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笔记

她的头发染了彩色，还溅落着紫色、青色、黄色、红色的斑点，循环往上。还从没见过有人这么做。我像在看康定斯基的画一样，沉迷其中。她穿了长款牛仔外衣，背后也有彩色斑点。那些随机的圆形如同一个咒语，又像在新年的夜晚朝天空绽放的烟花。我们乘坐自动扶梯，下降，那些斑点在我眼中运动起来、旋转，似乎在泄露秘密。但她一直不对我说话。我跟在后面。沉默。

我们应该要一起乘车去某地。但她拖延了很久时间。我问为什么。她没说具体的原因。她带我走到街边新建起来的花园，一个面积不大的地方，立起几道墙壁，弄得颇有迷宫的感觉。我们步行入内，缓缓进入花园里，在最中心的空地上兜转着。她看起来不想走出去。

“我下半年要去哥大念博士。你要一起去住吗？”她说。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心里吃了一惊，但控制着表情，更多时候低着头。

“我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失望。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打算去那边生活，也换一个地方透透气。你到那边，也可以继续你自己的工作，反正你是自由职业也不需要固定的地点。”她说。

我心里揣度着，惊奇的、窃喜的心情，她竟然邀请我一起生活。在那个陌生的地方，我和她至少会是一段时间里彼此最熟悉的人。或许她是在依赖我。而紧接着出现的情绪，是不安。在她说这句话之前，这座大学所在的城市从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无法描述和勾勒出它的轮廓，我们的住所大概是红砖房，前面有一所院子。要推开一扇铁栅栏，迈几个台阶，再用钥匙打开木门。我们的房子在三楼，用老式暖气。不知道是否住在一个屋子里，又或者我们分别在同一幢楼的不同楼层。我不知道和她的关系，多远算远，多近算近。

她还在继续说着，一些对理想生活的畅谈，甚至还谈到某些具体的安排，语气像卡门的乐曲，旋转着上升，后来变得跳跃、急促。而我一直没开口，她问：“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愿意吗？”

我想这时候是该我说话了。从前面走下扶梯直到听她讲到这里，我都没有开口。

“可是……”

她听到这个词，旋即打断我，“你不想和我去吗？不是你之前说要改变生活的吗，我知道你没有那种勇气。现在我要去了，我们可以一起，这是一个机会，你不想要吗？”

我发现我还没有和她说，如果可以和她去，我会多么开心。这些年，我都像是围绕着她转的小犬。可是，我仍然要说“可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你知道这对我而言是多么重大的决定吗？毕竟是搬到另一个国家生活。”我还有半句，“几乎就像是要抛弃目前已经有的全部生活。”

我看着她。她也在回看着我，神情里露出委屈。我在想，她一定是知道这个决定有多么难，才避而不谈最难的部分，想要跳过它、忽略它，并且期待那个最难的选择不会在我的心里泛起涟漪。我也希望。但是明明这是不可能的。

“但就是要改变不是吗？如果不改变，我们就出不去了。要一直在这里，像现在这样生活吗？”她说，语气暗淡下来。

“你是因为根本不在乎我，才会在我面前把话说得这么轻松，就像你知道我曾经挣扎再三、考虑再三，还是最后答应为你付出一样。你后面的解释只会让我觉得你根本不在意别人的人生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会带来哪些影响。”

在花园中心的空地，我还是对她这样说了出来。我甚至忘记了最初自己听到消息时的开心。在她沉默的时候，我心想，渴望了这么久，可以和她一起生活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但我就是这样弄砸了。我们俩就这样静静站在空旷的花园中心，四周的植物在朝着我们靠近，几乎把刚才走进来的路全都遮盖了。

小猫走进我用手臂围成的圆圈里，收起脚脚，脑袋枕在左边的胳膊上，尾巴在右边轻轻甩。

我的手指还摆在键盘上，低头看，她灰白海浪一样的猫毛，摊平在我眼前，随着呼噜起伏，在室内带来微风的天气。

绘梨新带回家一只缅因，出于适应的考虑，小猫先来我的房间过这个冬天。她含蓄又调皮，大部分时间困倦，很多的时间依恋，偶尔在房间里来回奔跑，追着一个笔盖儿，或者一包已经咬破包装的面巾纸。有时我喊她“猫崽”，在她睡得像猪崽一样的时候，或者表现得过分活跃，刨着门吵着要去卫生间和厨房看一看。我说，猫崽，你去厨房做什么？猫崽，你不要抓那本写蝴蝶的书了，书脊都被你抓得露出来了。猫崽，你说什么，盆里不是还有水吗？

猫崽胆小。有修空调的人来房间了，她躲得最快，这个空间里有三个她的安全地点：衣柜里、沙发底与角落木椅子下方。危险与陌生感没有解除前，她可以一声不吭在极小的角落里待好几个小时，睁着圆滚滚的警惕的眼睛，缩着脚。而只有她和我两人在房间里时，她会在我周围找地方睡，或者站着。我在沙发上，她在我工作的转椅上坐着。我在转椅上，她趴在沙发扶手上。有时候她在窗边的矮柜上，有时候在我乱七八糟、堆满了书的桌子上，有时睡在我的床尾，还有时候揣手坐在房间正中的地板上，旁边什么也没有，就她一只猫，身形小小，却威风凛凛。

我在食盆边，捡到一根她的胡须，一半灰、一半白，很硬。我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里看到嘉宾说可以对着猫咪的胡须许愿，于是我把胡须留在桌子上，用一本粉色封面的书籍衬着它。过了三天，等我再想到时，胡须不见了。

