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笔记

我们坐在 dip-in gelato 旁边已经关了门的服装店的门口，矮台子上。那些周五晚上穿着精心的男男女女一个个路过我们面前。我只看得见他们半个身子。

这家冰淇凌店营业到晚上十点，挑两种口味35元，三种45元。我说想来吃夏日限定的无花果叶口味，于是等CH下班，就走路过来，却发现已经售罄，只好点了萨芭雍蛋酒，和两个别的口味，乳白色、玫红色和深玫红色装满一纸碗，插着两个勺子。

好久没在晚上来过富民路了。竟然这么热闹。在我们之后去冰淇淋店的人还很多，门口换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前面的八品脱门口也站着许多拿着酒杯的年轻人。已经是夏夜。

我们吃着冰淇淋聊天。有一辆车牌是我生日数字的轿车从面前驶过，我还注意到了。我们说话，这这，那那，这这这。偶尔沉默的时候，我就再在街上找到东西看，路过的男女的手持物、对面的招牌、树。有一个乞讨的人摇着他的杯子路过，我们把脸转向了别的方向。

不知道过了多久，卖花人从道路的右边走来。她手里拿着一个亮灯的气球、十几束用廉价塑料纸包装的白色玫瑰，还提了一个补货的大袋子。

“小姑娘，鲜花买吗？”

我们摇头，连应答也没有。

卖花人沉默了片刻，挤出一句，“那送你一朵花吧。”

我接了过来，只好说：“祝你今晚生意好。”

“不收你钱。”她强调说。

“哦哦好。”我说。而后，她又给CH了一支，“也送你一朵。祝你发财。”

“你应该找那些有男生的推销”，CH建议她。

卖花人说：“送你们花啊，祝你们都发财。多多发财。”立定站了几分钟。

我们中止了讲话。CH把花递给卖花人，“要么，我们就拿一朵花吧，这个还给你。”

卖花人不接，身形纹丝不动。然后她又说：“发财啊，今年多多发财，祝你们。送你们。”

“是是，你也发财。”

“发财，发财。”

又僵持了几秒。卖花人从右边走到我们左边，又定住了，目光往前看着。我把转过来，不愿去看她。的确是有些铁了心，不想为此付费，不想因为对方有纠缠就妥协。毕竟曾经上过的当，总不愿每次都一样，被一些把戏圈套住。那不然自己像什么呢，被挑选中的的倒霉蛋？

她似乎还没有走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聊天。于是就先不响，等待时间过去。某一个空间的时间凝固了，有另一些空间的事件也许就会被加速。比如木质结构的房子在这个时节容易飞出白蚁，在夜晚灯光亮起的时候，盲目地冲撞，发出哗哗哗的声音，好几张翅膀掉落在奇怪的地方。清洗电扇的人终于找到了家里的螺丝刀，把扇网取了下来，抖落的震动吹起了细薄的一层灰，他打了一个好远的喷嚏。酒保再次和踏进店里的客人解释这里已经没有座位了，他们可以留下电话号码等位。等等，等等，或许就有这样的事。而我们依然在沉默着。

最先开口的，是卖花人。她转头看向我，说：

“要么，你们还是随意给点钱吧。”

说完，把胸前挂着的微信收款二维码举向我。

我吸了一口气，左手伸向了裤兜里的手机：“好吧。”CH也把手机伸过了扫了扫。然后卖花人才真的提脚，继续朝着左边走去了，走远了。

我们手里多出一朵花，古怪又新鲜。CH笑了一下：“刚刚她站在这里，我还想说一定不付钱的哈哈哈。”我附和说，我也是。“可是她一服软，说你们还是随意给点吧，我就想算了算了。”我再次附和，我也是，我也是。要是她只是胡搅蛮缠一下，也许还会果断拒绝，可是她最后还是没有放弃表明真心的机会，讲出了真心话，便会觉得她都这样了，也就那样那样吧。

“所以我们还是太心软了是吗？”CH说。

是吧。这也是之前会心甘情愿受骗上当的原因。心软的时候，会收下自己并不需要也不喜欢的花束，还为此表示答谢。

冷静时再想想，也许自己把完全示弱当作最后一种防线吧，所以以为对方在讲出那句话的时候也已经到了极限。

夜晚滴滴答答地流逝，路灯隔几分钟会再亮一次，从左往右走过这条街的人，和从右往左走过的人也许是同一拨。

很巧合，同一周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在查阅资料，看到正好是一百年前芥川龙之介来到上海。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卖花的“老婆子”，走到他们身边，“嘴里絮叨什么，伸出手，摆出一副乞讨的样子。”那时候他感到美丽的玫瑰花被贪得无厌的人贩卖，却仍然感叹了一句，“人生啊……就是这落满玫瑰的道路。”

