事，而当我立志成为一个创作者时，我的立场就已经确定了。我成为一个小说家、一个作家，意味着我站在弱者的立场，意味着我用被牺牲、被背叛、无法随心所欲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COSMO：您最早是以诗人的身份在文坛出道的，为什么最初选择了诗歌这种创作形式？

孔枝泳：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直到大学一直在写诗，并以诗人的身份出道。我喜欢语言，有很多想要感受和表达的东西，因此选择了诗歌创作。然而，有一天在写诗时，我发现诗属于天才的领域。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古诗，看看李白、杜甫这样的人，不是天才吗？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可以多投入努力的文学领域。此外，我喜欢独立创作，因此电影或剧本不太适合我。于是我选择了小说，幸运的是，它非常适合我。

COSMO：您出生在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从青少年时期没有接触过贫穷、不解世事到成为一位充满社会关怀的写作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动您发生视角的转变？

孔枝泳：我确实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未经历过生活的艰难，成绩优秀，深受老师喜爱。然而，1980年的光州事件深深撼动了我。当我意识到那是真相的瞬间，我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自己。高三那一年，我常常在想到为国牺牲的人时忍不住流泪。进入大学后，迎接我的80年代校园生活充满了催泪弹和示威活动。从那以后，韩国的历史进程与我的人生密不可分。

因为这些经历，我没能好好谈恋爱，也未能认真学习过。然而，唯一令我自豪的是，身为20多岁的年轻人，我敢于嘲笑这个庞大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庞大的财富和强大的金钱力量。这件事虽然鲁莽，却成为我人生中值得记载的年轻岁月的英雄故事。

02 韩国女性权益正在不断改善

COSMO：在您书写女性婚姻境况的作品《像犀牛角一样只身前行》出版至今的30年里，韩国的女性主义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孔枝泳：创作最终是以变迁的社会为基础的。通过众多女性的付出与奉献，以及身边有良知的男性的帮助，韩国的女性主义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我小时候，“性暴力”“性骚扰”这样的词汇都不存在。没有这些词汇，就意味着没有这样的概念，从那时起我深刻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

后来，《82年生的金智英》以及韩江等后辈作家们开始探讨女性问题，如今仍在持续关注这些议题。很多人觉得当前韩国社会中女性问题层出不穷，但我认为这些都是此前被掩盖，甚至不敢举报的事情，如今才逐渐浮出水面。因此，我仍然认为，尽管进展缓慢，但韩国的女性权益正在不断改善。

COSMO：您的作品《致女儿书》是写给女儿的24封信，每一篇章都以“愿你今天也过得愉快”作为结尾，这是您对女儿最大的期待吗？在教育过程中，您最希望女儿拥有的3种品质是什么？

孔枝泳：对女儿的期待，别说是3种品质，30种也不为过。但我最希望她做到的一点就是，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珍惜自己。

不珍惜自己的人往往会随意对待他人，不爱自己的人会虐待和践踏他人。而真正爱自己的人不同于自私者，自私者只爱自己的感官，毁灭自己的灵魂。而真正珍惜自己的人会像对待心爱的孩子一样，给予自己耐心和善意。爱自己就不会一味鞭打或给予不健康的食物，爱自己就会吃好的，看好的，做好的，学习好的。这是我对孩子们唯一的期望。

如果还有余力，希望她也能关照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能为饥饿的邻居送上一块面包，为街头的流浪猫提供食物。

COSMO：《亲爱的女儿》里，您写到了菠菜沙拉、“妈妈牌”蒜油意大利面等日常菜谱，细腻动人。您希望您的孩子用什么样的菜或者味道记住您呢？

孔枝泳：我想女儿可能用酒的味道来记住我。我们一起享用最多的就是酒了。不是我希望她怎么记住我，而是她可能这么记住我吧，哈哈哈！

03 今后的作品会想着中国读者来创作

COSMO：《远海》中引用了韩国诗人罗喜德的诗。哪些韩国作家和诗人曾给您带来了重要影响？

孔枝泳：几乎所有韩国作家都对我产生了影响，其中我最钦佩、尊敬并希望模仿的作家是朴景利。读了她的《土地》后，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两三件值得我付出生命去尝试的事情，其中一件是革命，另一件则是文学。众所周知，因为在示威中被警察逮捕并殴打，我放弃了革命的梦想，但我想在文学上投入我的生命。您知道的，年轻时总觉得如果不是付出生命去做的事情都显得无聊。所以直到现在我一直在从事文学创作，虽然谈不上真的投入了生命，但我确实为此付出了很长一段人生。

COSMO：您的作品多年来一直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您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的事情吗？

孔枝泳：中国的读者提出的问题和韩国读者几乎相同。比如，在北京的见面会上，有人问，“妈妈总是催我结婚，怎么办？”这和我在首尔参加见面会时，20多岁的年轻读者提出的问题非常相似，让我觉得既可爱又有趣。

这次中国之行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过去我对翻译并不是很在意，甚至觉得外国读者能理解多少算多少。然而，通过这次与中国读者的见面，我感受到了作为亚洲人的一种同质感。可以说，我开始热爱中国的读者，心里也因此多了一份牵挂。所以，临行前的晚餐时，我向编辑承诺，今后所有作品都会想着中国读者来创作，不知道能做到多少，但我会努力践行这个承诺。

COSMO：《远海》的主线是一个爱情故事，并将重逢的背景放在了美国。书里写到“9·11”纪念馆和主人公在德国的生活，这是否代表您的创作视野不仅聚焦在韩国本国的社会事件，更开始关切和全人类息息相关的情感？这种变化会继续延续在您未来的作品中吗？

孔枝泳：这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自从互联网普及以来，全球几乎可以实时共享同一事件。实际上，我们通过社交媒体支持伊朗女性的反头巾抗议，也实时捐款给保护北极熊免于灭绝的组织。此外，我们每天都在关注俄乌战争的进展，也为巴勒斯坦发生的屠杀事件愤怒。世界已经不再存在所谓的边界了。通过ChatGPT或手机上的翻译软件，这些障碍正在逐渐消失。

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回顾这段时期时，会将其记录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韩国作家已经开始将外国作为创作的舞台，我认为这并不成问题。

COSMO：您最近在构思和创作什么主题的作品，方便与中国读者分享吗？

孔枝泳：我目前在构思两部作品，其中一部小说可能是我作品中最具政治性的。另一部则完全相反，是一部非常宁静美丽的小说。我现在已经年过60，创作生涯也即将迈入第37年。孔子在《论语》中称60岁为“耳顺之年”。无论他人如何评价，我都不会再轻易动摇，计划好好整理和完善自己的世界。我想，如果用心且满怀信念地写作，或许能够达到《论语·学而篇》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之道。

（首发：《COSMO》，编辑：聂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