绘梨刚开始和我说，要把猫崽放来我的房间时，我说，这样要收寄养费的，一月一百。绘梨说她不问我收费就不错了，免费享受猫猫陪伴。

我知道我会答应的，帮猫崽倒水、喂食、铲屎，和猫崽在这个房间里生活。但我总要抗拒一下、拒绝一下，很小气，然后再拥抱。

每天我都有很多时间在抱着小猫。每一件我冬天的黑色衣服都有粘不完的猫毛。我睡醒，把身子往墙边退一退，面前留出些空位，然后用手拍一拍，猫崽便跑了过来，趴在床边看一会，然后跳上来，我摸着她的背，她顺势也作睡姿状，头搁在我的手臂上。我的另一只手臂也放松下来，搭在她的背上。我们可以一起静静睡一会。没有想到冬天，我和一只猫咪可以这么安静地一起睡一会儿。

有时工作会分心，因为猫崽又来了。舔舔，踩踩。我盘腿坐在沙发，电脑放在面前，不知道先前在哪睡足了的猫崽，轻轻悄悄走来，两只前爪柔柔地放在我的左腿上，开始踩奶，一下一下，自己打起呼噜来，然后“轰隆隆”走到另一条腿上，再踩，一下一下。最后，在我怀里坐下来，脑袋朝着屏幕的方向。我的手臂此时是一个单书名号，她被括在其间。她看着我点开一个新的备忘录页面，敲下标题，要写她的故事。她眼神亮亮，来了精神。

从浦东打车回来的时候，我去 Fascino 买面包。绘梨说她在外面摸鱼，然后发了一张吃冰激淋、画画的照片。没过五分钟，我就坐在她对面了，Lunerus 营业到晚上十点。

这一天我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英雄走白路”，这似乎不是一句通用的谚语，但我的家人们从小就很爱说这句话，既表达了一事无成的结果，又直接进行了自我安慰，就像我跑到大老远的地方去，没和采访对象本人说上话，只是和对方经纪人聊了快一个小时，后面对话越来越尴尬，便提前告辞，跑走了。桌上还有对方今晚直播热卖的车厘子。而这个采访的工作后面几天还要继续。

回到法华镇路附近，稍微感觉松弛。坐在冰激凌店的时候，我看了会自己在十一月写的文档。当时写下它们几乎带着惊惧和一种不得不记录的必要，但是现在心情已然十分平静，添补了几个字的内容。

打烊后，我们往家的方向走。幸福里的门口还站着一个保安。原先要扫场所码的牌子已经无影无踪，凸显得那穿制服的人模样空空落落的，揣着手，看着我们，一种身份无法安置的感觉。

我们回家就是一条路，从东到西，走到底。偏偏到一个路口，我多嘴说了句，要不要去看上次她提到过的店铺，落人工雪的那家。她说去啊，看了下手机，“能不能散步到 12 点？”

我觉得这个目标有点远大，毕竟还要走两个小时。而我们只是计划松散地走一走。

但暂且先走着，新华路的晚上十点，没有什么人。绘梨问：“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吗？”

“最近尤其吧。过年一样的气氛。”虽然我这么说，但实际上我还从没有留在上海过过年，一种想象中的比喻。

新华路在很多时候都被宽宽大大的梧桐树叶遮护，景色很美。到冬天，树叶落尽，就看到梧桐树的枝桠纵深朝向夜空，一条，一条，像铅笔素描，也好看。每次到这种时候，我总要想起《女性瘾者》里的一句台词，非常无关紧要，完全不够刺激，女主角的父亲在冬天告诉她：“树干就是树木的灵魂”。叶子落尽的季节里我想到这句话，心里喜欢，因为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树，才意识到它们原来是毫无保留地在我面前，裸露着它们的灵魂，简单、直接，还需要在这个世界找寻什么另外的真相呢？还需要等待什么季节降临呢？最本质的事情此刻就在眼前了，只需要去相信。多么令人宽慰。

尽管拍了许多次，但我还是在新华路又拍了照片，无人的道路，和树。有一株树的背后是远远的高楼，几户人家窗口透出的灯光，就像礼物盒上装饰用的圆形亮片，又或者是彩色的雪片，亮晶晶的。还有一棵红枫树，宽阔地生长着。我走近它的时候，感到有一股味道在某处升起、飘来，我感到熟悉、怀念。我和绘梨说这总会令我想到老家。她吸了几口空气，说，烧东西的味道。是的，我说。

我们又走。在这里住了四年。我几乎知道所有大小马路、岔路的分布，然而绘梨还是要问，“前面横着的那条马路是什么？”

“番禺路。”

“番禺路是哪里？”

“你怎么连番禺路都不知道，就是海豹家啊。”

“哦，知道了。”

我说再前面就是淮海中路了。她又惊讶，说怎么这里可以走到淮海中路。我说当然。她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罗森的小票，记载着某日在店里买了豆浆和拿铁，起意说起现在也想去罗森。我在脑里想着附近的喜士多、7-11、全家的分布，然后是罗森——那可以从淮海中路再拐弯道法华镇路。

“这里还能走到法华镇路呢？”

“没错。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但走到稍微熟悉的地方，她也就知道了。比如，地铁站。只是可惜到了罗森，忽然发现原本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店铺改成了九点关门。里面灯光通明，货架摆着让人眼花缭乱的物品，还有一位店员在里面，但她疲惫地冲我们摆摆手。也是在今年吧，绘梨没带伞，我们约了去朋友家，她说在幸福路的罗森碰头，结果我来到这里等她，饮料和酒都买好了，她还说没看到我，再仔细一问，才发现她在幸福路的另一头，我在这一头。