一百年后，世界还是一样，路边掉落不被看重的鲜花。

原本要往一家西式简餐店走去的，途中看见一家上海快餐店，门口立着招牌，“冷面系列”，站住了脚。

鸡骨酱冷面、杂酱冷面、香辣牛肉冷面。

是夏天当吃的食物。

改主意，坐进去，点了份鸡骨酱冷面，又加了份三丝浇头。拿着小票，去旁边玻璃窗口，等服务员把给在街头买熟食的客人点的单装好，再来给我夹面。圆白盘子，黄澄澄的粗面，浇上黑色的酱油醋汁、榛色的花生酱汁，夹上切得细细的黄瓜丝放在盘边，再用铁勺舀一勺肉酱汁，递给我。三丝浇头另用一个方形小碟盛来。

我一个人坐进四人卡座里，准备开动。

吃冷面的时候，会想到之前在杨浦住的日子。

那时周末会有一个保姆来家里做饭，我跟着朋友叫她“大妈妈”。大妈妈做得一手好菜，都是地道上海口味。裹满面包糠的猪排，放进油锅里炸，拿出来用厨房纸巾吸过油之后，金黄的、脆脆的，装在盘子里。有时也不切，一人一大块，端到我们面前。还有大汤碗里盛得满满的罗宋汤，舀一勺，满满的土豆、肉块、红肠露出来，端着碗喝上一口，嘴边也都红了。再想起的就是大妈妈拌的冷面，浇头永远都不会缺，醋一整瓶也会摆在桌子上，让我们如果觉得不够味自己添。那张六人座的家庭餐桌，我经常坐在靠墙且靠过道的位置，而大妈妈常常坐在我对面的位置。吃饭过程中，有时我们说一些话，大妈妈不加入。安静的时候，如果我和大妈妈不小心对视了，她就会指指桌上的菜，和我说，“再加呀”。我唯唯诺诺地点头，“吃够了。”

大妈妈在厨房的时候，经常会放广播或者音乐听。她有一台红色的小广播机。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大概已经五十多岁了，有一个念职高的女儿。据说平时不用工作的时候，她会和自己的小姐妹一起去KTV唱歌，她会通过小广播机学习那些歌曲怎么唱。她包里会放着一张字很小、写着歌曲目录和歌词的纸张，可能是买机器时赠送的。有些曲名前会画一个圆圈，我猜是她喜欢的歌曲。家里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她会坐在餐桌抄会歌词，戴着她的眼镜，那时候我就尽量不往厨房走，不然碰到了，她会挪一下椅子，让我过去。

我想，要说大妈妈是地道老上海的证明，除了她做的菜肴，还有一点，就是夏天时她会买蝈蝈放在阳台上。天热时，蝈蝈没命地叫。那是一个新式小区，电梯房，我们住在十一层，阳台摆放着滚筒洗衣机、升降衣架和一些杂物。一只原本应当生活在草地的蝈蝈，就在这样的地方，扯破了喉咙叫。好像曾经她和大妈妈提过一次，但后来一年，大妈妈照旧带了一只蝈蝈上来。不知道这几年是否依然。

大妈妈是那种不太接受人情的人，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属于上海人的一种精神，凡事都要分得清。有一年端午，我从嘉兴带了粽子来，也给大妈妈送了一盒。她一开始谢绝，说自己不收，后来拿回去之后，她在之后不远的某某日送了我一个星巴克的冷饮杯子，一定要我收下才行。

周日下午四五点，大妈妈就会把妹妹送去坐校车的地方，然后她再直接回自己家里。大妈妈走之前都会戴好她的帽子，拎着要带回去的东西。周末没吃完的食物就留在灶台上，她会嘱咐说哪些是留给第二日我们吃早餐的，哪些是后面几天热一热就能吃的。有时候冷面做多了，也会在冰箱里放着。没有浇头了，单拌上酱也是好吃的。

