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笔记

（在网站开一个不定期更新的页面，记录夜晚在酒吧打工的日子。）

1 （20230221）

询问是否可以在酒吧做兼职，是很突然的。那天下午去合作方公司开了长达四小时的会议，然后在浦东吃了一顿食之无味的的晚餐之后，我和朋友再次约在了我们常去的酒吧。她那天得到一个很好的消息。我希望和她的见面可以拯救自己一整天的心情。

等她来，还要一会。这是一间已经在我们口中被称为“老地方”的酒吧。一杯鸡尾酒 55 元，一杯威士忌 40 元。这个价格和附近动辄就要上百的酒吧比起来，便宜得令人惊奇。我们来过好几次，有两人一起坐在沙发上喝酒，也有四五人围坐在高高的圆桌。我也曾经独自来过，点一杯 GUINNESS，写字。周边缺乏适合夜晚自习的地方。

我常坐的位置被人占了，于是去最里面的沙发位置。一幅挂画从墙上掉下来。爱尔兰风景画，蓝色的湖面，和米色石砖砌成的城堡。直直地落在沙发座位上。店主过来把画重新挂上，然后去旁边桌收拾东西。她走过去的时候，我们有短暂的目光交汇。我感到一种可能性，如果我问出那个问题，就会得到肯定的回答。

我还在看着她，但尚未开口。她停住了，仿佛像被叫了名字一般，问我：“有什么事吗？”

我问这里是否招兼职。

她很爽快地就和我介绍了情况，说之前的兼职恰好都离开了，等三月份店里生意忙起来之后，可能需要人手帮忙。她加了我的微信，说到时候联系我。

我和朋友说我之后要在这家酒吧做兼职了。

她说在她脑海出现的画面是，以后如果她和陌生男人来这里喝酒的话，就会被我听见谈话内容了。

我的确是被偷听的乐趣吸引，又或者带着这样的事情在生命中发生也可以成为一种“写作素材”的心情。可是我从去年“经历”过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更想要让自己不去这样想。因为如果没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是不会真的能从别处偷来故事的。顶多只是啤酒的泡沫罢了。也或许，只是在消费而已。

但这的确是一个开始。

2 （20230302）

我在等待 Helen 到来。我们约了晚上八点到十二点，在酒吧打工兼职。她告诉我3月17日是爱尔兰国庆日，那天店里会变得非常忙，外摆也很多，让我这段时间先提前来店里熟悉环境。

我在吧台边站着，店内的音乐原本都是英语歌曲，突然出现了一首中文歌，如同一位音调不准的女人在 KTV 唱的，歌词是“我从草原来……”我内心有些愕然。但服务员丝毫不为所动。短暂的插播之后，音乐恢复正常。刚才那一段内容仿佛不存在。

长发爱尔兰人背着他的乐器进来了。我用身后的眼睛观看着——一位朋友说这是她想要的无用的超能力——大多数时候“这双眼睛”实际上意味着，耳朵。人们去听身后发生的动静，并想象它的画面。现在，它还有另外一层可能，就是镜子。在吧台的镜子中，我看着这个熟悉的面孔在和其他乐队成员打招呼，然后整理琴箱。而我，像一位不知所措的十八岁大学生，坐在吧台前的高椅上。我甚至没把椅子从底下的铁栏杆里取出来。这导致我的脚偏向一侧，屁股一边高一边低。用一种损害健康的方式，等待。常常如此。

Helen 来了，也没多问什么，说边做边学，看客人点了什么，到时候跟着做就好了。她似乎担心我的内敛，一再强调放松。

吧台内部的世界并没有太多神奇。店里卖得最好的是几款啤酒，Carlsbery、Guinness 和两款 IPA 。啤酒瓶的杯壁斜放，酒头的开关下压到底，这样打出来的啤酒泡沫更少。我刚开始打的几杯都不太好，黄啤的泡沫不是太多就是太少。Guinness是店里的招牌，对泡沫更有要求，要等到八分满的时候，放置一会，再继续添加。

H3 有三位法国客人，每位都请了彼此一轮 Carlsbery，然后还有一人单点了一杯。他们喝喝停停，时不时出去抽根烟再进来。一个人还搭讪了独自坐在吧台边点了一杯 IPA 的女生加入他们的对话。女生独自坐了一段时间，至少一小时，中途还给自己加了一份 Nochos。但在加入外国人的对话之后，她的男性朋友就来了，点了一杯正在做活动的威士忌，泥煤风味。

有位之前也在店里做过兼职的女生，现在独立做设计工作，和酒吧老板哭诉自己最近没什么工作。但晚上她请两位朋友喝酒，两人都只喝了一杯，而她自己一直续杯，统共喝了五杯白葡萄酒。买单的时候一共 360 元。她醉醺醺的，站不稳，扫支付码的时候，手都在微微颤抖，还向我抱歉。

这家店没有太多严格的标准。我看她们倒白葡萄酒大概是倒满半杯的量，于是也这么准备给客人端上去，在长吧台另一侧的 Helen 打量我的情况，说了几遍“够了，够了”，第一遍我没听见。 750 ml 一瓶的白葡萄酒，大概倒五杯左右就好。坐在吧台上的外国男人见到这个场景，立刻说他要多加一杯，由我来倒，“倒多点。”

