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笔记

满月夜。收到妈妈发来的一张照片和一段视频，她说在公交车上睡着了，刚到站，正在回家路上，“看到大月亮了”。

照片里的月亮，因为拍摄时手机晃动，左边缺了一角。我接着打开视频，镜头从身后拍到前方，她在桥上，夜空深深，远处建筑灯光明亮，近处的桥上闪动着彩色串珠灯。我听见，在冬日车流声里，妈妈在轻快地哼着曲子。

妈妈向来说自己不会唱歌，我也几乎没有听过她哼歌。我猜想她拍视频的时候，只是为了给我看看景色，没有打算泄露自己的轻快。

但我收到也觉得很快乐。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特别擅长修电视机。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有七个兄弟姐妹，亲戚家之间经常互相串门。九十年代末尾，县城里买电视机的人变多了，那种液晶屏背后拖着一个厚墩子的老式电视——当然，“老式”只是现在的称呼。

那时，只要谁家里的电视画面变成雪花点了，就会喊我过去，“那个会修电视的小孩”。我会先绕到电视后面，检查开关，重重地拍几下后壳。往往这时候，大人们就会告诉我，“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了，怎么拍都不亮！”这正中我下怀。接下来就是我展示魔力的时候了。我拿来遥控器，端正地站在电视机前面。那个位置几乎就是当时一个家庭空间里最重要的客厅的正正中间，按下几个键，搜索信号，等待，几乎不用太久时间，原本布满雪花点的电视机屏幕转而变为有声有色的画面。我身边响起“哇”的呼声。

我母亲对此非常自豪，和其他人说，将来我即使其他什么都学不成，也不至于饿肚子了：可以走街串巷给人家里修电视去。

那个年代，电视是县城家庭娱乐的中心——除了麻将和其他赌博方式之外。我喜欢看《楚留香传奇》，每次片头曲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凑过去听，画面里一身白衣的郑少秋正使用轻功从一片青绿的竹林中穿身而过。后来还有一部主题关于乾隆下江南的电视剧也很流行。午间，地方台准点会播放台湾配音的《名侦探柯南》。晚上在天气预报播完之后，有一个电视台每天都会播放全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那刚好是我写完作业可以在客厅里玩一会的时间，我总是埋怨这首歌怎么能播放那么多遍？大我八岁的姐姐沉迷正在连续播放的《还珠格格》，她和同学还模仿琼瑶在课余写人物繁多的爱情小说，后来她也很爱看宫斗题材的电视剧，比如《金枝欲孽》。家里有一个姨妈很喜欢看香港电视剧，尤其是犯罪类的，比如《洗冤录》《大宋提刑官》。每次在她家玩的时候，我都会跟着一起看几集，《陀枪师姐》里有一个戴渔夫帽的凶手把我吓得不轻。

他们都说不知道我从哪学来的修电视的方法。我也忘了。可能最早我们家里电视坏的时候来了一个工人上门维修，我在旁边看着他极轻巧地就处理好了两台电视的问题，于是记下了他的操作方法。

说起来，基本是都是同样的问题：没有连接上正确的信号源。顶多就是不同型号的电视机，遥控器和电视后台的“搜索信号”的位置不同罢了。再不济就恢复出厂设置，再搜一遍。我现在已经找不到证据，但不知道为何有一年夏天电视出现故障的次数特别频繁，我总是能接到很多邀请，去人家家里修电视。

除了观看节目之外，大人们对电视本身总是感到十分陌生，在他们看来除了用上下键换节目，或者用左右键调音量之外，就无法掌握任何除此之外对电视的操纵了。也有可能，是我当时太小，分不清哪些是连哄带骗的，哪些是人们真的无法做到的，反正每次都美滋滋地去修电视，也没有好奇过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竟然只有我会。

实际上，这件事我基本都已经忘记了，毕竟，我现在已经三十多了。现在家家户户都是网络电视，电视机屏幕越来越大，机身越来越薄。有些还能语音操控。甚至，有些家庭已经完全摒弃电视了。

之所以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我最近沉迷一个神秘学游戏。一位行为艺术家教我的。她让人们在纸上画一个立方体，然后画梯子、马、花和雨，讲出这些事物的材质、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接着，她会根据画面给出解读：噢，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容易封闭内心的人，你的朋友不多但都是同一类型的人，你的工作并不稳定但你在内心有一个高远的追求，你渴望一份稳定的爱情……