我加了些辣油在盘边，拌了些面吃，想着这些，也在想冷面到底是怎么做的？自己今年在家是不是可以做？拿出手机查起菜谱来，才晓得原来上海冷面要做得好吃，首先要蒸过，八到十分钟，然后再放锅里煮熟之后，冲凉、沥水。起另一口锅，烧热油，等油稍凉之后，倒进一旁的面条里，不停用筷子抖开挑散，要拌得均匀。再次就是酱汁和浇头的准备了。

我爱吃茭白，好久没吃到了，第一口夹起今晚这盘三丝时候还差点忘了这个食物的名字。三丝浇头吃到后头，肉丝、青椒丝还有剩下，茭白丝被挑得干干净净。肉丝不吃的原因，是因为餐馆里做的肥肉太多，能吃下几片，然后肥的都留下来了；青椒丝，我吃它在一道菜里带来的综合味道，但总把它视作一种配料，而不是要吃进肚子里的食物。我奶奶小时候说我挑食，就是说不吃“相料（江西话里的“配料”）”的人。

我有诸多奇怪的饮食禁忌。那几年，在大妈妈面前，我应该总是表现得客气的，掩藏自己，不吃的东西就趁机扔到她的碗里，比如早餐银耳羹里的红枣。但我想大妈妈一定也在观察着，形成她对我的印象，就像我写广播机、写蝈蝈一样。再也许，她知道一些我不知道她知道的事情，毕竟我们都不知道谁记住了自己说的哪句话、做的哪件事，最好没必要，再不要提及，抱着侥幸。

我可能再不会改正自己诸多奇怪的饮食习惯，不过在做饭、点餐时，可以避免的话，尽量少浪费些。食物之神，宽恕我吧。

冷面的盘子空了。我起身走了。

下午四点钟出门。

先是碰到了正在上楼的外卖员。手提袋里装着一盒沙拉。谁这么早就点了晚饭？外卖员一边爬楼一边在看手机里的短视频，里面传来人的笑声。看到我之后，他在手机屏幕上点了几下，关掉了视频，给点餐者打电话。我想也许是楼上那个遛狗的男人点的餐。我遇到他几次。每次他家的雪纳瑞都会先跑下楼，然后他再沉默地走下来。小狗很粘他，看到迎面来了陌生人的时候，会停下来等男人跟上，或者掉转头跑回他身边，尾巴一直摆动着。男人总是脸色不大好，把狗绳拿在手上。

“喂，你好，你的外卖到了”，外卖员继续爬楼，已经过六楼了。

电话是功放的，对方有点沉默，缓缓才应答，“好的。”

推开单元门，先看到一个背着 Prada 黑包的女孩从前面一个单元出来，穿一条 lululemon 的黑色运动短裤，紧身，logo在后面的裤管上。她染一头麦黄的头发，底部剪得很齐，步伐轻盈地走着。像是要去健身馆，又有点不像。她比我先走到小区门口，等我走出来时，就没再看到她了。

然后，我和一个提着透明塑料袋的男生擦肩而过，他穿白色短袖，挺着凸出来的肚子。我低头看见袋子里是散装的雪糕，三色杯、梦龙都有。

一个爷叔也朝我走来，两只手都提了东西。右边是几种不同的青菜，左边是半个西瓜，红面朝上。他慢慢悠悠走，好像要再去前边买点什么。

家附近的打印店，不愁生计的样子。我走进去，说要打印些东西。老板娘让我自己操作就好。我点了点其中一台鼠标，电脑显示屏被唤醒之后，先亮相的是一个砍砍杀杀的页面游戏，还有一个确认的弹窗。我坐下来，登邮箱，下载文档，按下打印键。黑白单面打印，20页，花了20块钱。

和打印店的怠工正相反，农工商超市的员工显得积极、勤奋，和我推销一款注册会员之后就可以享受买一送一的火炬雪糕。我摇了摇头，说要买冬瓜，请她帮我切一些。

“切多少？”

“少一点”，我在瓜上比划了一个距离。

她应着，拿出一把长刀，准备切了。剖进去，卡住了，有些费劲。她看了看，说：“切得有些歪了。可能会比说的多点哦。”

“好，没事。”

全片切下来的时候，我一看，切出了一个梯面。“这好像太多了。”

“那你就做两餐吃吧。”

“我一个人，感觉吃三顿都够了。”