除此之外，今晚还学习了如何操作收银系统，以及洗杯子。几件事情同时在做的时候，我有种在玩现实版《分手厨房》的感觉。尽管在我为数不多的玩那类游戏的经验里，我都是一位糟糕的厨师。这让现实中站在吧台后面的我感到紧张。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今日的表现还不错，至少没有砸碎任何一只杯子，或者漏给谁买单，同时我也表现得足够积极，擦了每张桌子，把酒杯垫摆好。

Helen 问起我工作的事情，几岁，我都如实说了。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在生活中建立这样的关系。但我也不打算去想明白。

3（20230307）

收到信息，问我晚上是否有空，8点到12点。

我全身酸痛，伴有低烧，回复说今晚来不了。

1

奔跑。

我在医院里奔逃，被暴力匪徒追赶。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情，是我和朋友一起在打车回家的路上无故被挑衅，对方动手动脚，我报警，电话那头说事件不予受理。我们出于自保而开始奔跑，我与朋友分散了，不知道怎么跑进这间医院。医院每个房间都是互通的，有好多路可以走。

我躲在厕所里，也真的上了一个厕所。但那个厕所是可以看到人的。来了一个之前在一份垃圾工作中结识的人，咪咪。她看到我，大声问这扇门可不可以打开。我发出训斥。她转而去交头接耳。我才意识到她正和暴徒之一说话。她是另一边的人。但对方此时并不强硬，似乎在等待什么。我看准时间，打开门之后，继续狂奔。

医院里有许许多多房间，我不断打开门，穿过整个空间，进入下一个房间。我遇到更多认识的人，停下来说话，又离开。在医院里奔跑的有许多我的同伴。人们感到恐惧，也都在躲藏。但冥冥中我感觉得到，每个人也都知道，走出去以及帮助别人走出去是我们之所以奔跑的理由。我在一扇联通两个房间的门边，左右张望，看着眼前的脸，意识到在这里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女性。

然后我醒来。

还没在备忘录里写完这个梦，又睡过去了。我进入了梦的后半段。自己正在去一个婚礼现场。这对即将结婚的新人已经办过一次宴席，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要在正月里再举办一次。我身边的年轻人对这样的邀请感到幽怨，但大家也都选择了配合。在路上，家人和我一起排队进入举办婚礼的豪华家庭。一楼有四部电梯。轮到我的时候，电梯门打开，里面似乎发生了恐怖的事情。人人都感到惊疑，却默不作声地等待那扇电梯门关上，然后走进另一扇电梯门，挤挤挨挨。这里的失序是忽然发生的。意识到的时候，我又在奔跑了。和之前在医院一样，我跑了很久，尽管不再需要穿越无数个房间，后半段的奔跑更像是在旷野，不知道怎么就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坐下。

此时，她来了。这么久以来，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在备忘录里写下，但又在这里删掉一些句子。我们感到暂时的安全。梦就到这里。

2

又是奔跑。梦到我在地铁站里奔跑，也在火车站里奔跑。忽然有铃声响起，很多人与我一起。我们把奔跑当作游戏，把在车门关闭之前钻进车厢当作胜利。有一趟没有赶上的，我和陌生人一起在已经关闭的车门前跳舞。

然后梦到家人，与家人一起吃饭。原本说去祭祖，后来我问起怎么来到一个新地方，她们才说墓地早已从山头搬到了海边。在海边。我和表姊妹玩耍，踩海浪。玩累了。有一度时间，我找不到她们任何人，后来才在一间房间里的沙发上看到盖得森森严严、躲在里面午睡和玩手机的她们。我也加入进去，把毛毯盖在我的身上。

你发出“啊”的一声

在空地

或人群里

你只能“啊”一声

用以表达那些时候你无法说出的感受

它不全是痛苦

反倒更像你忘掉所有内容的一个梦

你仅仅知道

它发生过

她的头发染了彩色，还溅落着紫色、青色、黄色、红色的斑点，循环往上。还从没见过有人这么做。我像在看康定斯基的画一样，沉迷其中。她穿了长款牛仔外衣，背后也有彩色斑点。那些随机的圆形如同一个咒语，又像在新年的夜晚朝天空绽放的烟花。我们乘坐自动扶梯，下降，那些斑点在我眼中运动起来、旋转，似乎在泄露秘密。但她一直不对我说话。我跟在后面。沉默。

我们应该要一起乘车去某地。但她拖延了很久时间。我问为什么。她没说具体的原因。她带我走到街边新建起来的花园，一个面积不大的地方，立起几道墙壁，弄得颇有迷宫的感觉。我们步行入内，缓缓进入花园里，在最中心的空地上兜转着。她看起来不想走出去。

“我下半年要去哥大念博士。你要一起去住吗？”她说。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心里吃了一惊，但控制着表情，更多时候低着头。

“我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失望。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打算去那边生活，也换一个地方透透气。你到那边，也可以继续你自己的工作，反正你是自由职业也不需要固定的地点。”她说。