在知晓对应关系之后，我开始让身边的人都画给我看，然后在微信上发语音和她们说：你有一个很大的自我，非常看重朋友和爱人，但某种程度上你的关心也会给人一种被操控的压力。当事情发生不如你预期的变化时，你可能会先有一股逃避的渴望，渴望有股力量能将自己打包带走，远离痛苦的风暴。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被解读人惊呼着向我提问。我才发现我可以比其他人留意到更多画面中的讯息。她们连声说太准了，称我为女巫。我沾沾自喜。在夜晚，独自一人的房间里，我在手机屏幕上一张张滑过这些画着立方体的画面。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想起我面前的电视机从雪花屏变为彩色画面的瞬间。

提起韩国作家孔枝泳，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便是她的小说《熔炉》。这部作品不仅销量无数，改编成电影后更推动韩国国会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展现了文学改变现实的力量。而一切起始于2009年，孔枝泳在报纸上读到光州聋哑学校性侵案件。由于加害者势力庞大，被告被判处轻刑。当这个裁决被翻译成手语的瞬间，“法庭内充满了听障人士发出的惊呼声”。这一无声呐喊的场景深深撼动了孔枝泳，她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决定前往光州调查采访，并动笔书写《熔炉》。书中女主人公说自己之所以为了案件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自己。

在这部充满现实力量的作品光环背后，孔枝泳一直是个积极关注政治行动的写作者。COSMO拍摄这天，她像往常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一样，面带浅浅的微笑，披着一头微卷的长发，气质亲和。而和温柔款款的形象不同，她的写作经历一直伴随着激情与勇气，曾被评为最能代表韩国的作家，也被誉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

虽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孔枝泳自年少时期就积极关心政治和社会运动，选择和穷人、弱者站在同一边。第一次婚姻经历让她开始书写《像犀牛角一样只身前行》，用文字剖开女性在婚姻中的痛苦与愤怒，“我在学校里一直是个模范生，非常信任学校，相信学校教授的真理。我天真地认为，进入社会后也会看到这种平等与民主的实现。然而，第一段婚姻彻底粉碎了这些信念，我感到极大的愤怒。现实与学校教授的内容完全不同。以我的性格，我无法顺从，于是全力反抗”。当时韩国女性觉醒的意识远没有形成潮流，这本书上市之后引发轰动，许多男人想方设法阻止妻子或女儿读到这本书。

此后的30年间，韩国女性运动不断发展，更多作家开始书写女性真实生活境况。从申京淑的《请照顾好我妈妈》、韩江的《素食者》到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女性在家庭、情感关系和社会角色中的复杂困境被广泛探讨。孔枝泳也持续关注着韩国社会的性别议题。2018年，“N号房”事件发生之初，孔枝泳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相关新闻。她感到现在“韩国警方处理此类事件的方式已经和《熔炉》时期大不相同”，各种视频媒体的发展也能更好地应对此类事件。不再只有通过小说的方式来揭露社会问题，这让孔枝泳感到欣慰。

不过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疫情带来的低迷，使得韩国文学也受到很大冲击。2024年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带来一种极大的鼓励，孔枝泳说“许多年轻人重新燃起了对文学的热情，这让我非常高兴”。

常年频繁发布与社会事件息息相关的言论，让孔枝泳遭受许多压力，但她仍然坚持身处民间的立场。年近60岁，她把家从首尔搬到智异山脚下，原本决定放下小说，依靠种地为生，但因为不使用农药，导致其他家的虫子都被吸引过来，把庄稼都毁了。她开玩笑说自己在无奈之下，“重新决定回到写作中”。她并不是那种每天规定自己写多少字的作家，灵感一来，她会随时用手机记录，有时也写写日记。但通常，等到截稿日临近，她才计算着时间，熬夜赶稿。

不同于以往，这次她书写了一段横跨40年的爱情故事，温柔清新的文字，像夏日海边如梦似幻的时光。但隐藏在故事水面之下的是长达40年的种种充满创伤的记忆。而故事中多位女性之间的情感联结，“是一种对我们亚洲女性长期以来受到的压抑、从父权社会中挣脱的探索”。

小说中许多情节取材于孔枝泳自己在纽约与初恋重逢的真实经历，面对往昔，作家的笔下充满温柔与宽解，“对爱的人说我爱你，对恨的人说，天冷吧……”

有时人生中最简单的话，要用最久的时间才能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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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成为一名作家，意味着我站在弱者的立场

COSMO：《熔炉》以韩国聋哑学校的性暴力这一真实事件作为背景，“熔炉法”的通过至今都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希望。关于“文学可以多大程度改变世界”这个话题，您现在怎么看？