但我还是接下来了。并挑走了最后一捆水芹菜。去付账的时候，看到切冬瓜的员工把空了的菜框往边上叠，“又清空了一个品类”，她和旁边人说，用开心的语气。

我想起那天还在和一个刚搬来这个街区居住的朋友推荐可以来这家超市买牛奶。我常喝光明的致优，原价是29.9元。今年有段时间上涨过5元钱，后来在电商平台上又降下来了。辞去上一份全职工作之后，有时候我就来这家超市买牛奶。他们的牛奶会随着日期降价，在瓶盖边写着 27.2，涂掉，再写，22.2，涂掉，再写18.2。我会挑一盒最便宜的，然后在三天里喝完它。

在超市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在外面闲逛了一整圈然后重新回到家的周边来了。骑自行车从华山路往复兴中路方向的时候，有辆救护车一直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响着，直到它左转了之后才听不见。夕阳，金黄色的，照在左边脸上，有点热。

回来的时候，从湖南路经过，向左大转弯到华山路，会在有一刻清晰地失去小马路的尺度，被囊括进一个四车道的大路上，抬头还能看见前面徐家汇巨型积木一样的高楼。这种瞬间，常常会让我想起旧金山的小街、大马路。一个人旅行的二十一岁。

在一个不常经过的巷弄，我新发现一家花店，连招牌都没有，但店主把花盆搬在了街的两边。我问她有没有柠檬树。我自己阳台上那盆死去了。结果那家只有一株奇大的。然后，她给我介绍了石榴花、风车茉莉。我看着有一小盆栀子花开了，问价，只要 10 元，就带回家了。以前在奶奶家的阳台上，夏天就能闻到栀子花的味道。

提着一份酱鸭、一株栀子花，又买了冬瓜、水芹菜和牛奶，我回到了家。

这大抵算是一篇懒人的小区观鸟故事吧，写了写我在卧室与在小区楼下遇见的鸟类朋友。

一、斑鸠和晾衣杆

我在上海居住，近来总觉得有些看腻了自己阳台窗口的风景，即，对面的楼。

那楼也没什么特色，建筑方方正正，窗户方方正正，还有挂在墙面上的空调外机，方方正正，加上楼顶一个老虎窗装饰，就是全部了。

偶尔让画面有些不同的，就是会飞来晾衣杆的斑鸠。

开始自由办公之后，我在房间里的时间增多了。有时候坐在卧室的椅子上敲着字，忽然感受到有什么目光似的，往外一看，一只斑鸠停在我的晾衣杆上。那个晾衣杆是原先房子就有的设计，估计有两米长，向外延伸着。晴天一到，我的邻居就会伸出两三根同样长的杆子挂在自家的铁晾衣架上，晒衣服、晒被子，如果我们的小区楼沿街的话，这个风景就是所谓的上海“万国旗”了。我在这住了两年多，也没想明白他们家里那么长的杆子是从哪里买来的。我晒衣物只顶多晒在靠阳台最近的横杠上。所以斑鸠倒是在这里停落得很自在。我在看它的时候，它也在看我，像是监工似的，也像中学时要从对面窗口偷偷张望教室的男班主任一样，滴溜转着自己的小眼珠。

我原先统称这种灰色羽毛的飞禽为“鸽子”，后来朋友纠正我，脖子上戴了一圈“珍珠项链”的应该是斑鸠。

“哦？斑鸠，就是《印第安老斑鸠》的斑鸠吗？” 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奇怪的联想。

知道了这种鸟类的正确名字之后，我才稍微有了一点和它的联系。它们总是在下午的时候飞来我的窗口歇息，看看我在家办公的进度如何。

只有一个清晨，约莫五六月份，那时五六点的天空已经有微微的蓝白光芒，我被外面传来的声音吵醒。梦还没在脑中散去，耳边的声音却层层叠加起来，我琢磨着，听起来像是好几只斑鸠在争着抢着讲话，也许是一个家庭要决定老房子的拆迁费该怎么分配，或者公司里的一场新项目头脑风暴会，大家都不负责任地七嘴八舌讲着自己的话，而不管别人在说什么。

迷迷蒙蒙睁开眼，七八只斑鸠落在我窗外的晾衣架上。有一只似乎先看到了我，安静了下来；接下来的一只看到了我拿起相机的手；后面又有几只看到我起床准备向它们走进……倏忽，一只斑鸠飞走了，接着，又两只也飞走了，等我站在阳台上的时候，晾衣架上已经空空如也。