我心里揣度着，惊奇的、窃喜的心情，她竟然邀请我一起生活。在那个陌生的地方，我和她至少会是一段时间里彼此最熟悉的人。或许她是在依赖我。而紧接着出现的情绪，是不安。在她说这句话之前，这座大学所在的城市从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无法描述和勾勒出它的轮廓，我们的住所大概是红砖房，前面有一所院子。要推开一扇铁栅栏，迈几个台阶，再用钥匙打开木门。我们的房子在三楼，用老式暖气。不知道是否住在一个屋子里，又或者我们分别在同一幢楼的不同楼层。我不知道和她的关系，多远算远，多近算近。

她还在继续说着，一些对理想生活的畅谈，甚至还谈到某些具体的安排，语气像卡门的乐曲，旋转着上升，后来变得跳跃、急促。而我一直没开口，她问：“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愿意吗？”

我想这时候是该我说话了。从前面走下扶梯直到听她讲到这里，我都没有开口。

“可是……”

她听到这个词，旋即打断我，“你不想和我去吗？不是你之前说要改变生活的吗，我知道你没有那种勇气。现在我要去了，我们可以一起，这是一个机会，你不想要吗？”

我发现我还没有和她说，如果可以和她去，我会多么开心。这些年，我都像是围绕着她转的小犬。可是，我仍然要说“可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你知道这对我而言是多么重大的决定吗？毕竟是搬到另一个国家生活。”我还有半句，“几乎就像是要抛弃目前已经有的全部生活。”

我看着她。她也在回看着我，神情里露出委屈。我在想，她一定是知道这个决定有多么难，才避而不谈最难的部分，想要跳过它、忽略它，并且期待那个最难的选择不会在我的心里泛起涟漪。我也希望。但是明明这是不可能的。

“但就是要改变不是吗？如果不改变，我们就出不去了。要一直在这里，像现在这样生活吗？”她说，语气暗淡下来。

“你是因为根本不在乎我，才会在我面前把话说得这么轻松，就像你知道我曾经挣扎再三、考虑再三，还是最后答应为你付出一样。你后面的解释只会让我觉得你根本不在意别人的人生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会带来哪些影响。”

在花园中心的空地，我还是对她这样说了出来。我甚至忘记了最初自己听到消息时的开心。在她沉默的时候，我心想，渴望了这么久，可以和她一起生活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但我就是这样弄砸了。我们俩就这样静静站在空旷的花园中心，四周的植物在朝着我们靠近，几乎把刚才走进来的路全都遮盖了。

小猫走进我用手臂围成的圆圈里，收起脚脚，脑袋枕在左边的胳膊上，尾巴在右边轻轻甩。

我的手指还摆在键盘上，低头看，她灰白海浪一样的猫毛，摊平在我眼前，随着呼噜起伏，在室内带来微风的天气。

绘梨新带回家一只缅因，出于适应的考虑，小猫先来我的房间过这个冬天。她含蓄又调皮，大部分时间困倦，很多的时间依恋，偶尔在房间里来回奔跑，追着一个笔盖儿，或者一包已经咬破包装的面巾纸。有时我喊她“猫崽”，在她睡得像猪崽一样的时候，或者表现得过分活跃，刨着门吵着要去卫生间和厨房看一看。我说，猫崽，你去厨房做什么？猫崽，你不要抓那本写蝴蝶的书了，书脊都被你抓得露出来了。猫崽，你说什么，盆里不是还有水吗？

猫崽胆小。有修空调的人来房间了，她躲得最快，这个空间里有三个她的安全地点：衣柜里、沙发底与角落木椅子下方。危险与陌生感没有解除前，她可以一声不吭在极小的角落里待好几个小时，睁着圆滚滚的警惕的眼睛，缩着脚。而只有她和我两人在房间里时，她会在我周围找地方睡，或者站着。我在沙发上，她在我工作的转椅上坐着。我在转椅上，她趴在沙发扶手上。有时候她在窗边的矮柜上，有时候在我乱七八糟、堆满了书的桌子上，有时睡在我的床尾，还有时候揣手坐在房间正中的地板上，旁边什么也没有，就她一只猫，身形小小，却威风凛凛。

我在食盆边，捡到一根她的胡须，一半灰、一半白，很硬。我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里看到嘉宾说可以对着猫咪的胡须许愿，于是我把胡须留在桌子上，用一本粉色封面的书籍衬着它。过了三天，等我再想到时，胡须不见了。

绘梨刚开始和我说，要把猫崽放来我的房间时，我说，这样要收寄养费的，一月一百。绘梨说她不问我收费就不错了，免费享受猫猫陪伴。

我知道我会答应的，帮猫崽倒水、喂食、铲屎，和猫崽在这个房间里生活。但我总要抗拒一下、拒绝一下，很小气，然后再拥抱。

每天我都有很多时间在抱着小猫。每一件我冬天的黑色衣服都有粘不完的猫毛。我睡醒，把身子往墙边退一退，面前留出些空位，然后用手拍一拍，猫崽便跑了过来，趴在床边看一会，然后跳上来，我摸着她的背，她顺势也作睡姿状，头搁在我的手臂上。我的另一只手臂也放松下来，搭在她的背上。我们可以一起静静睡一会。没有想到冬天，我和一只猫咪可以这么安静地一起睡一会儿。