这家罗森门口的台阶我也坐过，在这里，喝完了一罐麒麟。九点关门，对于一家便利店而言，可真的是有点早。我们继续往前走着，坐进了喜士多里。绘梨点了份关东煮，我没什么胃口，手机到这时也刚好没电，从包里拿出书来读。

她问我在看什么，不会还是那本《激情耗尽》吧。上次我们一起出门，我坐在她对面读那本书，她当时一句不吭的，但拍了张照片，圈出书名并打了一个问号。我很后来才看到，笑到不行，和她说那本书是谁谁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她说，我知道，我在豆瓣新书榜单上看到过。

不过今晚我随身带的是李斯佩克朵的《家庭纽带》。我意识到上一次读这本书是今年二月，当时带着回去过春节，没想到我自己这么快就在重读。说来，今年不少书的确是在读第二轮。第一遍我的确懂得不多。

深夜的便利店，有人牵着一只边牧进来。

我们走出便利店的时候，绘梨看了下手机，即将到 12 点了。她说没想到真的散步到午夜了，2022年还剩下最后 48 小时。

这个具体的时间描述令我紧张。十二月重新召回了心底里的不真实感，令我想要躲避。节日、总结、年终、跨年等等，我不排斥，可似乎想要拼命剥离掉任何“变化”或“过分仪式感”的状态去度过这些节点。度过这些时间。尽管我也做了少许这样的事，譬如算了下今年自己因为工作写了三十篇稿子；或者是看微信读书的盘点，“除夕，窗外锣鼓喧天，《罪与罚》陪你过了年；情人节那天《卡拉马佐夫兄弟》陪伴着你……”可是，有些事情就是不如表面所呈现的，不是吗。让我困惑不解的那些内里的质地，要怎么才能看得清楚透彻呢。

再上一次和绘梨散步，准确地说是骑车，是一个格外晴朗的午后。她很愉快，那天下午是 Aesop、蛋糕、咖啡、阳光、蓝天、红叶、腔调面的拼盘。她还自己去理了发，晚上独自在酒馆吃饭，可以说是“魔术师”的一天了。我出发的时候没有预期，但后来没和她说的是，那天的心情到后来几乎有点崩盘。回家路上大哭。而路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

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但是不知道这些感受如何演变成崩溃。有一次，心理热线的接线员在听完我的描述后对我说，“你就是太自大了。你总说’我觉得’、’我认为’、’我感到’，你能把自己放小一点吗？”

我说，如果我都不看重我的话，那我是什么呢，还有谁关心我吗？几乎是哀求着说出来的。

但事实也不是这样的。

我，我，我。这一年里，人们被打压、磨灭、膨胀、冷缩的就是内里那个被命名为“我”的存在。

今年的备忘录里关于散步还有一则 5 月 31 日的记录。那天也是我和绘梨在外面走到午夜。我没戴眼镜出门，因为封控时期眼镜腿断了，没法去修，那是我难得任由自己瞎了一般上街的经历，我看到车顶上红的蓝的光，交替闪烁，圆圆的、巨大，所有路灯都像蒲公英一样，发出毛茸茸的光。什么都看不真切，什么都变了一副模样。我当时还想着说，我要写一篇《近视散步》，后来，这个题目我记着的，但没有比备忘录里的七个字更多的内容了。

那个晚上似乎一直没有过去。临到午夜，从一个个小区开出去的汽车、直接在路边铺着桌布吃小龙虾的年轻人，还有总是撞进眼帘里走在路上却感到恍惚、犹疑的身影，所有人都像近视却没有眼镜的人，与我一样。

而世界从来不是突然变化的，没有开始和结束，只有感受是不是真切的这一区别。

倒数 48 小时散步，绘梨在途中淡淡说起一句，她这一年的变化还是很多的。

我没接话，也不知道自己的变化算不算多。

我和绘梨说晚上朋友圈很多人在转网易新闻的视频，标题写的是“致敬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

绘梨说为什么要扛，我不想扛，肯定有人不用扛的。

你知道在散步的时候无论说怎么样轻飘飘的话都是没有关系的。四月的某天我和绘梨讲《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说到全书快结束时的那句：“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在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绘梨问我：“为什么不要相互遗忘？”

我常觉得她总是能在不经意之间问出不寻常的话来。

这个世界一定有人知道答案的。有人描述，有人提问，有人回答，我们都是其中一环。

我大概会一直散步，在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地方，一直走，珍重地记着有意义、没意义的这些时间，并且等待着世界也以散步的方式来到我的面前。

死去的无花果树托了一个梦给我。她移盆了，已经安顿下来。她决定回到我上一个住址的阳台，朝南，自己站在右边的角落，比以前更挺硕。我凑近去看，她为了证明自己的生命力，根须像章鱼腿一样鼓动起来。我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听见海浪的声音。发达的根系很快撑破老旧的深绿色塑料花盆，伸向我，却没触及我。绛紫色。花盆的碎片落在我的脚边。她还在生长。

我醒了，想找人说这个梦，在对话框里打下过一段文字，后来想了想，还是删掉了。

就在前几天，一个女人来问过我，如何分辨植物是落叶还是快死了。

我说，气息。

那女人又问，待在濒死植物边上的植物是什么感觉。

我说，我有一株无花果树死了，悄无声息的，旁边还站着另外一株，叶子还没落，也没有再长过新叶子，保持安静。

秋天过后，她的叶子一片片掉落，我的确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她已死亡。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确认这个事实，我有的只是感受。比如蹲在她面前的时候，感受不到生的气息——就像我对那女人说的一样。但我彼时充满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照料，而且最炎热的阶段已经过去，她曾经还是所有果树之中更为活曜的那一株。我选择不面对，将她的位置移到晒不到阳光的角落。在为其他植物浇水的时候，我还能看见她沉默的枝杆。一天推过一天，我意识到所谓感受就是事实，不动声色的树杆，一天枯过一天。