斑鸠们果然不愿让人类参与它们的讨论会，只是借个地方开会。

二、乌鸦偷吃猫咪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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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看到我了，豆子似的黑眼珠在我身上溜转了一圈。

在我们小区楼下，经常有流浪猫出现，我认得三只，一只全身黑色的猫咪，一只喜欢站在窗台的橘猫，一只三花猫。它们轮流出现，各自有各自的地盘，但是经常的，我在允许扔垃圾的时间下楼，可以看到它们散聚在楼下的饭盆边吃饭。

我看到过喂猫的老太太一次，她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捆扎好的塑料袋，解开袋口，把里面的猫粮倒出来，一些倒在塑料盆子里，一些直接倒在地上。老太太好像并不住在我们这幢楼，但是每天倒是都很热情的，至少我从没看到盆里什么时候缺过猫粮。

我认为，这座城市里的人对猫咪总是善意的。前些日子穿过公园回家，听到惊吓的、脆弱的小动物叫声，回头看到一个老太太提着袋子朝我们走来。

“是猫咪叫吗？”我和朋友互相问。

老太太没看我们，自顾自往前走，我们确认了声音是从她手里的袋子中发出来的，她说着：“又是一只流浪猫，我家里已经救助了很多只了，没办法，下着雨，还是把它带回家吧。”

小猫大概也并未意识到自己是被好心收留了，也许陷在命运不安的恐惧里，一路发出呼声。我心里许愿，希望它能被好好对待。

看到那只偷吃猫咪食粮的乌鸦，我忽然想到，好像我们从来不会把天上飞的动物想象为是某种“流浪”的代表，比如称乌鸦为“流浪乌鸦”？仿佛乌鸦就是应该生活在外面的，某个地方，它们能为自己找到吃的，它们不会躲在汽车轮胎下，它们也不害怕寒冷的冬天。

那只乌鸦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一样，保持着不动的身姿，我从它的目光里读出，它也许在说：“怎么，我不能吃这些粮食吗？”

“噢，我并无意打扰您用餐，只是想提醒一下，这些是那几只猫咪的粮食。”

“吃另一个物种的食物不是很正常吗？你们人类不是天天都这样。”

“哦哦，您这么说的话，也是有道理。”我想起早餐吃的一块三明治，里面的金枪鱼罐头尝起来也让我觉得有一种吃家里猫咪的罐头似的腥味。

“本大人觉得味道也还可以。”乌鸦君吐出这句话，低头又啄了一口地上的粮食，最后一口。

然后它拍拍翅膀飞走了。

“你看月亮好圆。”

有好几次走在路上，我和室友说出这句话。她认为这毋庸置疑的，是一句废话，没有任何文采，没有新的信息量，“你难道从来没见过圆的月亮吗？“

但如果看见了这样圆的月亮，还是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譬如今晚。

今晚的月亮很特别，周身有一种奇异的光彩。我透过街道边的梧桐树枝看着它，它身上的环形山暗暗的影子也很清晰。

又对身边的室友说了句，“今晚的月亮好圆。”

她应了声，大概在想着工作的事，没有什么回应。我们继续往前走，往家的方向走，月亮在我们的后头。

到家了，已经八点多了，想去拍月亮，想找人出门喝酒。

发了一条信息，对方说今晚没空。

猜想她今天可能也会有一段时间在路上，和她说了，“今晚的月亮好圆”，又补了句，“总感觉要做点什么。”

信息发出去之后，我才想到也许应该把“好圆”改成“好美”。但川端康成说形容月色很美也是一种“我爱你”的表达。不知道修正之后是不是会显得刻意。

果然对方回复了，“今天十六。”

为什么她们都在强调时间，好像谁不知道月亮每个月都会圆一次似的。但今晚，看得到它呀，那么清晰，那么明亮。很远，又觉得可以接近。

不能出门了，我在卧室坐了一会。想着月亮应该升到了我的窗口，去阳台张望了一眼，果然看见了。找相机，要拿出长焦的单反，调慢快门速度，降低感光度，去拍月亮的表面。

其实以前也拍过类似的照片。这样的相片，也没什么好留存的，月亮不还是那一个月亮，怎么拍也是漆黑的夜空，明亮的月球罢了。

把相片发给了母亲，她回了我家里厨房长苗的大蒜的照片，和我说她在拼多多上买的蒜、姜、芋头如何如何被她处置好了。“芋头找到个好办法，切块蒸，就不粘了，刚拌了点白糖吃”。