有时工作会分心，因为猫崽又来了。舔舔，踩踩。我盘腿坐在沙发，电脑放在面前，不知道先前在哪睡足了的猫崽，轻轻悄悄走来，两只前爪柔柔地放在我的左腿上，开始踩奶，一下一下，自己打起呼噜来，然后“轰隆隆”走到另一条腿上，再踩，一下一下。最后，在我怀里坐下来，脑袋朝着屏幕的方向。我的手臂此时是一个单书名号，她被括在其间。她看着我点开一个新的备忘录页面，敲下标题，要写她的故事。她眼神亮亮，来了精神。

从浦东打车回来的时候，我去 Fascino 买面包。绘梨说她在外面摸鱼，然后发了一张吃冰激淋、画画的照片。没过五分钟，我就坐在她对面了，Lunerus 营业到晚上十点。

这一天我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英雄走白路”，这似乎不是一句通用的谚语，但我的家人们从小就很爱说这句话，既表达了一事无成的结果，又直接进行了自我安慰，就像我跑到大老远的地方去，没和采访对象本人说上话，只是和对方经纪人聊了快一个小时，后面对话越来越尴尬，便提前告辞，跑走了。桌上还有对方今晚直播热卖的车厘子。而这个采访的工作后面几天还要继续。

回到法华镇路附近，稍微感觉松弛。坐在冰激凌店的时候，我看了会自己在十一月写的文档。当时写下它们几乎带着惊惧和一种不得不记录的必要，但是现在心情已然十分平静，添补了几个字的内容。

打烊后，我们往家的方向走。幸福里的门口还站着一个保安。原先要扫场所码的牌子已经无影无踪，凸显得那穿制服的人模样空空落落的，揣着手，看着我们，一种身份无法安置的感觉。

我们回家就是一条路，从东到西，走到底。偏偏到一个路口，我多嘴说了句，要不要去看上次她提到过的店铺，落人工雪的那家。她说去啊，看了下手机，“能不能散步到 12 点？”

我觉得这个目标有点远大，毕竟还要走两个小时。而我们只是计划松散地走一走。

但暂且先走着，新华路的晚上十点，没有什么人。绘梨问：“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吗？”

“最近尤其吧。过年一样的气氛。”虽然我这么说，但实际上我还从没有留在上海过过年，一种想象中的比喻。

新华路在很多时候都被宽宽大大的梧桐树叶遮护，景色很美。到冬天，树叶落尽，就看到梧桐树的枝桠纵深朝向夜空，一条，一条，像铅笔素描，也好看。每次到这种时候，我总要想起《女性瘾者》里的一句台词，非常无关紧要，完全不够刺激，女主角的父亲在冬天告诉她：“树干就是树木的灵魂”。叶子落尽的季节里我想到这句话，心里喜欢，因为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树，才意识到它们原来是毫无保留地在我面前，裸露着它们的灵魂，简单、直接，还需要在这个世界找寻什么另外的真相呢？还需要等待什么季节降临呢？最本质的事情此刻就在眼前了，只需要去相信。多么令人宽慰。

尽管拍了许多次，但我还是在新华路又拍了照片，无人的道路，和树。有一株树的背后是远远的高楼，几户人家窗口透出的灯光，就像礼物盒上装饰用的圆形亮片，又或者是彩色的雪片，亮晶晶的。还有一棵红枫树，宽阔地生长着。我走近它的时候，感到有一股味道在某处升起、飘来，我感到熟悉、怀念。我和绘梨说这总会令我想到老家。她吸了几口空气，说，烧东西的味道。是的，我说。

我们又走。在这里住了四年。我几乎知道所有大小马路、岔路的分布，然而绘梨还是要问，“前面横着的那条马路是什么？”

“番禺路。”

“番禺路是哪里？”

“你怎么连番禺路都不知道，就是海豹家啊。”

“哦，知道了。”

我说再前面就是淮海中路了。她又惊讶，说怎么这里可以走到淮海中路。我说当然。她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罗森的小票，记载着某日在店里买了豆浆和拿铁，起意说起现在也想去罗森。我在脑里想着附近的喜士多、7-11、全家的分布，然后是罗森——那可以从淮海中路再拐弯道法华镇路。

“这里还能走到法华镇路呢？”

“没错。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但走到稍微熟悉的地方，她也就知道了。比如，地铁站。只是可惜到了罗森，忽然发现原本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店铺改成了九点关门。里面灯光通明，货架摆着让人眼花缭乱的物品，还有一位店员在里面，但她疲惫地冲我们摆摆手。也是在今年吧，绘梨没带伞，我们约了去朋友家，她说在幸福路的罗森碰头，结果我来到这里等她，饮料和酒都买好了，她还说没看到我，再仔细一问，才发现她在幸福路的另一头，我在这一头。

这家罗森门口的台阶我也坐过，在这里，喝完了一罐麒麟。九点关门，对于一家便利店而言，可真的是有点早。我们继续往前走着，坐进了喜士多里。绘梨点了份关东煮，我没什么胃口，手机到这时也刚好没电，从包里拿出书来读。