入冬后，我在房间里连续度过三个晴朗的白天，几乎没有出门，很多时间躺在客厅灰色的沙发上。白天光线充裕明亮，让我感到过分富足，但是抬眼望向窗外，天空尘灰霭霭，什么都看不真切。如果有人和我说现在外部世界正从边境线开始塌缩，我丝毫不会奇怪。倒水喝的时候，我盯着木桌上的阳光，空气里似乎有物质在流动，在明晃晃的白光下，我能辨认出它们的踪迹，但说不出漂浮着的究竟是什么，空气中的水母？时间旅途中的蜉蝣生物？只有活着的植物晒到了下午的阳光。

我终于决定面对无花果树的死亡，伸手抓住她的身体，困萎干燥的她的身体。她没有反应。这也是必然的。我想了一会，是要连盆一起扔到楼下，还是如何处置。但她在这时碰了我一下，依凭她给的力气，我将她的全部躯干抬出了板结的土壤。错愕。她的底部没有任何根系，是，附着了泥土在上面，但其他的根须呢，竟然完全不存在似的，是个“空无”。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个结果。她毕竟是生过的，一年、两年，我见过她长出叶子，有一片五指张开，像极了钢琴家的左手。她不是来到这个家里就死去的，那些在时间里慢慢长出来的根须，怎么可能消失得那么彻底？

我想起自己没有开口对人说过的梦，于是打开电脑里的备忘录去找，以为自己将那个梦也和很多其他话语一样，尽管没有发布出去但至少复制存储在自己的地方。无果。我又去聊天记录里看，在我和她的对话框里，我说到我有一株无花果树死了，夹杂在晚餐与行程码的对话里，而后无头无尾地中断了。

于是我只好重新写。我写到她的根部如何丰满，写到她在我面前尽情展示自我。梦里面应当还有话语，有另一个场景，像虚影一般在我的意识之海里摇摆。我停在这里。无论现在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即使我在此刻想起梦的结尾，也是一种假装，无非是一个人运用了后来的想象力去填充已经彻底消失的空白。

如果要论说空白，我只需去看看此时此刻厨房的垃圾桶，无花果树枝就在那，黑色的塑料袋里，一条、一丝、一丁点根须也没有。这是事实，又不是事实。我用尖头园艺铁铲，捣碎花盆里的泥土，一下，一下，一下，像手握尖刀刺进女人的身体里。为什么离开我。

松土过后，我把一朵玫瑰枝条扦插进盆里，用刚才喝水的杯子给它浇水。

她还问过我一个问题，植物待在死过植物的花盆和土壤里是什么感觉。

我说，有时候新的根系会碰到上一位住客还残存下来的气息，有些拘谨，但也会轻轻地打一个招呼，然后和它说，我们把自己交给时间。

在想象中，有一座无声的城市，如同不用清扫灰尘那样，人们终于可以不用收听所有的声音。

人们不必听到窗外小学操场的午后游戏。五六十个孩子在玩闹，远远听起来，那种欢乐、无序，炸裂成一大团撕心裂肺的星云，尽管我知道那些十岁上下的孩子们只是在尽情玩乐，跑啊，跳啊，追赶，但仍然震惊于人类的快乐和痛苦竟然是如此近似的喧闹。

不必听到对面楼栋的夫妻大声争吵，那骂声像空中的塑料袋似的，打着旋儿，飘进我的房间。

不必听到从薄薄的墙壁传来的电视机声音，正在播放娱乐节目。

也不必听到突然响起的喇叭声。那声音希望把所有人都在太阳下山时分赶下楼，检查当日的健康状况。我努力朝着窗户外大喊，“太吵了”。然后我的声音像是晾衣架上没夹稳的被单，晃晃悠悠飘下去，落在车棚的红色铁皮屋顶上，变成一个众人取笑的景观。

无声的城市里，居民得到了内心的安静。

终于可以乐业安居。一部分人，在桌子上敲打着电脑，去生产今日的不重要内容，或是修改着数据库，然后在空闲时间，情绪平稳地阅读社交平台的信息——人们不看新闻的习惯已经保持得很久了——即使直觉告诉他们，大事已经发生，但是没有讨论，网络上没有一点儿声音。

一只鸟儿飞过，城市在寂静里。

我们躺在日落后的公园草地上。

“蝙蝠。”小潘说。

“那是蝙蝠吗？”

“对，蝙蝠的翅膀就是这样的。”

天上的云不动，原本有水波纹的地方也渐渐汇合在一起，拼接成为一张完整的夜幕。树的叶子变成黑色。实际上，躺在野餐垫上的时候，我就已经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旁边，所以视线一片模糊。眼前天空是否有什么生物飞过去我一点也看不清楚，但不重要。我在那刻觉得有些累了。前面他们起哄说要练习下腰和后空翻，我的核心几乎毫无力量，他们两人抱着我的腰，一个人在前面拉着我的手掌，在我无法依靠自己手臂撑住身体重量时，和我说：“抓住我的脚踝。对，抓住它，撑起来。”最后我还是不能说自己学会这个动作了，而且他们三个人也在这次的尝试之后知道这对我来说的确是充满难度的动作。不过小潘还是乐观地总结了一番，“怎样，这个动作是不是能让人心胸宽广？”他示范的时候就向我一再强调，重要的是手臂和肩膀的位置要张开，用这个力量去支撑自己的腰部，“打开你的心胸”，我在心里重复，也许这个动作的确很有用，不过可能我还需要更多时间让心胸变得更加开阔。