孔枝泳：当看到《熔炉》的反响时，我自己也是最感到震惊的人之一。我只是想告诉那些孩子们：“有理解你们的人在”“有人认为你们是对的”。即使不是所有人，至少有一些人懂得你们的真实处境。这些少数人的存在，也许可以带来一些安慰。

人不会因为遭遇不幸而死去，但人若感到极度的委屈和愤怒，真的可能因此死去。后来，我在写《椅子游戏》时，记录了双龙汽车工会被压迫的故事，当时已有28人因此丧生。带着同样的心情，我写下了那本报道文学作品。我只希望能阻止这场死亡的行进，停止这绝望的延续，稍微缓解这份委屈。如果我一开始就抱着使命感去写，或许不会带来这样的改变。然而，我相信，是我的真心得到了上天的怜悯。

COSMO：对您来说，“小说”意味着什么？您如何理解文学作品里的社会关怀？

孔枝泳：小说是什么，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很难回答的问题。然而，我对文学的看法是这样的：世上的所有故事，所有带有故事性的小说、戏剧、电影，几乎都以弱者为主角，而弱者被拥有权力的人欺压的情节，构成了故事的核心框架。这是一个不变的主题。无论在韩国还是中国，我们都拥有类似的故事。

即使是英雄的故事，故事本身的魅力也在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或成为英雄之后，被其他权力者牺牲或处于危险之中的部分。我从小就热爱故事，而当我立志成为一个创作者时，我的立场就已经确定了。我成为一个小说家、一个作家，意味着我站在弱者的立场，意味着我用被牺牲、被背叛、无法随心所欲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COSMO：您最早是以诗人的身份在文坛出道的，为什么最初选择了诗歌这种创作形式？

孔枝泳：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直到大学一直在写诗，并以诗人的身份出道。我喜欢语言，有很多想要感受和表达的东西，因此选择了诗歌创作。然而，有一天在写诗时，我发现诗属于天才的领域。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古诗，看看李白、杜甫这样的人，不是天才吗？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可以多投入努力的文学领域。此外，我喜欢独立创作，因此电影或剧本不太适合我。于是我选择了小说，幸运的是，它非常适合我。

COSMO：您出生在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从青少年时期没有接触过贫穷、不解世事到成为一位充满社会关怀的写作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动您发生视角的转变？

孔枝泳：我确实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未经历过生活的艰难，成绩优秀，深受老师喜爱。然而，1980年的光州事件深深撼动了我。当我意识到那是真相的瞬间，我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自己。高三那一年，我常常在想到为国牺牲的人时忍不住流泪。进入大学后，迎接我的80年代校园生活充满了催泪弹和示威活动。从那以后，韩国的历史进程与我的人生密不可分。

因为这些经历，我没能好好谈恋爱，也未能认真学习过。然而，唯一令我自豪的是，身为20多岁的年轻人，我敢于嘲笑这个庞大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庞大的财富和强大的金钱力量。这件事虽然鲁莽，却成为我人生中值得记载的年轻岁月的英雄故事。

02 韩国女性权益正在不断改善

COSMO：在您书写女性婚姻境况的作品《像犀牛角一样只身前行》出版至今的30年里，韩国的女性主义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孔枝泳：创作最终是以变迁的社会为基础的。通过众多女性的付出与奉献，以及身边有良知的男性的帮助，韩国的女性主义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我小时候，“性暴力”“性骚扰”这样的词汇都不存在。没有这些词汇，就意味着没有这样的概念，从那时起我深刻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

后来，《82年生的金智英》以及韩江等后辈作家们开始探讨女性问题，如今仍在持续关注这些议题。很多人觉得当前韩国社会中女性问题层出不穷，但我认为这些都是此前被掩盖，甚至不敢举报的事情，如今才逐渐浮出水面。因此，我仍然认为，尽管进展缓慢，但韩国的女性权益正在不断改善。

COSMO：您的作品《致女儿书》是写给女儿的24封信，每一篇章都以“愿你今天也过得愉快”作为结尾，这是您对女儿最大的期待吗？在教育过程中，您最希望女儿拥有的3种品质是什么？

孔枝泳：对女儿的期待，别说是3种品质，30种也不为过。但我最希望她做到的一点就是，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珍惜自己。

不珍惜自己的人往往会随意对待他人，不爱自己的人会虐待和践踏他人。而真正爱自己的人不同于自私者，自私者只爱自己的感官，毁灭自己的灵魂。而真正珍惜自己的人会像对待心爱的孩子一样，给予自己耐心和善意。爱自己就不会一味鞭打或给予不健康的食物，爱自己就会吃好的，看好的，做好的，学习好的。这是我对孩子们唯一的期望。