她问我在看什么，不会还是那本《激情耗尽》吧。上次我们一起出门，我坐在她对面读那本书，她当时一句不吭的，但拍了张照片，圈出书名并打了一个问号。我很后来才看到，笑到不行，和她说那本书是谁谁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她说，我知道，我在豆瓣新书榜单上看到过。

不过今晚我随身带的是李斯佩克朵的《家庭纽带》。我意识到上一次读这本书是今年二月，当时带着回去过春节，没想到我自己这么快就在重读。说来，今年不少书的确是在读第二轮。第一遍我的确懂得不多。

深夜的便利店，有人牵着一只边牧进来。

我们走出便利店的时候，绘梨看了下手机，即将到 12 点了。她说没想到真的散步到午夜了，2022年还剩下最后 48 小时。

这个具体的时间描述令我紧张。十二月重新召回了心底里的不真实感，令我想要躲避。节日、总结、年终、跨年等等，我不排斥，可似乎想要拼命剥离掉任何“变化”或“过分仪式感”的状态去度过这些节点。度过这些时间。尽管我也做了少许这样的事，譬如算了下今年自己因为工作写了三十篇稿子；或者是看微信读书的盘点，“除夕，窗外锣鼓喧天，《罪与罚》陪你过了年；情人节那天《卡拉马佐夫兄弟》陪伴着你……”可是，有些事情就是不如表面所呈现的，不是吗。让我困惑不解的那些内里的质地，要怎么才能看得清楚透彻呢。

再上一次和绘梨散步，准确地说是骑车，是一个格外晴朗的午后。她很愉快，那天下午是 Aesop、蛋糕、咖啡、阳光、蓝天、红叶、腔调面的拼盘。她还自己去理了发，晚上独自在酒馆吃饭，可以说是“魔术师”的一天了。我出发的时候没有预期，但后来没和她说的是，那天的心情到后来几乎有点崩盘。回家路上大哭。而路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

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但是不知道这些感受如何演变成崩溃。有一次，心理热线的接线员在听完我的描述后对我说，“你就是太自大了。你总说’我觉得’、’我认为’、’我感到’，你能把自己放小一点吗？”

我说，如果我都不看重我的话，那我是什么呢，还有谁关心我吗？几乎是哀求着说出来的。

但事实也不是这样的。

我，我，我。这一年里，人们被打压、磨灭、膨胀、冷缩的就是内里那个被命名为“我”的存在。

今年的备忘录里关于散步还有一则 5 月 31 日的记录。那天也是我和绘梨在外面走到午夜。我没戴眼镜出门，因为封控时期眼镜腿断了，没法去修，那是我难得任由自己瞎了一般上街的经历，我看到车顶上红的蓝的光，交替闪烁，圆圆的、巨大，所有路灯都像蒲公英一样，发出毛茸茸的光。什么都看不真切，什么都变了一副模样。我当时还想着说，我要写一篇《近视散步》，后来，这个题目我记着的，但没有比备忘录里的七个字更多的内容了。

那个晚上似乎一直没有过去。临到午夜，从一个个小区开出去的汽车、直接在路边铺着桌布吃小龙虾的年轻人，还有总是撞进眼帘里走在路上却感到恍惚、犹疑的身影，所有人都像近视却没有眼镜的人，与我一样。

而世界从来不是突然变化的，没有开始和结束，只有感受是不是真切的这一区别。

倒数 48 小时散步，绘梨在途中淡淡说起一句，她这一年的变化还是很多的。

我没接话，也不知道自己的变化算不算多。

我和绘梨说晚上朋友圈很多人在转网易新闻的视频，标题写的是“致敬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

绘梨说为什么要扛，我不想扛，肯定有人不用扛的。

你知道在散步的时候无论说怎么样轻飘飘的话都是没有关系的。四月的某天我和绘梨讲《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说到全书快结束时的那句：“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在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绘梨问我：“为什么不要相互遗忘？”

我常觉得她总是能在不经意之间问出不寻常的话来。

这个世界一定有人知道答案的。有人描述，有人提问，有人回答，我们都是其中一环。

我大概会一直散步，在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地方，一直走，珍重地记着有意义、没意义的这些时间，并且等待着世界也以散步的方式来到我的面前。

死去的无花果树托了一个梦给我。她移盆了，已经安顿下来。她决定回到我上一个住址的阳台，朝南，自己站在右边的角落，比以前更挺硕。我凑近去看，她为了证明自己的生命力，根须像章鱼腿一样鼓动起来。我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听见海浪的声音。发达的根系很快撑破老旧的深绿色塑料花盆，伸向我，却没触及我。绛紫色。花盆的碎片落在我的脚边。她还在生长。

我醒了，想找人说这个梦，在对话框里打下过一段文字，后来想了想，还是删掉了。

就在前几天，一个女人来问过我，如何分辨植物是落叶还是快死了。

我说，气息。

那女人又问，待在濒死植物边上的植物是什么感觉。

我说，我有一株无花果树死了，悄无声息的，旁边还站着另外一株，叶子还没落，也没有再长过新叶子，保持安静。

秋天过后，她的叶子一片片掉落，我的确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她已死亡。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确认这个事实，我有的只是感受。比如蹲在她面前的时候，感受不到生的气息——就像我对那女人说的一样。但我彼时充满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照料，而且最炎热的阶段已经过去，她曾经还是所有果树之中更为活曜的那一株。我选择不面对，将她的位置移到晒不到阳光的角落。在为其他植物浇水的时候，我还能看见她沉默的枝杆。一天推过一天，我意识到所谓感受就是事实，不动声色的树杆，一天枯过一天。