我还从没在日落后继续逗留在公园的草坪上。

因为这很没有道理。没有太阳可以晒，为什么躺在这里？

五点，太阳刚下山的时候，我们在另外一片草坪，那是一个游乐区，“勇敢者乐园”，二十块钱，可以玩三十五个项目，攀爬、平衡木、索道之类的。里面几乎都是家长带着那些个头不到一米的孩子们在玩，跑上跑下，除了我们四个成年人，在里面追赶着彼此把几乎每个项目都试了一遍。“魔鬼训练。”小潘是教练。乐园里两个极需依赖核心力量完成的项目，我都在尝试了第一二步之后就很快放弃了。我想起我的小时候，总想象自己一身侠义，能掌握轻功，飞檐走壁，但实际上七八岁的我如果和亲戚或朋友来到这样的场地，我一定是紧张又胆怯地排队在末尾的那几个孩子之一，或者更早拒绝尝试任何令我感到不安、危险的体验，而只满足于当一个旁观者。可现在，我个头一米六，二十八岁，我可以爬上那些绿色的绳索网，我可以踩在木块上水平爬行，而不觉得惊恐。我在玩童年的游戏。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在想可不可以之后的每一天就只需要让自己像现在这样快乐就好了。

在我们玩完所有项目后，在草坪上分食中午还剩下的零食，喝水，还没有歇息多久，前面把我们招徕进乐园玩的门卫已经开始在催促人们离开。“五点了，关门了，把东西都收拾一下。”dj说果然是国企，下班时间真早。门卫是个五十来岁，穿一身深色衣服的男人，他自己已经收拾好了，戴着红色的棒球帽，背一个红色双肩包，有位穿黑裙子的女伴在门口等着他。两人一起确认过小乐园里没有任何游客了，就一齐往大门口走去，身体之间空着一个人的位置，但表情亲密地在聊天。

“下次早点来。”保安前面锁门说，看出我们的意犹未尽。

“整个公园几点关门？”

“你在这里待到十二点也没关系，他们又不可能不让你们出去。六点后只出不进罢了。”公园里也许有人会巡逻，但如果有意躲在里面，这些树林间，也难以被发现。

因而我们路过下一块草坪的时候，又开始摊开野餐垫坐了下来。

“侧空翻还没翻呢，不是要学吗？”

海豹演示了下动作。我拙劣地模仿了。尽管我认为自己的脚没有抬得多高，在空中画出一条弧线，但她们说我已经掌握了。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背靠背站起来？”

“怎么做？”

“就是《欢乐时光》里人们做的那样，你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要相信对方，抵靠着对方的背站起来。”

试试。第一次、第二次，我参与的都失败了。然后他们三个人来了一遍，非常顺利。我又加入了进来。两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三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四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

我们共同欢呼了一阵。

然后便是在日落后躺倒在草坪上的片刻。草地的湿气比起午后而言明显了许多，三五分钟后，蚊子也飞近了。

“我们走吧。”起身，收拾好野餐垫，放进巨大的白色帆布包内，里面还有我们没有吃完的玉米片、火腿和面包。不过带来的四瓶啤酒已经全都喝完了。

这座森林公园占地据说有将近两千亩，往门口走的时候，身后是黑漆漆的一大片水杉林的影子，我们才意识到一整个下午我们都只在距离公园门口不过四五百米的地方玩乐。

昨夜离开家的时候，我身上带着的东西：钥匙、无线耳机、两片卫生巾、一包扁扁的纸巾、一张口罩和一瓶酒。一升装的12年威士忌。

就是所有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晚上回不去，或者更多天回不去。又或者，我心里知道，但也只能这样潦草地走出家门。

微微下雨，撑着伞走，在暧昧的视线里，小区外面的马路冰冷悄清。前一夜，635弄那一片的商户已经关停，而昨夜提前拉下卷帘门的店铺自然更多。24小时不休止营业的便利店也关门了，留着一道蓝光，而其他的地方，警戒线拉起来了。视野前方，红的蓝的光闪烁着，总是那样，红的蓝的光，交替，危险、恐吓。有一个人从对面走来，不知是偶然回家的居民，还是工作人员，他黑色的身影把灯光打散，迷迷蒙蒙。我在路口停了一会，打算不往前面去，抄一条小径离开这个区域。或许是我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让我此刻想起来，觉得当时那个迎面朝我走来的黑影更像是一个幻觉，在行进到一半的时候，被中途斩断。那个影子就是原本即将迎面撞上的我自己。

前一夜，午夜的巷子口，一辆“春秋旅游”公司的大巴车停在那儿，车身内亮着一排幽蓝的灯光。

旅游？

人们失去了今年的春天，然后是秋天，被严厉、蛮横地禁足在家，而现在深夜突然被要求离开家，安排坐上了“旅游车”。去哪呢。漆黑的、无尽的夜。

我当然又会想起很多别的。

“春秋旅游”，它的名字变成一个恐怖的梦，多少人的生命，按2天、7天、14天计算的方式，累积着，因为一个荒诞至极的春秋大梦而被无端端浪费。

等我走回来的时候，车子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地医疗垃圾。回家，睡觉，醒来，在窗口听见喇叭声：

“17号楼、19号楼，请做好核酸的居民带好随身物品，下楼转运。”

“635弄全体居民，现在开始一小时内全体居民居家。”