如果还有余力，希望她也能关照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能为饥饿的邻居送上一块面包，为街头的流浪猫提供食物。

COSMO：《亲爱的女儿》里，您写到了菠菜沙拉、“妈妈牌”蒜油意大利面等日常菜谱，细腻动人。您希望您的孩子用什么样的菜或者味道记住您呢？

孔枝泳：我想女儿可能用酒的味道来记住我。我们一起享用最多的就是酒了。不是我希望她怎么记住我，而是她可能这么记住我吧，哈哈哈！

03 今后的作品会想着中国读者来创作

COSMO：《远海》中引用了韩国诗人罗喜德的诗。哪些韩国作家和诗人曾给您带来了重要影响？

孔枝泳：几乎所有韩国作家都对我产生了影响，其中我最钦佩、尊敬并希望模仿的作家是朴景利。读了她的《土地》后，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两三件值得我付出生命去尝试的事情，其中一件是革命，另一件则是文学。众所周知，因为在示威中被警察逮捕并殴打，我放弃了革命的梦想，但我想在文学上投入我的生命。您知道的，年轻时总觉得如果不是付出生命去做的事情都显得无聊。所以直到现在我一直在从事文学创作，虽然谈不上真的投入了生命，但我确实为此付出了很长一段人生。

COSMO：您的作品多年来一直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您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的事情吗？

孔枝泳：中国的读者提出的问题和韩国读者几乎相同。比如，在北京的见面会上，有人问，“妈妈总是催我结婚，怎么办？”这和我在首尔参加见面会时，20多岁的年轻读者提出的问题非常相似，让我觉得既可爱又有趣。

这次中国之行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过去我对翻译并不是很在意，甚至觉得外国读者能理解多少算多少。然而，通过这次与中国读者的见面，我感受到了作为亚洲人的一种同质感。可以说，我开始热爱中国的读者，心里也因此多了一份牵挂。所以，临行前的晚餐时，我向编辑承诺，今后所有作品都会想着中国读者来创作，不知道能做到多少，但我会努力践行这个承诺。

COSMO：《远海》的主线是一个爱情故事，并将重逢的背景放在了美国。书里写到“9·11”纪念馆和主人公在德国的生活，这是否代表您的创作视野不仅聚焦在韩国本国的社会事件，更开始关切和全人类息息相关的情感？这种变化会继续延续在您未来的作品中吗？

孔枝泳：这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自从互联网普及以来，全球几乎可以实时共享同一事件。实际上，我们通过社交媒体支持伊朗女性的反头巾抗议，也实时捐款给保护北极熊免于灭绝的组织。此外，我们每天都在关注俄乌战争的进展，也为巴勒斯坦发生的屠杀事件愤怒。世界已经不再存在所谓的边界了。通过ChatGPT或手机上的翻译软件，这些障碍正在逐渐消失。

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回顾这段时期时，会将其记录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韩国作家已经开始将外国作为创作的舞台，我认为这并不成问题。

COSMO：您最近在构思和创作什么主题的作品，方便与中国读者分享吗？

孔枝泳：我目前在构思两部作品，其中一部小说可能是我作品中最具政治性的。另一部则完全相反，是一部非常宁静美丽的小说。我现在已经年过60，创作生涯也即将迈入第37年。孔子在《论语》中称60岁为“耳顺之年”。无论他人如何评价，我都不会再轻易动摇，计划好好整理和完善自己的世界。我想，如果用心且满怀信念地写作，或许能够达到《论语·学而篇》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之道。

（首发：《COSMO》，编辑：聂丽平）

莫姨岁数已高，八十岁？或者更老。没人知道准确的数字。这并不是因为大家不够好奇，而是在仁爱之家，年龄实在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住进这里的人，都是被时间抛弃的人，他们的家人不记得，连他们自己也渐渐忘记。多一年，少一年，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遗忘了很久之后，一个人忽然想起竟然“还活着”这件事情，不由得让所有人都猛地吃惊，怎么还活着？

我五十多岁了，也开始会忘记自己还活着这件事情。早晨照镜子时，需要三五分钟时间让自己缓慢清醒，意识到到全部的自己如今是安稳地存在于当前这副身体中，额纹、法令纹、颈纹，然后慢慢才能升起一股力气，换上干净的衣服，开始工作，去这里每一间房间里问候，接着，清扫、整理、归纳。