入冬后，我在房间里连续度过三个晴朗的白天，几乎没有出门，很多时间躺在客厅灰色的沙发上。白天光线充裕明亮，让我感到过分富足，但是抬眼望向窗外，天空尘灰霭霭，什么都看不真切。如果有人和我说现在外部世界正从边境线开始塌缩，我丝毫不会奇怪。倒水喝的时候，我盯着木桌上的阳光，空气里似乎有物质在流动，在明晃晃的白光下，我能辨认出它们的踪迹，但说不出漂浮着的究竟是什么，空气中的水母？时间旅途中的蜉蝣生物？只有活着的植物晒到了下午的阳光。

我终于决定面对无花果树的死亡，伸手抓住她的身体，困萎干燥的她的身体。她没有反应。这也是必然的。我想了一会，是要连盆一起扔到楼下，还是如何处置。但她在这时碰了我一下，依凭她给的力气，我将她的全部躯干抬出了板结的土壤。错愕。她的底部没有任何根系，是，附着了泥土在上面，但其他的根须呢，竟然完全不存在似的，是个“空无”。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个结果。她毕竟是生过的，一年、两年，我见过她长出叶子，有一片五指张开，像极了钢琴家的左手。她不是来到这个家里就死去的，那些在时间里慢慢长出来的根须，怎么可能消失得那么彻底？

我想起自己没有开口对人说过的梦，于是打开电脑里的备忘录去找，以为自己将那个梦也和很多其他话语一样，尽管没有发布出去但至少复制存储在自己的地方。无果。我又去聊天记录里看，在我和她的对话框里，我说到我有一株无花果树死了，夹杂在晚餐与行程码的对话里，而后无头无尾地中断了。

于是我只好重新写。我写到她的根部如何丰满，写到她在我面前尽情展示自我。梦里面应当还有话语，有另一个场景，像虚影一般在我的意识之海里摇摆。我停在这里。无论现在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即使我在此刻想起梦的结尾，也是一种假装，无非是一个人运用了后来的想象力去填充已经彻底消失的空白。

如果要论说空白，我只需去看看此时此刻厨房的垃圾桶，无花果树枝就在那，黑色的塑料袋里，一条、一丝、一丁点根须也没有。这是事实，又不是事实。我用尖头园艺铁铲，捣碎花盆里的泥土，一下，一下，一下，像手握尖刀刺进女人的身体里。为什么离开我。

松土过后，我把一朵玫瑰枝条扦插进盆里，用刚才喝水的杯子给它浇水。

她还问过我一个问题，植物待在死过植物的花盆和土壤里是什么感觉。

我说，有时候新的根系会碰到上一位住客还残存下来的气息，有些拘谨，但也会轻轻地打一个招呼，然后和它说，我们把自己交给时间。

在想象中，有一座无声的城市，如同不用清扫灰尘那样，人们终于可以不用收听所有的声音。

人们不必听到窗外小学操场的午后游戏。五六十个孩子在玩闹，远远听起来，那种欢乐、无序，炸裂成一大团撕心裂肺的星云，尽管我知道那些十岁上下的孩子们只是在尽情玩乐，跑啊，跳啊，追赶，但仍然震惊于人类的快乐和痛苦竟然是如此近似的喧闹。

不必听到对面楼栋的夫妻大声争吵，那骂声像空中的塑料袋似的，打着旋儿，飘进我的房间。

不必听到从薄薄的墙壁传来的电视机声音，正在播放娱乐节目。

也不必听到突然响起的喇叭声。那声音希望把所有人都在太阳下山时分赶下楼，检查当日的健康状况。我努力朝着窗户外大喊，“太吵了”。然后我的声音像是晾衣架上没夹稳的被单，晃晃悠悠飘下去，落在车棚的红色铁皮屋顶上，变成一个众人取笑的景观。

无声的城市里，居民得到了内心的安静。

终于可以乐业安居。一部分人，在桌子上敲打着电脑，去生产今日的不重要内容，或是修改着数据库，然后在空闲时间，情绪平稳地阅读社交平台的信息——人们不看新闻的习惯已经保持得很久了——即使直觉告诉他们，大事已经发生，但是没有讨论，网络上没有一点儿声音。

一只鸟儿飞过，城市在寂静里。

我们躺在日落后的公园草地上。

“蝙蝠。”小潘说。

“那是蝙蝠吗？”

“对，蝙蝠的翅膀就是这样的。”