头痛欲裂。我在手机里看到照片，我们所在区域左右两边的马路已经被堵住，外卖和快递也只能送到路口，再也进不来。我们又被围困在里面。

等过了几个小时后，从窗口看到马路已经通车，我们短暂出了门，也是因此，在更晚的时候，我带着酒，去附近朋友家吃饭，抓住短暂的松动的瞬间。还没有聊多久天，就在手机上看到照片：小区门口被拦起了警戒线。

朋友说今晚可以住在他们家。我们喝了很多酒，聊天到三点多才去睡。

陌生的床铺，像一艘木船，白色窗帘有时候被轻轻吹动，从外面吹拂进来的凉意带来如同水面涟漪一般的漂荡感，落在伸出被子外的左腿上。我不困，但脑海是空白的，能抓住的似乎只有这种冰冷的感觉，它是全新的。

醒来，我想，我在哪，我拥有什么。回不去的家的钥匙、无线耳机、一片卫生巾、一包扁扁的纸巾、一张用过的口罩。

我能去哪里呢？也许能在朋友家继续住几天。没有衣服，就购买衣服；原本要出差的安排，就此取消，我在手机上告诉合作方这个消息，她很快回复了“理解”，没有任何惊讶与意外，因为已经历过太多次了。她很快为我们把车票退了。我很遗憾，因为我们原本计划要去海岛，这几日已经开始降温了，等这次封锁期过去，海岛的风已经不知道多剧烈了。

我能去哪里呢？也许最后只能自投罗网。走进那条封锁线内，告诉对方：我想回家。我熟悉的房间，那张小床、我散落在木桌上的翻开没读完的书籍、向南的窗台边的植物们。

他们允许了我的进入，然后我不再拥有出去的可能。

想着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懦弱就会像藤蔓一样长出来，我没有拒绝被它们包裹。去哪，都有可能，但又无处可去。等到下一次被炸出家门的时刻来临吗？

我感受着自己的孱弱。它是如此折磨人。它一遍遍提醒着我自己，我什么都没有。

上午刷牙的时候，站在朋友家的盥洗室，拿起牙刷，发现自己并不能特别清晰地能记起昨晚新拆开的牙刷的颜色，是那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它们被一齐放在漱口杯内。我开始彻底被这些生活细节所背叛。它们离开我的脑袋飞行。我又开始想起那个在二十六岁做过的自己的得了阿兹海默症的梦。

我拿起手机，看到上面的图标还停在“飞行”模式上，我不想接电话，在前一日，就已经有五六个陌生号码，既有座机也有手机打来的。同住一个小区的朋友已经和我说过了，居委已经盘问过她在早晨八点为什么没有下楼做核酸了。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对话上面。

我的手机已经开了超过24小时的飞行模式。

我在漫长的飞行。不知道何时落地。

微信群里，人们说小区已经确定有一例确诊，一位七十一岁的老太太，每天的行动轨迹除了家，就是附近的西法华菜市场。在下午的全市疫情发布会上，她作为第二个感染者被公布了信息。而那天晚上我所看到的全小区转运的地点——有消息说，小区内确认了 58 例阳性确诊，工作人员以在小区环境中检测到超标的病毒样本为由，深夜要求大家离开家，坐上门口的大巴车，去酒店隔离——没有任何信息被透露在那场发布会上。

邻居说做好小区要封闭七天的准备，却没人知道应该把哪天算作封闭的“第一天”？

一枚肆意发射的导弹，不偏不倚落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那些领导用四条路名划定了一个范围，当晚整个矩形区域都被安上了绿色铁丝网，整片合围。每一个网格都能就地成为集中营。再也没有安全的地方。

离开家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可能每次都能逃脱。而实际上，我已经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朋友家的黑胶唱片机在放一首我从没听过的歌，我只捕捉到里面的一句歌词，“run run run for your life”。

我不知道下一步，也永远无法想清楚。我感受到恐惧和自责还会从四周侵袭我的内心，即使我如此痛恨这一切。我还是会忍不住要哭泣，但我和我正在滴血的身体，在冷静下来的时候，也都知道，最简单的想法只有一个：“能离开真是太好了。”

夜晚，还不到十点。这里显得沉静。绿灯，但没有车经过。亮黄色的路灯下，一株悬铃木，叶子朝上分岔生长，膨胀，像骨架反折的雨伞。

五月底，就在这片光源下方，白蚁飞旋如雪。

我站在相同的位置望着夜色笼罩的绿地。当时路口热闹又喧嚣，四周被关禁闭两个月的人都走出来，一个孩子骑着小小的单车在树下仰头望，问身边的父亲，那些虫子是什么。

现在，安静太多。凉风吹过黑色的短裤管，我的右膝盖在今晚添了一个蚊子包。会是今年最后一个吗。发痒。

六月初，我与人约在绿地旁边的长椅上，谈工作。咖啡厅还不能堂食。我很快就喝空了杯里的液体，剩下一堆还没融化的冰块。聊得久了，我会分神晃一晃它们，清脆的碰撞声把我拉回到现实。路人，尤其是岁数大的，常常会看向旁边坐着的我们，眼里露出对不戴口罩的指责，我也继续晃晃手中的咖啡杯。我们只能在这里。

那时，绿地的出入口，一个个，都被围挡着，旁边贴着黑白打印的告示，说未来如果进入公园上厕所，也需要扫描厕所码。 此时，围挡依旧在那。我不知道是新安装的还是一直没有拆除，就像我昨天才发现小区隔壁楼栋因为出现“密接”再次被“全楼封闭管理”，警戒线挡住铁门，里面的所有人在 48 小时内不得自由进出。另外有一位穿蓝色防护服的人员在门口 24 小时看守。凌晨，他坐在黑暗中看手机里笑声不断的短视频，不知道几点会打盹，也不知道他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