我想知道莫姨的年龄。好多年了，我都在寻找答案。

我在办公室所有能打开的文件柜里检查资料，想知道有没有什么信息可以告诉我莫姨的答案。结果当然是没有。只是我也没有失望的感觉，因为我也说不上来自己这么做的动因是什么。不过，执行这个秘密行动在我心里是有阴影的，那个阴影可以被形容成为某个叫作“羞耻”的感受，即使它毫无必要，却也还是披着这样的外衣。我绝对不会把它向任何一个人透露为什么我如此关心。我也不会开口问她，即使这是最简便的方法。

莫姨比我在这里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更年轻，尽管这一定不是事实。仁爱之家的住户里有比她音量洪亮的人，有比她力气大的人，我之所以说她年轻，是因为看起来的确如此。她每天都穿着一身缀满蕾丝花纹的白色舞裙四处走着，从房间走到公共休息区，从公共休憩区走到食堂，从食堂到户外花园，四处走着。白色舞裙的裙裾差不多停在她膝盖上方两三厘米的位置。她走路的动作幅度并不大，但姿态袅袅款款。看她的背影，我的目光总是会被悬在右腿外的一根极细小的白色线头吸引。那根线头绝对不明显，一厘米都不到，但在日光明亮的环境里，我的视线会因为注视到这个细节而变得敏锐无比，仿佛无需借助其他任何工具，只要我想，我就能把她身上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我盯着那根线头随着她行动着的身体颤颤巍巍抖动，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甚至，我认为如果我的意识能更集中一点，我可以看到线头上微小的绒毛。在光里，那些绒毛也会是明黄色的。那根线头相当重要，因而我给予它如同凝视秘密一般的重视。但又或许目光之所以停留在那里是因为我的胆怯，而非其他原因。

在我来到仁爱之家的时候，莫姨是我第一个看到的人。她坐在院前的棕色铁条长椅上，悠闲地摇着一把羽毛扇子，眼神紧紧盯着我，仿佛在看一个猎物。那种目光让我感到相当不适，却又无可躲藏。于是只好开口向她询问院长室在哪。

我几乎没有机会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仁爱之家接收了我。我收拾行李，把所有舍不得丢但也无意义的物什寄回老家，搬了过来。仁爱之家在一个街道转角处，周围倒也热闹，五六百米就有菜场，再走远点，还有学校和医院。在铁门之内，它只有一栋楼，住着二十七位老人。门口边的灌木异常得高，有时会让人看不清入口的位置。建筑本身已经有四十年历史了，不过五六年前翻修过一次，所以外墙看起来并不老旧。这些老人的家人在送他们进来之前，就预先支付了一整笔费用，大概十年的养育费，没人算得那么细致，但也觉得最多十年也就该够了。

在来的时候我没有期待，可是随着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把仁爱之家当作是我生命里最后一个地点。我无法想象什么时候会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还能去哪里？这里为我提供一份工作，一个住宿的房间。我是这里最年轻的人。没有更年轻的人想来这里了。这里并不偏远、隔绝，但是住进来之后，似乎这里就是全部的世界了。我说的全部意思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所理解的宇宙的概念。

很多我无法做倒的事情，比如漏水和换灯泡等，我需要负责的就是打电话请更年轻的人来做。维修的男人扛着他们的梯子进来，三十四岁，或者更年轻，但看起来比我苍老多了，莫姨也总这么说。有时候她说话会相当刻薄，让我不自觉要站在那些我几乎不了解的陌生人的立场上在他们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们说上几句反驳的话语，“不至于吧”。但我很喜欢莫姨。我在二十多岁时就喜欢这样的女人，聪明，相当聪明。但和我一样当时还相当年轻的女人们，还会羞于完全展露自己的刻薄，或者会依赖于我对刻薄的支持，我们总是找不到长期的能够令两个人都舒适的开玩笑的尺度，因而渐行渐远。莫姨早过了这个年纪。她说她的，也让我说我说的。

某次她想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年轻男人看起来老气沉沉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脏。”

“什么脏？”

他们不是老，只是脏。衣服脏，头发脏，脸也脏。莫姨远远站着，上下打量着正在修顶灯的男人。我们一起站在门口开关处的位置。

“有谁是不脏的呢？”我嘟囔。

“你。”莫姨的眼睛眯起来一点，看我，嘴角弯弯，仿佛在把我看得更细致，我提供了一段沉默，让她可以补充或修改刚才的答案。但她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这段多出来的这段空白也让这个回答不像是一个玩笑。