天上的云不动，原本有水波纹的地方也渐渐汇合在一起，拼接成为一张完整的夜幕。树的叶子变成黑色。实际上，躺在野餐垫上的时候，我就已经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旁边，所以视线一片模糊。眼前天空是否有什么生物飞过去我一点也看不清楚，但不重要。我在那刻觉得有些累了。前面他们起哄说要练习下腰和后空翻，我的核心几乎毫无力量，他们两人抱着我的腰，一个人在前面拉着我的手掌，在我无法依靠自己手臂撑住身体重量时，和我说：“抓住我的脚踝。对，抓住它，撑起来。”最后我还是不能说自己学会这个动作了，而且他们三个人也在这次的尝试之后知道这对我来说的确是充满难度的动作。不过小潘还是乐观地总结了一番，“怎样，这个动作是不是能让人心胸宽广？”他示范的时候就向我一再强调，重要的是手臂和肩膀的位置要张开，用这个力量去支撑自己的腰部，“打开你的心胸”，我在心里重复，也许这个动作的确很有用，不过可能我还需要更多时间让心胸变得更加开阔。

我还从没在日落后继续逗留在公园的草坪上。

因为这很没有道理。没有太阳可以晒，为什么躺在这里？

五点，太阳刚下山的时候，我们在另外一片草坪，那是一个游乐区，“勇敢者乐园”，二十块钱，可以玩三十五个项目，攀爬、平衡木、索道之类的。里面几乎都是家长带着那些个头不到一米的孩子们在玩，跑上跑下，除了我们四个成年人，在里面追赶着彼此把几乎每个项目都试了一遍。“魔鬼训练。”小潘是教练。乐园里两个极需依赖核心力量完成的项目，我都在尝试了第一二步之后就很快放弃了。我想起我的小时候，总想象自己一身侠义，能掌握轻功，飞檐走壁，但实际上七八岁的我如果和亲戚或朋友来到这样的场地，我一定是紧张又胆怯地排队在末尾的那几个孩子之一，或者更早拒绝尝试任何令我感到不安、危险的体验，而只满足于当一个旁观者。可现在，我个头一米六，二十八岁，我可以爬上那些绿色的绳索网，我可以踩在木块上水平爬行，而不觉得惊恐。我在玩童年的游戏。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在想可不可以之后的每一天就只需要让自己像现在这样快乐就好了。

在我们玩完所有项目后，在草坪上分食中午还剩下的零食，喝水，还没有歇息多久，前面把我们招徕进乐园玩的门卫已经开始在催促人们离开。“五点了，关门了，把东西都收拾一下。”dj说果然是国企，下班时间真早。门卫是个五十来岁，穿一身深色衣服的男人，他自己已经收拾好了，戴着红色的棒球帽，背一个红色双肩包，有位穿黑裙子的女伴在门口等着他。两人一起确认过小乐园里没有任何游客了，就一齐往大门口走去，身体之间空着一个人的位置，但表情亲密地在聊天。

“下次早点来。”保安前面锁门说，看出我们的意犹未尽。

“整个公园几点关门？”

“你在这里待到十二点也没关系，他们又不可能不让你们出去。六点后只出不进罢了。”公园里也许有人会巡逻，但如果有意躲在里面，这些树林间，也难以被发现。

因而我们路过下一块草坪的时候，又开始摊开野餐垫坐了下来。

“侧空翻还没翻呢，不是要学吗？”

海豹演示了下动作。我拙劣地模仿了。尽管我认为自己的脚没有抬得多高，在空中画出一条弧线，但她们说我已经掌握了。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背靠背站起来？”

“怎么做？”

“就是《欢乐时光》里人们做的那样，你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要相信对方，抵靠着对方的背站起来。”

试试。第一次、第二次，我参与的都失败了。然后他们三个人来了一遍，非常顺利。我又加入了进来。两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三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四个人，背靠背站起来，成功。

我们共同欢呼了一阵。

然后便是在日落后躺倒在草坪上的片刻。草地的湿气比起午后而言明显了许多，三五分钟后，蚊子也飞近了。

“我们走吧。”起身，收拾好野餐垫，放进巨大的白色帆布包内，里面还有我们没有吃完的玉米片、火腿和面包。不过带来的四瓶啤酒已经全都喝完了。

这座森林公园占地据说有将近两千亩，往门口走的时候，身后是黑漆漆的一大片水杉林的影子，我们才意识到一整个下午我们都只在距离公园门口不过四五百米的地方玩乐。

昨夜离开家的时候，我身上带着的东西：钥匙、无线耳机、两片卫生巾、一包扁扁的纸巾、一张口罩和一瓶酒。一升装的12年威士忌。

就是所有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晚上回不去，或者更多天回不去。又或者，我心里知道，但也只能这样潦草地走出家门。

微微下雨，撑着伞走，在暧昧的视线里，小区外面的马路冰冷悄清。前一夜，635弄那一片的商户已经关停，而昨夜提前拉下卷帘门的店铺自然更多。24小时不休止营业的便利店也关门了，留着一道蓝光，而其他的地方，警戒线拉起来了。视野前方，红的蓝的光闪烁着，总是那样，红的蓝的光，交替，危险、恐吓。有一个人从对面走来，不知是偶然回家的居民，还是工作人员，他黑色的身影把灯光打散，迷迷蒙蒙。我在路口停了一会，打算不往前面去，抄一条小径离开这个区域。或许是我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让我此刻想起来，觉得当时那个迎面朝我走来的黑影更像是一个幻觉，在行进到一半的时候，被中途斩断。那个影子就是原本即将迎面撞上的我自己。