她还关心上次让我带去的蒜苗，“蒜发芽了不要扔，找个不要的小塑料盒，把它们排好队，然后放水没过蒜头一半就0K了。”

还说了些别的，就道晚安了。母亲隔了片刻，又发来，“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想起了孟庭苇的歌。”

我和她说，待会去阳台上看看月亮，“好美好亮的，应该看得见。”

我们家在三楼，一个城市里普通的商品房，入住的时候母亲就额外让装修队把防盗窗、防盗门都装好了。我曾抱怨过这样透过窗户看外面，被栏杆阻挡着，看什么也不美了。我想象着待会母亲穿着单薄的睡衣，也许还是光着她的腿从床上起来的，走到阳台边，要通过那绿色的推拉门间隙往天上望。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有点寂寞。

母亲传图片给我了。月亮是一个明亮的小圆点，更外围是浅浅的彩虹色的光晕，好像仅仅是看数码图片也可以感受得到月亮的光彩是怎么照在那些抬头看它的人的身上的。

“拍得不好，肉眼看超级亮，好美。”母亲说。

“是呀，感觉我们提前了半年过了个中秋。”我说。

其实前几年中秋的日子我们都没这么热切分享过一轮明月。

今夜，我想还是值得的。月亮很圆很美。

我又回到老房子里。

每年我都试图用文字去描摹这个老房子，但每次都失败了。房子是自家盖的，连排，建得平平稳稳，四四方方，前面一个大院子，后面一个小院子。但是每次我仰头看，都觉得这个屋子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一个极其怪异的存在，像一株二十年的老树，中间是空心的，却还在向上生长，姿态扭曲怪异。

房子，2000年落成，那年我刚上小学那一年。开学那天我在县里最热闹的购物中心买了用 10 块钱买了一个风铃挂饰，现在下面的铃铛已经生了锈，还挂在二楼卧室门口的灯具上。我在这个房间里只住了五年就去外地念书了，再之后几乎每年只有春节时才会回到这里。因为家族生意上的变动，一楼原先的餐厅、客厅成为了物品杂乱堆积的仓库，没有要让人生活的意思。每次我到家了，都直接走到二楼去。二楼有我的卧室和书房。我在家的时候，还是在书房的时间最长。不过那个书房也只是我童年时的书房，没有暖气，冬天的时候用一个小暖灯和电热台办取暖，我就坐在里头写作业、读书到后来对着电脑敲字、办公。房间里没有无线网络，路由器也没有一台。没人要为这样的房子装网络。于是每次我回来，只能开手机热点让自己接入互联网世界。书房离县城最主要的那条铁轨不远，K字头、T字头的火车经过，我坐在房间里就可以听到鸣笛声，以至于我常常忽略那个声音，并不觉得恼人。下雨的时候，雨水会落在后院遮雨的铝合金板子上，轻重交替着，击打声并不均匀。我们生活在这个家里，也经常没什么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过年的时候经常往外走，去亲戚家里。

去年我在上海的时候，经常有睡不着的时刻。心里的杂事杂念像房间没关的灯。一个人熬着熬着，总要到凌晨两三点才睡下。回到老屋之后，晚上九点、十点，屋子里便阒静了。父母不再对话，只有我还在书房醒着，就这样专注着再过了一个小时，我便也关了灯，寻床去睡。

我不喜欢在老家的生活，总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孩童时代，很多安排不得由自己决定，比如何时吃饭、去哪吃饭，都要在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行动里。我已经不习惯这样的生活了。另一方面，外部县城和我的连结也是微弱的，二十年不变，还是那个大马路，那个购物中心。尽管开始出现了更多的炸鸡店，更多的影院。我小学时候的朋友大多也都在后来的岁月里散轶了。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和身处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发着信息。

今年原本也因为“原地过年”的种种说法打算留在上海的。可是日期临近，加上那天听闻外婆“一个人在家里打麻将，把面前的牌打完了，看能不能胡牌，再坐到下家，继续把面前的牌再摸一遍”的事，又决心还是回家一趟，看看老人。人，总会一年一年离开家的，好像自己还能用微不足道的行动稍稍延后这样的感受，也该在能有选择的时候这么去做。我们有年轻的苦闷。他们有老了的孤独。

坚不可摧的屋子会从内部开始慢慢剥落。我们住在里面，每年都在制造和承受自身带来的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