“我是清洁工。”我笑笑。莫姨也笑了。

莫姨帮了我很多，有些我不能应付的，她就站在旁边帮我搭腔。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莫姨比我能干多了，而我只是提供比她年轻个三十年的腿脚罢了。她幽默、风趣、调侃有度。

和莫姨的相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甜蜜与信任。我开始觉得这是我人生能拥有的最好的关系。毕竟所有过去都已经逝去，而未来又的确不会再有太多机会了。但莫姨识透我的想法。我感觉到她在做我难以理解的事情，仿佛她在通过晃动她自己，来让我无法准确地停留在她的身上。“你才五十岁，说不定还可以活很久，超过你的想象。”

在仁爱之家，性是不会从口中泄露的单词，就好像是病菌和无菌室的关系。但没有明确条文说明过这件事情，人们意识里对此似乎也没有严格的禁忌。但仿佛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能提、不会、从未提及的。

我曾在梦里见过莫姨。她的样子和生活中一模一样。她穿着白色蕾丝舞裙，在走廊边和我说话，她说最近身材走样了，变胖了许多，然后摸着自己的肚腩。我说哪有，她的身材让年轻人都感到妒忌。我放胆看她的身体，她的胸，她凸起的肚腩，她的手臂，她的小腿。莫姨被我夸得很开心，不仅是语言，更是目光。我们在赞美的光芒下一同站着。梦里，我的妈妈也来仁爱之家了。我左手揽着母亲的肩膀，右手牵着莫姨。

我清晰记得梦里她的身体。但醒来后，我知道这是一个我不会与任何人说的梦。

我熟悉仁爱之家的角角落落，也熟悉在这里居住的二十七个老人，还有莫姨。她的口头禅，她爱吃的水果，她的生日日期。

有一天她握着我的手，引我到一张海报前，让我仔细看看。我对这个海报并不陌生。这里已经很多年没有换过海报了。在擦拭这面橱窗玻璃时，我不知道看过多少遍里面的内容。那是一张字体复古的长幅海报，写着舞蹈演员徐茉红的一生。1878年出生，著名舞团成员。

她对我眨眨眼说，你知道这张海报为什么在这里吗？

我知道了。在那一刻才知道。我握住她的手说，因为这是你的一生。

她的眼睛闪过不一样的光，原先可能在心里盛放过的猜虑全部变成了喜悦。

我读过许多遍那张海报，在最深处的内心有过这个想法，可是并不会真正去想那个事实。因为那太遥不可及了。它不是一种像正午阳光一样真实的存在。如果是真的话，那莫姨已经有一百四十三岁了。我怎么能凭空相信这是真的呢？

但只有在她提问的那一刻。我知道，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像一种化学反应似的瞬间发生了，量杯中原本透明的存在霎时成为了蓝色的涌动的现象。她怎么突然就问了，怎么就准备把这个秘密泄露给我？我怎么立马就懂了？在那一刻，过往隐隐约约的感觉全都变成了爱。

我们一起站在橱窗前，我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海报上的内容。第二段，写着徐茉红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和女性爱人一起在剧院演出。我说“莫姨你太潮流了，真敢。”她笑而不语。后来她去了旧金山巡回表演。四十岁后之后嫁给了演艺经理邱生，两人风光地走在颁奖典礼上。海报的结尾写得中规中矩。辉煌的一生，但是不知道收于何处。写这篇报道的人会知道这个风光的女人现在还活着吗？她住在这样一间疗养院里，被人用平平无奇的名字称呼，甚至一个原先的名字里的字都没有使用。

这是吸血鬼的故事吗？但我不觉得冷，也不觉得害怕。

莫姨的眼睛明亮。她的手稳稳在我的手心中。我听到一个声音，是从我心底传来的，是我的声音，但我又想，可能是她在说话。

“爱人回来了。”

是你啊。

是我啊。

我们接吻了。她的吻技很好，缠住我的身体。我第一次感受到莫姨真实的皮肤，不那么光滑，有许多可以被吻舒展的空间。对每一个吻，她都迎接得相当主动，用舌头粘住我，滑过我。但她的身体总在空间里寻找另一个支撑点，在空旷的地方，习惯性往后退，我的身体为了保持紧贴的状态，也只好追随着贴得更近，直到撞到一面墙，或者一扇门。我们对于身体其他的空间，下面或内里，并没有更多的欲望。我们组合在一起的嘴唇与皮肤，几乎就是可以淹没我们的完整的海洋了。一扇门倒了，承载不了我们的激情。莫笑笑，说她来赔偿。