前一夜，午夜的巷子口，一辆“春秋旅游”公司的大巴车停在那儿，车身内亮着一排幽蓝的灯光。

旅游？

人们失去了今年的春天，然后是秋天，被严厉、蛮横地禁足在家，而现在深夜突然被要求离开家，安排坐上了“旅游车”。去哪呢。漆黑的、无尽的夜。

我当然又会想起很多别的。

“春秋旅游”，它的名字变成一个恐怖的梦，多少人的生命，按2天、7天、14天计算的方式，累积着，因为一个荒诞至极的春秋大梦而被无端端浪费。

等我走回来的时候，车子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地医疗垃圾。回家，睡觉，醒来，在窗口听见喇叭声：

“17号楼、19号楼，请做好核酸的居民带好随身物品，下楼转运。”

“635弄全体居民，现在开始一小时内全体居民居家。”

头痛欲裂。我在手机里看到照片，我们所在区域左右两边的马路已经被堵住，外卖和快递也只能送到路口，再也进不来。我们又被围困在里面。

等过了几个小时后，从窗口看到马路已经通车，我们短暂出了门，也是因此，在更晚的时候，我带着酒，去附近朋友家吃饭，抓住短暂的松动的瞬间。还没有聊多久天，就在手机上看到照片：小区门口被拦起了警戒线。

朋友说今晚可以住在他们家。我们喝了很多酒，聊天到三点多才去睡。

陌生的床铺，像一艘木船，白色窗帘有时候被轻轻吹动，从外面吹拂进来的凉意带来如同水面涟漪一般的漂荡感，落在伸出被子外的左腿上。我不困，但脑海是空白的，能抓住的似乎只有这种冰冷的感觉，它是全新的。

醒来，我想，我在哪，我拥有什么。回不去的家的钥匙、无线耳机、一片卫生巾、一包扁扁的纸巾、一张用过的口罩。

我能去哪里呢？也许能在朋友家继续住几天。没有衣服，就购买衣服；原本要出差的安排，就此取消，我在手机上告诉合作方这个消息，她很快回复了“理解”，没有任何惊讶与意外，因为已经历过太多次了。她很快为我们把车票退了。我很遗憾，因为我们原本计划要去海岛，这几日已经开始降温了，等这次封锁期过去，海岛的风已经不知道多剧烈了。

我能去哪里呢？也许最后只能自投罗网。走进那条封锁线内，告诉对方：我想回家。我熟悉的房间，那张小床、我散落在木桌上的翻开没读完的书籍、向南的窗台边的植物们。

他们允许了我的进入，然后我不再拥有出去的可能。

想着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懦弱就会像藤蔓一样长出来，我没有拒绝被它们包裹。去哪，都有可能，但又无处可去。等到下一次被炸出家门的时刻来临吗？

我感受着自己的孱弱。它是如此折磨人。它一遍遍提醒着我自己，我什么都没有。

上午刷牙的时候，站在朋友家的盥洗室，拿起牙刷，发现自己并不能特别清晰地能记起昨晚新拆开的牙刷的颜色，是那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它们被一齐放在漱口杯内。我开始彻底被这些生活细节所背叛。它们离开我的脑袋飞行。我又开始想起那个在二十六岁做过的自己的得了阿兹海默症的梦。

我拿起手机，看到上面的图标还停在“飞行”模式上，我不想接电话，在前一日，就已经有五六个陌生号码，既有座机也有手机打来的。同住一个小区的朋友已经和我说过了，居委已经盘问过她在早晨八点为什么没有下楼做核酸了。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对话上面。

我的手机已经开了超过24小时的飞行模式。

我在漫长的飞行。不知道何时落地。

微信群里，人们说小区已经确定有一例确诊，一位七十一岁的老太太，每天的行动轨迹除了家，就是附近的西法华菜市场。在下午的全市疫情发布会上，她作为第二个感染者被公布了信息。而那天晚上我所看到的全小区转运的地点——有消息说，小区内确认了 58 例阳性确诊，工作人员以在小区环境中检测到超标的病毒样本为由，深夜要求大家离开家，坐上门口的大巴车，去酒店隔离——没有任何信息被透露在那场发布会上。

邻居说做好小区要封闭七天的准备，却没人知道应该把哪天算作封闭的“第一天”？

一枚肆意发射的导弹，不偏不倚落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那些领导用四条路名划定了一个范围，当晚整个矩形区域都被安上了绿色铁丝网，整片合围。每一个网格都能就地成为集中营。再也没有安全的地方。

离开家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可能每次都能逃脱。而实际上，我已经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朋友家的黑胶唱片机在放一首我从没听过的歌，我只捕捉到里面的一句歌词，“run run run for your life”。

我不知道下一步，也永远无法想清楚。我感受到恐惧和自责还会从四周侵袭我的内心，即使我如此痛恨这一切。我还是会忍不住要哭泣，但我和我正在滴血的身体，在冷静下来的时候，也都知道，最简单的想法只有一个：“能离开真是太好了。”