我站在绿地外围，看着树丛中被灯点亮的木栈道。我知道无论穿什么鞋子，走在上面，都会发出声响。只是此刻一片阒静。一位遛狗的人，走在我的前面，戴着口罩，手里牵着一只金毛、一只拉布拉多，突然掉头，不再往前，横着穿过了马路。

还需要凭借出门证才能离开小区的日子，绿地旁边的长椅空位很难寻得。年轻人带着酒精、薯片和蓝牙音箱从家里迫不及待地出来，占领空位，占领台阶，和朋友拥抱，和陌生人打招呼。理发师、按摩师也直接在这里做起生意。最热闹的那天，我原本也应该去的，三个朋友不约而同地在那相遇，还聊到了我。而那天我已没有出门的额度，只能在家里收着信息：“她问你怎么不出来？”

我出来的那天，在这里翻越边界。绿地东边那条马路是长宁区和徐汇区的分界，当时不被允许跨越，道路被障碍拦得严实。我骑共享单车来，在绿地边锁车，学着几个人的样子，踩上一张椅子，跳下去的距离不算太高，然后再就近找一辆新的共享单车，骑去那些原本熟悉但已陌生如另一个疆界的街道。

也是那天，我看到铁皮屋被四个人推着，放置在绿地广场的一角，然后他们拆去和包裹易腐蔬菜的保鲜膜相似的透明包装，露出荒谬滑稽的两个圆形孔洞。现在它已经被使用了一个季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上面竟然挂起彩灯，到了夜晚，颜色花哨的灯珠轮流闪烁，张灯结彩的苦难。

八月，我痛苦地认为在上海不再可能散步，人们失去了马路。可九月，我又回到这里。

我想起朋友在方舱看见的一张悔过书，黑色水笔，手写，放在护士台上。“你好，我知错了，我这次出去拿东西，我错了。……我在网上买的东西，出去拿，因为生活，我对我所做感到深深后悔。”

秋天，我经过华山路地，想起这些，在备忘录里记录着，微不足道。

行走，一步步重新来到，

观看，被注视，我重新学会。

——《布拉格64年一月》英格褒·巴赫曼

1

如果生活在这座四线城市，我大概每天都在骑电瓶车。

共享电瓶车的蓝色安全帽被一根长得如同电话线一样卷曲的、珠光白的线系在车上。我戴上，像一个移动着、打座机电话的人。

五公里。我把地图导航打开，打算骑去长江边。

2

车篮里放着一个矿泉水空瓶。

刚开始骑的时候，碰到路面磕绊的时候，空瓶会被震荡一下，弹起来，危险，又落回黑色车筐里。我驾驶得小心翼翼，又希望速度能更快一点，像藤原拓海对待驾驶座的豆腐一样。

不过在路边看到第一个垃圾桶时，我就把那个空瓶扔掉了。

3

新城里，新开的楼盘真的非常多。

它们的名字：兰桂花园、恒大绿洲、上峰上城、国际华城、宏宇嘉城、西湖春城、福景东方城。

住在里面，一个人很容易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里。从一个窗口可以飘到另一个窗口；窗户内的生活，装修各异，但又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4

去江边，我只需要一直往西边骑。面前只有一条马路。

初秋午间，通令这条四车道的马路十分空旷，不过看起来并不洁整，栾树落了一地黄色的花。视野里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移动。耳机里切换到好听的歌曲时，我会跟着哼几句。太阳光把我大腿裸露的皮肤照得滚烫，我能想象身体颜色的变化，但不是这么在乎。等到冬天，一切就会复原。而冬天就在眼前。

5

我第一次留意栾树这个名字，是在一场催眠体验工作坊上。一位看起来中规中矩的男士被邀请上台测试，催眠师问他想要成为一株怎样的树，他说他喜欢栾树，盛大，颜色美丽。继而催眠师让他躺在两把椅子之间，想象自己是一株栾树，后来不知具体对他说了什么，反正他的身体似乎就变得坚硬无比。为了能够见证神奇，催眠师又邀请了几位参与者去踩在这人的背上。

“你有什么感觉，觉得沉重吗？”

“没有。我感觉不到。我是栾树。”

虽然是我亲眼见证的，一种真实，可我对突如其来的魔力总是心存怀疑。

6

巧合的是，朋友前一天也和我讲了一个和树有关的故事。说是本地有位通灵的师父，本事很高，料事如神，而且他有一个其他人无法比拟的特点：他能看出每个人是一株什么树。

朋友母亲去请教，对方说她的妈妈是一株桂花树。这个答案令她心里一凛，母亲老家的院子门口可不就有一株桂花树吗。而且母亲就是这么一位开枝散叶、芬芳明显的人。

师傅又接着描述另一个人，说这人是一株小松树。她母亲觉得特征都吻合起来了，“就是我的女儿。”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问。

朋友也说不上来。师父只说到一个人是一株怎么样的树，至于背后有什么含义一概笑而不答。

“我妈一开始的想象是那种长在悬崖峭壁上的小松树，可焦急了，觉得我将一直孤独。”

那时我们在午夜的城市走着，夜宵摊都收得差不多了。我指给她看，眼前路边一棵修剪齐整、朝上伸出五六个分支的小树，“这不就是一株城市里的小松树吗。”

“对哦。”她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不过当我凑近看叶子，我知道自己识别错了，形状类似，不过大抵是另一种灌木。