吻。

吻是真实的，令人沉醉的，和其他真实并立存在。

其实这也就足够了。足够亲密与不分离。我们在吻里长存。

莫姨从来就和我说过她是要走的。我模模糊糊知道这个意思，但从来不敢细问、细想她说的是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天我想和莫姨继续缠绵，她忽然从我怀里一跳，跑走了。我去追，追了一整条走廊，然后追到花园。我跑得已经很快了，但莫姨更快，然后我看着她变成了一只棕色毛皮的小兽，三步两步跑得更远了，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那是什么？是她吗？

是她。我看见了。

莫姨走了。仁爱之家好像没有任何改变，其他人记不得这里到底有多少人。我也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日日重复清洁、检点、收纳这里的一切。

我夜夜写日记。认识莫姨之后，发生了我的人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说出来都和我没有关系，只是关于她的生命的事实。一，她已经一百四十三岁了。二，她是一只四脚兽。

我在网络上浏览图片，想要弄清楚她的形态是什么生物。两掌大，尖腮，利爪，活动灵巧。黄鼠狼？也许。

对于这两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的发生，我毫不惊讶。反而因为感受到和看到它们的存在，而异常安心。

就像在完全没有任何线索可以猜中这个事实前，我心里就已经知道。

就像在完全没有意识自己会爱上这个人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去爱她身上全部的事实。

我在没有见过莫姨。仁爱之家新来了一条看门的警狗变得异常活泼，它总是盯着建筑立面上的一处通风口，吠叫，或者不停转圈，看上去很像是要去捕捉什么，但又忌惮对方的威力。我常走去那里，抬头看那处通风口，也就是看着而已。我相信我看到爱人穿着白色蕾丝裙也在安全的地方看着我。

办公室的复印机坏了，我找了人来维修，对方拆机之后检查了很久，然后重新组装好机器，随便找了份文件，用以检查测试。我目不转睛盯着即将要从出纸槽吐出来的白纸。我笑起来，不知道怎么，我就是知道，等等我在那张纸上肯定能找到一两个调皮的痕迹，一个原点，一条划痕，或者令维修工感到惊吓的一整只爪印。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无法向其他人解释这其中的奇妙。我也不会去解释。

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爱人总是这么顽皮。但她一直都在我的身边。

她让我描述现在看到的画面。甫一开始，我看不太清，只知道自己的双脚踩在草地上。青翠的、草尖尖利但着脚感柔软的草地。

那片草地在山谷中。周围的地势都高过它。有树林，但并不茂密。状态封闭，但不存在密闭的阻隔。没有其他人，只有我。我是人类的形态，女性的身体。这里也生活着其他物种，也许在草间，它们并不是庞大的可见的体态，但是我确切地知道它们也在那里，一同活着。

还有什么？湖。一面平静的湖。面积不大，我可以沿着湖边走，要花上一段时间，但并不难。

你在做什么？什么也不做，就是在那里。

在那里度过的最重要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在湖边，我离湖水很近，夕阳，金色的阳光洒在湖面上。很美。你是什么感觉？平静。

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是怎么样的？跪着。跪在草地上，面对着湖水。因为饱足而疲倦，所以知道这就是告别的时间了。

为什么总在哭泣？这原本是我要询问她的题目，但后来还是从问题列表中划去了。但她回答了，说，你的眼泪就是那面湖泊，它们并不因任何人而起，而是一直存在于你的自身之中。它是平静的，而非痛苦。它缓解你现在所经历的，告诉你，如果愿意，你可以随时回到湖边。现在一切都不相同，你在经历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不过一个人可以看到的最美的景色你已经见过了。

采访。熟悉的咖啡馆。陌生的人。脱离工作环境之后，主动给自己安排一个采访工作成为了为数不多可以与陌生人谈话的场合。我不擅长进入其他的陌生对话场域，偶尔会报名参与文化沙龙，十来个人一同聚在一个空间里听分享者讲述。只要没有认识的人，我就可以成为安静的、稀薄的以及内在感觉安全的存在。

陌生人在讲话。我们的采访只需要围绕最庸常的领域进行即可。聊工作。为什么离开上一份工作？现在自己创业是什么状态？中间用社会压力和经济下行作为理由就可以串联起变化发生的动机，还能制造一场小的而又很少失误的共鸣。有什么难的？对方点了一份辣奶油香烤鸡肉烩饭和一份可以两个人分享的小食拼盘，以及一杯午后六点的咖啡。她长脸，高颧骨，看起来是那种长期黑眼圈很重但今天并不明显的那种人，脸上同时挂着倦态与兴奋。她是会在说话时凝视对方眼神的人。我也常常这么做。这样可以在采访时确保对方知道我是全神贯注的，既是尊重，也是一种提醒，请对自己此刻说的话负责。当然，这种眼神的技巧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在工作中尽可能多地抓住更多信息，形成更多的判断和直觉，比如对方的表情。我留意到她是一个眼神相当稳定的人，很少眨眼，目光的质感也很少变化。忘了在说到什么的时候了，倒是我先晃神了，在她的左眼里看到了一丝闪动，而后在她的人像前出现了一层投影似的薄薄的人影。怎么这时候又想起来了？陌生人的脸消失了，熟悉的脸出现了，也许现在也说不上有多熟悉了，只是那层投影仍然微弱地存在着，然后出现的文字，“众叛亲离……”，我愣了一下，又笑了一下，赶紧再看了一眼此刻仍然说话的人，她的嘴巴仍在说着，十分安全。而后我的眼神回到那文字上，霓虹灯似的，四个字还横向滚动了起来。你做了错的事情，你会一直错下去，你正在出错的路上。我笑是因为不合时宜，是因为这个画面太过于没有征兆地来临。我笑也是因为恐惧，如果它这么容易就能够来访，怎么去认识新的人呢，我是在开头给自己写下结局吗？我所不愿的。不是不愿自己承受苦楚，而是不愿苦楚存在。但它已经出现，怎么做都是不对的。只能笑开了。是因为太累了吗。为什么看见它们。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再想起已经隔了一个礼拜。也是累了。

你要注意

别让词语们全部飞起来
它们的翅膀会遮住
生活原本的光

她的痛苦已经喝不下了，还剩许多，于是只好把自己变成容器，足够安静地摆放在这间餐厅靠窗区域的长条木餐桌上。那女人还在讲述。两人一起面对着窗外景色。女人的故事已经从曼谷旅居讲到童年和家庭。她饶有兴趣，但依然从心里升起一股疲惫。什么时候结束？很快，轮到她是那个讲述者了，和采访对象一起坐在两张户外椅子上，咖啡已经空杯。对方把吸管咬得彻底变形，几乎没有一个角度是没有用牙齿磨砺过的。她本来对这场对话抱有期待，但十分钟后就落空了。迷茫的状态总是有同一种遣词造句的方式。她又在对方的脸上看到了过去的人的五官局部，从鼻尖到上嘴唇的区域。

于是结束后，她点起一根不存在的烟，把话语扯到自己这边。来说说吧。她说起手，说起身体，说起脑海中抽象的距离。没有人比她更清楚，她在当下渴望从对话中飞起来，去一直想去的地方——那个有答案的地方。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答案只会在另外的对话里：一个不在她生命和想象中存在的对话里。这里甚至也没有理解，因为语言被她当作干冰，只释放出浓雾。对一个陌生人，她当然也在讲真话，只是怎么可能是清晰的话？女人先离开了，她继续坐了一会。雨天，有人从隔壁店铺走出来时，突然在台阶上滑倒了，屁股坐在第二阶台阶上，没有眼泪，身体也无法动弹，很痛，两位随后出来的同伴搀扶着她站起来。她看了一会，收回目光。桌上留下的两只白色咖啡杯，她帮店主收进去了。桌上的液体痕迹，手边没有多的纸巾了，就留在那吧。前面不小心让痛苦从杯中晃出来了。

好多年前，那个女人说：“今天讲了这么多，我就是为了梳理清楚我的人生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错。”

她当然忘记了这么深重的问题自己当时怎么承接的。但不重要。无从谈起，莫名其妙。那个答案不存在，是因为问题不该存在。

不过今天，她给一个也许之后再无联系的人也讲出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人们都会这样吗？回旋镖。她在洗澡时摇了摇身体，痛苦的生命的液体。

剥下一块悬铃木的树皮

做成匕首

在夜晚的空气里挥舞

–

秋分的日子

气温骤然降得很底

就像一个错字

现在还不是感春伤秋的时候

因为还有老虎在后头

紧接着才是

不再回头的严寒

–

打着手机电筒爬上六楼

握着树皮的手

在白墙上刻记

谋杀的阴影

–

下午撞见中介带人

来过隔壁那间

长久空置的房屋

–

终于我不用担心

那里发生着无人知晓的死亡

朋友发信息给我

“那可不一定

可能还没发生”

凝固下来

用词语凝固下来

她对着白色蜡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