她笑笑，露出尖尖的小牙齿，看起来她自己喜欢“小松树”这个答案。

7

这座城市如果依靠步行探索的话，可能没有太多惊喜。

小区名和商场名可以为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人建立起生活的坐标系。

前一日，我自己散了两三个小时的步，中途在万达商场的星巴克买了一杯鸳鸯拿铁，穿黑围裙的店员用我卡上的一颗星星换了一份意式浓缩，添在饮品里。我拿着咖啡，在周边晃荡，没什么特别的去处，后来在一条小径旁的石板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过来问我时间。我和他说马上就要四点了。他一声不响就走了。

旁边有几株枫树的叶子看起来可爱，小巧的，黄绿交杂。远远看那些黄叶，以为是秋天的迹象，实际上只是在夏天被灼烧的叶子。

我怎么又在说季节的事。一直说的话，人就会被季节困住的。

8

独自去江边的前一日，走在路上，风吹在身体表面，凉凉淡淡的。今天骑着电瓶车，感觉时间倒退回上一个季节了。

看到江面的时候，共享电瓶车发出“滴”的一声，突然断电。我停止在临江的大马路上。在手机上看，原来这条线正好是禁行区的边缘，车辆不许超过城区的范围。

电瓶车身笨重极了，我推着，拖着，往地图显示的蓝色区域退了几步，把车锁了，跑去江边。

9

去江边，没有目的，只是去而已。

走下台阶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到无聊。看得出来这片滨江区域修建得太好，不过是多出一个绿化带、一个市民步道罢了。果然不远处就可以看到治安船只和一些熟悉的标语。

岸与江之间种了许多瘦弱的柳树，叶子还没长到可以飘扬起来。草很茂盛。我没走多久，就找了片舒服的地方躺了下来。

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能力走得更远了。

我和自己说，躺一会儿，就走。

当然，作为一个现代人，还拍了几张照片，和没拍一样。

10

这个凌晨，我买了下午五点离开这座城市的车票。

在这里的倒数几个小时，我躺在江边的草地上，一小会。

11

借住在朋友家，原先说好到下个周三，然后我再看计划出发去哪。她人极好心的，腾出了主卧给我住，自己住在小房间里，说是自己想要体验睡在自己家客房的感受。

周日晚，我说过晚安后，关上房门，打了一个电话，十几分钟，到末尾的时候已经在哭了。匆忙挂掉后，忍不住嚎啕起来。用纸巾擦眼泪，一边听到外面的脚步声，清晰的，然后是关门声。我这么醒着哭着到凌晨三点，中间听到不止一次朋友起夜的声音，还有她轻轻的咳嗽声。我想，我真的是一个太糟糕的客人。但在夜里，一切都变得难以承受，内脏那些，内心那些，甚至觉得额头都开始发热。如果今年在外地旅行时发烧，应该会进入寸步难行的境地吧。

我已经感到无法行走，无法流动。

第二天，我向朋友告别，回到上海。她有些意外，却依然温柔地和我说：“下次欢迎你再来。”

12

朋友说她的外公家在长江中心的一座岛上。

外公去世后，她搬去那里陪外婆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白天去田里做农活，黄昏的时候就爬到二楼的平台上，一个人发呆，抽烟，也常常大哭。家里人都陆续梦到过外公，她问母亲，为什么她从来没有梦到过？那四个月的黄昏时光，她有时候看着变幻莫测的晚霞，感觉那就是外公在陪伴着她度过那个阶段。

她写下了这个故事，在我离开之后发给我看，告诉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回复“谢谢”，却不敢细读文章。

13

在通令的最后一天，我没有越过江岸，去岛上步行。我从草地上起身，去找那辆停在地图边缘的电瓶车，戴上安全帽，转动车把手。返程，五公里。

14

几天之后，一个独处的午后，我终于点开朋友发我的文档。我想起她抽电子烟的样子，走在公园里，我询问她电子烟需要多久充一次电，电量是根据抽几口来计算的吗，充满一次电可以吸几口烟呢。她笑笑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的烟弹是可乐味的。我一直闻到味道，后来借来抽了一口，只抽了一口，就还给她了。那时我们面前是荷叶连成一片的湖边，没有一朵仍在开放的花，太阳正在下山。

我一字一字读完她写的文章，再次哭泣起来。眼泪落在另一座城市。人应该学会如何爱着彼此，我们才能真正存在。

2022年9月10日

巷末的人家在过道内支撑起一张蓝色棚子，落着方形的阴翳在路上。我们面前只有这一条道路。视野里，两个人沿着墙壁坐着，手搁在中间的圆桌上。还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站着，在抽烟。

这个地方很小，没什么人经过这里，更别提游客了。我们想来江边看看，偶然经过这里，穿过了老街，越往里走，越是些不起眼的低矮的普通民房。棚子下的人装作仍在彼此交谈的样子，实际上目光都落在我们身上。我开始留意到，他们的对面，大开着的铁门边摆着两个白色花圈。我内心有幽灵般的恐惧浮现，但选择不动声色，继续抬脚走着，并把目光集中在前方。身边的同伴还在继续说着先前的话题，激动着讨论一个近来惹恼了她的男人。

就这样，一人察觉，一人没有察觉地，我们从门口经过，从阴影的中间穿行。就要从这条道路上转弯的时候，哀乐响起，悲戚的音调像水流从巷弄中涌出，沾湿我们的裤脚，变得沉重。同伴才意识到气氛的变化，却又当作是一个寻常的午后中一段怪异的插曲，问起：“怎么在放这样的音乐？”

我继续沉默着。我知道，葬礼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